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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之所以连续派兵，介入越人内部纷争，是由于当时汉朝人一般认为越“人众兵强，能难边城”[30]，对于汉朝南部边疆的安宁很不放心。建元六年出兵进击闽越时，淮南王刘安曾上书劝阻。击败闽越后，汉武帝派遣庄助，作为特使，向淮南王刘安说明出兵闽越的必要性。 庄助在阐述汉武帝的战略意图时谈到： 今闽越王狼戾不仁，杀其骨肉，离其亲戚，所为甚多不义，又数举兵侵陵百越，并兼邻国，以为暴强，阴计奇策，入燔寻阳楼船，欲招会稽之地，以践勾践之迹。今者，边又言闽王率两国击南越。陛下为万民安危久远之计，使人谕告之曰：“天下安宁，各继世抚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贪据百越之利，或于逆顺，不奉明诏，则会稽、豫章必有长患。且天子诛而不伐，焉有劳百姓苦士卒乎？故遣两将屯于境上，震威武，扬声响[31]。 会稽本来是越人的老根据地，当年越王勾践，在此称雄一方。越国强盛时，甚至曾一度沿海北进到今山东半岛，迁都琅邪，试图争霸中原。秦始皇二十五年，王翦始率军“降越君，置会稽郡”[32]。现在，汉武帝判断，越人“欲招会稽之地，以践勾践之迹”，这当然是对汉朝的重大威胁。 关于闽越对会稽的实际威胁，虽然庄助没有在这里举述像燔烧寻阳楼船那样的具体侵扰行为，但是，在武帝去世后不久举行的著名盐铁论战中，桑弘羊在述说汉武帝所面临的边患时，曾明确谈到，当时是“四夷俱强，并为寇虐”，“东越越东海，略浙江之南”[33]。所谓“越东海略浙江之南”，是指出动水师，从海上侵袭会稽。由此可见，东越对于会稽，是兴师动众，大规模入寇，已经远远超过偷偷燔烧几艘楼船的程度。 淮南国毗邻闽越西北部，当初淮南王刘安在劝阻汉武帝对闽越用兵时，曾根据淮南王国边吏对付闽越的实际经验讲到： 越人欲为变，必先田馀干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边城守候诚谨，越人有入伐材者，辄收捕，焚其积聚，虽百越，耐边城何[34]！ 就地处内陆的淮南国方面的情况而言，刘安这种说法，应当有一定道理。可是汉武帝不仅要考虑淮南，还要考虑会稽。会稽与东越俱濒临东海，而越人是擅长航海和水战的民族，当初其祖先能够远航今山东半岛的齐国，就是赖此长技。如上引桑弘羊语所示，越人完全可以海陆并发，夹击会稽。会稽所受到的威胁，自远远超过内陆的淮南国方面。--这就是在元狩四年向会稽移民之前，会稽边防所面临的严峻形势。 正是缘于这种严峻形势，从庄助的谈话中，可以清楚看到，汉武帝对于会稽的边境安全，是充满警惕并且非常忧虑的。后来击灭馀善后，汉武帝正是因为“东越险阻反复”，担心其“为后世患”，这才“迁其民于江淮间”[35]。 前述建元三年和建元六年，两次对越人作战，都曾从会稽发兵。后来在元鼎六年东越王馀善反叛时，朝廷出兵征讨，横海将军王悦统领的一路兵马，也是由会稽出兵[36]。这说明会稽是汉朝在东南防御越人的重要军事前哨，所以汉武帝会予以特别关注。 会稽的边防形势如此充满危机。而如葛剑雄先生研究所表明的，在秦汉之际“整个江东地区的汉越人口不过二三十万”，到汉武帝时，人口虽然会有所增长，但也不会一下子增加很多。地广人稀，人少自然兵源也少，其军事实力就不免空虚。建元三年庄助到会稽发兵时，会稽太守起初据不受命，直到庄助斩杀掉他的一名司马后，方才顺从[37]。这恐怕也是由于当地可征发的兵力有限，会稽太守担心对付不了越人。 上述历史背景表明，元狩四年，汉武帝利用关东水灾的机会，徙民会稽，与向陇西、北地等西北边地徙民一样，同样是为了充实边疆地区的人力资源，以保障会稽不受越人袭扰。后来在元鼎六年，汉武帝能够迅速平定东越王馀善的反叛，并最终解决越人的困扰，徙民会稽，充实边地的举措，应当在其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具体对比这次同时向西北和东南两处边防重地迁徙居民的军事背景，可以看到，如前引《史记·匈奴列传》所记，徙民西北边地，正值匈奴浑邪王降附之后不久，由于浑邪王的降附，“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才“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并“同时减北地以西戍卒半”。与此相似，据《史记·东越列传》记载，在元狩四年徙民会稽之前十几年，紧邻会稽的瓯越，也是举国降附汉朝，并内迁于江淮之间，会稽得以暂时脱离与越人的直接接触[38]。利用这样相对安宁的时机向边地迁徙居民，是因为徙民实边，不同于征发士卒戍边，假如是烽火遍地，干戈扰攘，谁也不愿冒死前往，即使勉强迁去，也会很快跑掉。所以，必须有一段安定的时间，让移民适应边地的生活。这种相似的移民背景，可以更进一步证实《汉书·武帝纪》所记移民会稽一事的合理性和真实性。 汉武帝徙民会稽，是中国移民史上一项重要事件。大批移民迁入，直接影响到中原的农业技术以及其他文化成分在江南的传播扩散进程。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相互印证，不仅足以证实《汉书·武帝纪》所记元狩四年汉武帝徙民会稽一事，确实可信，从而为认识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历程，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同时还揭示出汉武帝通过移民会稽来巩固东南边防的战略意图，充实了西汉军事地理研究中的一项基本内容，使我们对于西汉东南边防线的建构形式，取得了更为清楚和全面的认识。 [1] 周振鹤《点石成金、披沙沥金与脸上贴金》。见所著《随无涯之旅》，三联书店，1996年11月第1版。 [2] 比较有代表性的著述，如吕思勉《秦汉史》第十三章第四节《人民移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2月第1版。 [3] 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第十章第三节《武帝时徙民会稽辨正》。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案本书有关汉武帝徙民会稽这部分内容，此前曾在1983年 11月，以《汉武帝徙民会稽说正误--兼论秦汉会稽丹阳地区的人口分布》为题，发表在《历史地理》第3辑上。两处所论，大体相同，而《西汉人口地理》为晚出定稿，故本文引述葛剑雄先生观点，俱以《西汉人口地理》为准。又案在葛剑雄先生考订这一问题之前，谭其骧先生在《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一文中，已经怀疑《汉书·武帝纪》“会稽”二字应属衍文，惟仅是猜测，没有论证。谭文原载《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后收入作者文集《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第1般，页13。 [4] 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第四章第三节《人口的迁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案史念海先生此前刊《新秦中考》一文，已经谈到“会稽一郡可能是误文”，文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辑。不过史念海先生早年的看法，却与此不同。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发表的《秦汉时代的农业地区》一文中，在谈到《汉书·武帝纪》这一记载时，明确把会稽列在这次移民的迁入地之中。见所著《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年9月第1版。又史念海先生在1985年发表的《陕西省在我国历史上的战略地位》一文，更清楚指出，这次徙民的迁入地点，分为西北和东南两个区域，东南即会稽郡。文刊史念海先生主编《文史集林》第1集，收入所著《河山集》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5]《西汉人口地理》一书出版后，陈桥驿先生撰写《评<西汉人口地理>》一文（刊《历史地理》第七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特别称道其中关于汉武帝徙民会稽为讹误的考订，“有见地”而且“可信”。 [6] 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见所著《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3年1月第1版。 [7] 葛剑雄先生推测，除崔寔所见《汉书》即与今本一样记有移民会稽一事之外，还有一种可能，为唐人杜佑编著《通典》时，根据唐代通行的《汉书》版本，妄自在所引述的《政论》中加上了“会稽”二字。今案从文献学角度看，似不应存在这种可能性。 [8] 曲颖生《史记八书存亡真伪疏辨》，刊台北《大陆杂志》第9卷第12期。 [9]王利器先生谓古书叙事于篇章间互见之例，始发自《吕氏春秋》，说详《<风俗通义校注>叙例》。见所著《晓传书斋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案《汉书》中此类详略互见的例证比比皆是。如汉武帝元光二年，拟于马邑设伏以诱歼匈奴单于一事，《匈奴传》虽然详细记述事件经过，却将汉朝五大统军将领略书为“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护四将军以伏单于”，这是因为韩安国领护的其馀四位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俱已详载于《武帝本纪》及《韩安国传》。杨树达《古书疑义举例续补》卷一《一事互存二说以徵实例》条，亦列举有多条《汉书》类似例证，可参看。 [10] 参见吴昌莹《经词衍释》卷五。 [11] 见所著《河山集》五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12] 王先谦《汉书补注》卷六《武帝纪》。 [13]《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 [14] 《史记》卷四《周本纪·集解》引文颖语。 [15]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索隐》引高诱语。 [16]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17] 《史记》卷三〇《平准书》。案《史记·平准书》记此事无明确系年，唯紧接着在这一事项之下，记述“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国，东度河”，“西逾陇”。检《汉书·武帝纪》，武帝巡行河东、陇西，事在元鼎四、五年间，故可知武帝诏准关东灾民得就食江、淮间，应在元鼎三年，上距元狩四年外迁关东灾民，已有五年。 [18]《汉书》卷六《武帝纪》。 [19]《汉书》卷六《武帝纪》。 [20]《汉书》卷二九《沟洫志》。又《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下也记载这次河决“灌梁、楚地，故已数困”。 [21] 《史记》卷三〇《平准书》。 [22] 案“县官”指天子或朝廷。《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索隐》：“县官谓天子也。所以谓国家为县官者，《夏官》王畿内县即国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县官也。”又《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颜师古注引如淳语：“县官谓天子。”此点承北京大学历史系陈苏镇教授垂教，谨致谢意。 [23] 《史记》卷三〇《平准书》。 [24] 《汉书》卷四九《晁错传》。 [25] 《汉书》卷六《武帝纪》。 [26] 《汉书》卷四九《晁错传》。 [27]《盐铁论·复古》。 [28]《盐铁论·复古》。 [29] 《史记》卷一一四《东越列传》。 [30] 《汉书》卷六四上《严助传》。案《汉书》因避东汉明帝讳改庄助姓，称“严助”，参见陈垣《史讳举例》卷二、卷八。 [31] 《汉书》卷六四上《严助传》。 [32]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33]《盐铁论·备胡》。 [34]《汉书》卷六四上《严助传》。 [35]《汉书》卷六《武帝纪》。 [36] 《汉书》卷六《武帝纪》。 [37] 《史记》卷一一四《东越列传》。 [38]另据《汉书》卷六四下《终军传》记载，汉武帝元狩改元“后数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众来降者”。案“匈奴名王”应指混邪王降汉事。《汉书·武帝纪》系此事于元狩二年秋。《史记》之《南越列传》和《东越列传》，均未记载元狩初年有越人首领率众降汉事。此时南越正与汉朝廷僵持对峙，双方决裂，一触即发，形势异常紧张，若其“名王有率众来降者”，似应有所记载，故疑《终军传》所记降汉者属东越。若然，则元狩四年汉武帝徙民会稽前，东越的形势，与匈奴更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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