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诚然，有的自由主义理论反对将自由和权利划等号，但自由作为美国历史中的一种经验，的确是通过转化成具体的、实在的权利与豁免而得到体现的。在美国社会的演进中，通过对个人权利的张扬和保护，将强制和压迫减少到较低的程度，使个人的自主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由此可见，要了解英美自由主义，不能仅从自由主义的理论典籍着眼，而要从权利在英美等国的历史演化中去寻找，从大众所理解、所追求、所不断重新界定的自由观念中去探求。如果采取“理论优先”的立场，将阐释自由的自由主义理论视为自由的经典形态，认为只要掌握了洛克、孟德斯鸠、伯克、贡斯当、哈耶克、罗尔斯等人的理论，就把握了西方自由主义的精髓，只要构建出自由的理论就可以造就一个自由的社会，这实际上是一种本末倒置。方纳在《美国自由的故事》中，没有着力梳理西方思想中关于自由的学理性认知，而通盘叙说不同时期的不同群体和个人对自由的理解，以及他们对自由的定义权的争夺。这与那种以理论代替历史、以思想覆盖知识的倾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方纳的这部美国自由史，是实证而非超验的，是辩证而非机械的，它对于中国思想界如何把握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具有毋庸置疑的启迪意义。 同时，方纳也没有忘记提醒读者，美国自由的故事“不是一部有着预先设定的开端和结局的神话般的英雄史诗，而毋宁是一部成功和失败交织的、没有确定结局的历史”。也就是说，美国“自由的历史”并不是“一种直线式的进步”，它是一个并不完美的故事，充满着各种缺失和局限。方纳特别强调美国自由观念演变和自由范围扩展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对自由的历史采取了一种辩证的态度，这对各种美化或理想化美国自由的倾向，具有某种针砭作用。 在美国历史上，对于“自由”的体验往往只是一部分美国人的经历，享有自由的范围长期存在局限。自由曾是一种基于种族、性别和财产的特权，许多人被权力、法律和习俗排除在“自由的范围”以外；对自由的享有曾被附加许多限制性的条件，如理性、财产、爱国、血缘、身份、性别等等，不能满足这些附加条件的人，就被自动剥夺了享有自由的机会。而且，一些人享有的自由，有时是以其他人的不自由为代价的；一些人所宣称的自由，正是对其他人的自由的漠视甚至否认。另外，自由还时常处于权力的威胁之中，特别是当自由的定义权和政治权力掌握同一批人手中时，他们就可以任意将他们需要的东西加进自由的定义，将他们不喜欢的东西排除在自由的定义以外，从而剥夺他们所憎恶的人或组织的权利。从美国的历史经验看，政府利用自由的定义权固然促进了自由范围的扩大，同时也造成了自由的丧失；如果没有民间的自由定义权的制约和抗衡，政府完全可能经常以自由的名义来侵害自由。 还有一个事实同样鲜明地体现了美国自由的局限性，这就是“美国人”的定义给自由带来的民族排他性。在美国历史上，享有自由的范围一直是和美国人的定义联系在一起的。美国人口在种族和族裔方面存在突出的多样性，随着新移民群体的不断涌入，“谁是美国人”这一个问题就一再引起社会的关注。“美国人”不是一个单纯的国籍范畴，也不是基于人种或民族而界定的，它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的内涵，往往与特权意识和自豪感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美国人”的认同标志中，“自由”居于核心的地位。路易斯·布兰代斯大法官曾经宣称，“自由已将我们编织在一起而成为美国人”；一位参与民意调查的无名人士也认为，“当一个美国人就意味着做一个自由的人”。方纳在论述中也诉诸“美国人”的定义，例如，他在谈到革命时代黑人对自由的理解时，说他们“由此变成了真正的美国人了”。可见，“美国人”定义的第一个要素是“自由的”人，是应当享有自由的人；因而自由就变成了美国人的特权，懂得享受自由也就成了美国人特有的秉赋。以此为标准，那些“不自由”或“不配享有自由”的人，就被排除在“美国人”之外；反过来，既然不是“美国人”，不能享有自由也就成为一种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甚至值得想望的事情。从这种意义上说，美国自由承袭了不列颠自由中的民族主义和仇视外国人的成分，而美国人也继承了当年“英国臣民”将自由视为自己的特权的习惯。随着多元文化主义逐渐兴起，“美国人”的范围在扩大，“应当享有自由”的群体也在增多。另一方面，既然享有自由乃是美国人特有的品质，向外输出自由、或者去解放那些“不自由”的民族，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美国人的“责任”。 虽然美国自由定义在不断变动，但定义的方式却有一贯的特点，就是通过假想的或真实的对立面来界定自由。在内战以前，自由往往是通过与奴隶制的对照而加以强调的，奴隶制甚至被认为有助于培养南部的“自由精神”，使白人的自由成为可能。在工业时代，自由与垄断、财富专权处于对立状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自由的对立物跨越大洋，与法西斯及其所象征的暴虐和极权尖锐对立。冷战时代的自由，自然将共产主义推到了对立面。方纳对这种定义自由的“二元对立论”表示不满，认为它“在揭示一部分真实的同时，掩饰了其他的部分，此外还模糊了看起来相互排斥的观念事实上存在思想意识方面的彼此联系的程度。”但问题还不止于此。由于美国人把自由视为人的基本价值，如果通过对立面来界定自由，那么享有自由的人就成为高贵者，而处于奴役或不自由状态的人，通常是因为他们不具备享有自由的品质或禀赋。于是，自由就成为“自由者”的应得之物，成了一种按地位、种族、性别和国籍而分配的部分人的特权。根据这种逻辑，使用契约仆、奴役黑人、将妇女置于依附地位、推行海外扩张、倡导文化霸权，都不仅与自由毫不矛盾，而且还可以用自由的名义而进行。国内学者有时对美国一些价值观念表面的矛盾性感到困惑，在难以得到学理上的确切理解时，就将这种矛盾归结为“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虚伪性”。从自由概念的界定方式来看，这种矛盾性正是上述“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产物。 在方纳讲述的“美国自由的故事”中，读者还可以看到美国自由的其他面相。在美国生活中，自由是一个无可替代的核心观念，被作为一种标准，甚至被视为生活的目的和意义之所在。这表明美国人对于自由的确有一种价值上的崇奉。但是，美国历史中的自由有时还被当作一种全能的工具，被用于“多种多样的目的”。方纳指出：“正如从废奴主义者到当代的保守主义者这些群体所意识到的一样，‘抓住’像自由这样的词，就等于在政治冲突中取得一个具有威慑力的位置。”南部奴隶主集团曾运用自由话语来论证奴隶制的合理性，甚至宣称，“没有奴隶制，自由将是不可能的”。于是，一个存在大量没有基本权利的人口的国家，可以被毫无疑义地称作“自由的帝国”。关于两性的理论和家庭与公共领域分离的观点，长期支持着对妇女政治权利的限制。契约自由的观点曾经是否定和限制工会权利的重要工具。自由的历史经常被官方和某些团体当作“爱国主义”的教材。自由还被商家用作广告词汇：“没有商品的自由交换，就不会有拥有自由的人民”。美国的对外政策也往往借自由之名而行扩张之实；冷战年代的国际关系，更被纳入自由与极权的斗争框架之中。学者们看到这种情形，不免抱怨自由遭到了滥用；[6]但这正是自由的工具性所带来的弊端，而且这类弊端必然损害自由作为一种价值的真实性。 二、思想与学术的渊源方纳在《美国自由的故事》的引言中，简略回顾了他本人的治学道路和最近30年美国史学的发展，为了解《美国自由的故事》的由来提供了一些线索。但是，只有从更宽阔的背景中来看待方纳的写作，才能准确把握《美国自由的故事》在学术和思想上的渊源。 方纳对于美国自由的理解，既体现了他本人的思想倾向，也反映了美国最近数十年舆论气候的变动。方纳对于美国自由史中的缺失和局限的揭示，与传唱已久的美国自由颂歌显得很不合拍，表现了一个真诚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历史洞察力和社会批判意识。方纳出生于纽约一个左派犹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和叔父都曾因立场激进而受到迫害，这种家庭背景与方纳后来同情社会弱势群体的倾向，可能存在一定的联系。方纳曾谈到，他的父亲对他的美国史观发生过影响，使他较早注意到一大批被正规历史教科书过滤掉的美国历史事件、思想和人物。[7]同样重要的是，方纳在学术成长的历程中，经受了民权运动、反正统文化运动、反战运动和新左派思潮的冲击和感染。这些运动在思想主张、斗争策略和目标各方面均有种种差别，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主流价值观和长期默认的习惯、制度提出挑战。这种倾向所营造的思想氛围，并没有随运动的沉寂和思潮的平息而消散，而是继续对学术界的思想取向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方纳的“美国自由的故事”挑战了正统版本的自由史，他反复强调，美国自由的故事不是一部凯歌高奏的英雄史诗，而是既有胜利和成功，也充满失败和缺陷。他揭示了不同人群争取自由的历程的曲折性，展现了自由内涵的复杂性、有争议性和不确定性。他还明确提出，目前在美国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由观决不是美国传统中惟一的自由观”，并否认美国思想中存在一种经典的、正统的自由观念。这也许是该书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的一个重要原因。[8]他所借以重新审视美国自由的资源，主要来自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思想和学术的发展。此外，方纳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谈到，他的写作还受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内政治倾向和冷战后的思想氛围的影响。[9]这为把握方纳的写作意图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也有助于了解他对美国自由的理解是如何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