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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反映方纳的思想倾向的地方，是书中关于激进劳工组织和美国共产党与美国自由的关系的论述。劳工激进分子和社会主义者曾被主流思想认定为“反美”和“非美”的群体，但在方纳的笔下，他们同样是美国自由故事的参与者。他认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社会主义运动正是在自由的旗帜下获得了很大的进展；世界产业工人协会“争取公开表达意见的权利的战斗，为言论自由的观念注入了新的涵义”。在他看来，美国共产党也根本不是美国自由的对立面，美共同样参与了美国自由的界定，促进了人们对于公民自由的理解。于是，方纳就在美国激进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之间架设了一道桥梁，将自由主义视为激进主义的资源。[10]这种观点如果不是横生旁出的“异端”之见，也应当说带有明显的左派色彩。 在美国社会和学术界风行了数十年的多元文化主义，也给《美国自由的故事》打下了明显的印记。美国传统史学注重历史的连续性和直线式演进，将美国历史等同于盎格鲁－撒克逊居民的经历，而对于参与历史运动、或被动卷入历史运动的其他种族和族裔群体，则很少从正面着笔。随着多元文化主义在史学界的影响日益扩大，美国文化的纯一性和统一性遭到了分解，那些长期受到排斥的少数种族和族裔群体，逐渐成为美国历史的重要角色，不仅他们的经历被整合到美国历史的框架中，而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从他们的视角阐释美国历史的论著。如果按照传统史学的路径，美国自由史的主角无疑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少数种族和族裔不会有一席之地。但方纳在讲述“美国自由的故事”时则反其道而行之，写出了一部包容性更广的美国自由史。在这部历史中，黑人、新移民和妇女这些以往被认为和美国自由不相干的群体，对扩展自由的涵义、拓宽自由的范围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自由”不仅是国会山辩论的主题，也是种植园奴隶和城市贫民窟中新移民的热望；不仅是西进移民的指路星辰，也是民权斗士的旗帜。方纳感到，“过去30年来的学术发展已使当代史学家要比霍夫斯塔特以及他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更为明显地认识到，在任何美国史写作中，必须包括不同美国人的不同观点和声音”。因此，在《美国自由的故事》，涉及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群体的内容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各种非盎格鲁－撒克逊人群的“观点和声音”，是推动自由的定义不断变化的重要因素；民权运动和其他少数族裔的斗争，对改变美国自由的内涵具有尤其突出的意义。这样一种自由史，在30年前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美国自由的故事》的上述特点，也是美国史学近期发展趋向的反映，甚至可以说，美国“新史学”的不断成熟，为方纳的写作营造了一种适当的学术氛围。方纳不仅大量吸收了“新史学”的研究成果，而且采用了“从下向上”看历史的视角，以大众的自由观为核心内容，注重普通人争取自由的斗争对美国自由史的意义。他用较多的笔墨描述了底层人群的自由理想和权利诉求，并且明确指出：“自由的含义的建构，并非仅是通过国会辩论和政治论文而进行的，它同样也发生在种植园里、罢工纠察线上、住房前庭和卧室之中”；“推动自由在美国历史上扩展的动力，正是来自这些被排斥的群体按照自己对自由的理解而不断开展的争取享有完整的自由的斗争”。这种自由史的写法，与传统的思想史有很大的区别。在方纳的老师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看来，“美国政治传统”的缔造者是从本杰明·富兰克林到富兰克林·罗斯福这样的政治精英人物；[11]而在方纳的“美国自由的故事”中，则有“一批背景丰富多彩的角色”，既有政治精英，也有产业工人，既有政论作者，也有家庭主妇。按照方纳的论说理路，如果真有所谓“美国自由主义传统”，其缔造者的队伍必定十分庞大，而且成分复杂多样。不过，研究普通人的自由观，必然受到缺乏思想史资料的制约，往往显得不够清晰和具体；特别是在涉及黑人的自由观念时，仍不得不倚重黑人精英人物的言论。 方纳在论述美国自由的演变时，大量运用了种族、性别和阶级这3个分析范畴。这同样体现了“新史学”的影响。美国史学在最近几十年的发展中，分析范畴变得愈益丰富多样，除原来的“阶级”、“地域”、“利益集团”等之外，“种族”、“性别”成了两个得到广泛运用的概念。这些概念所具有的强大的分析功能，使许多老问题显现出了新的意义，尤其是进一步揭示了美国历史的多样性，使许多遭到忽略、压缩乃至删除的历史记忆得以恢复，使原来居于边角的史事产生了中心的意义。方纳运用“种族”、“性别”和“阶级”等分析范畴，将黑人、少数族裔、新移民、妇女和工人的自由观熔铸到“美国自由的故事”的框架中，视之为界定和重新界定“美国自由”的重要资源。他尤其关注黑人、妇女等群体在美国历史的关键时期对自由观念变动所发挥的影响。他还涉及了黑人妇女和劳工妇女对于自由的理解，从而将“种族”、“性别”和“阶级”这3个范畴紧密地结合在起来。 方纳声称要讲述“一个能够连贯而生动地表现美国政治文化以及它特有的政治语言本身演进的故事”，这表现了他的另一个学术雄心：针对美国史学“零碎化”的弊端，他要以自由观念的演变为中心构筑一种综合性的历史叙事。20世纪50、60年代以来，美国史学在专题化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之俱来的是日益严重的“零碎化”问题。美国史学家对这种状况的不满由来已久。方纳的老师霍夫斯塔特，在去世前曾试图以政治文化为中心写一部综合性的美国史；赫伯特·古特曼生前也大声呼唤“新的综合”。方纳作为美国新一代史学家的代表人物，在宏观综合方面颇有建树。他的《重建：美国未完成的革命》，[12]乃是重建史领域的扛鼎之作。不过，写作一部贯通整个美国历史的自由的故事，显然是一项难度更大的工程。一方面，这种时间跨度大的综合叙事，需要一条具有极强的一致性和黏着力的主线，从而使许多看似不相关的史事呈现内在的联系，形成一个彼此联结、易于理解的整体；另一方面，这一综合研究需要对数量巨大而分散繁复的第二手论著加以梳理，从中提炼出可在自己的叙事框架中产生意义的材料和论点。事实证明，方纳具有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思想洞察力，他抓住了作为历史形态的自由观念所表现出的大众性、多样性、包容性、有争议性和不确定性，以此来组织“美国自由的故事”，从而将建国之父和黑人奴隶、知识精英和家庭主妇编织在同一个“故事情节”中，并且使“那些与主流思潮相悖的声音、被否决了的立场以及遭到排斥的理论”产生了不能忽视的意义。同时，方纳在梳理和吸收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方面，所下的功夫也可堪称道。在美国学术界，自由和权利历来是一个颇受关注的课题，关于各个时期的自由观念及其历史演变的专题论著，可谓“汗牛充栋”，有些还是难得的传世佳作。方纳对数千种不同性质的研究文献做了得体的处理，体现了一个成熟的历史学家驾驭材料的深厚功力。 《美国自由的故事》还是对史学过度专业化趋向的一种反拨。19世纪末美国史学成为一个专业性的学科以后，基于档案研究的脚注繁复的专题著述，成为主导性的历史写作方式。专业化固然是史学在学术上走向成熟的必要途径，但过度专业化则使之不断远离大众，成为纯粹专家之间的对话。方纳作为美国史学界的前沿学者，对这种局面自然不能无动于衷。他的《美国自由的故事》虽然同样包含专深的知识，但他有意写成一部可以进入大众阅读视野的作品。仅看书名，就可体会方纳这方面的用意。他没有采用“美国自由史”（a history of american freedom）一类的标题，而巧妙地借用了“故事”这个字眼。历史（history）本来就是一种故事（story），历史学家本是“讲故事”（story-telling）的能手，这样才能展现史学的魅力。方纳用他那种清晰流畅的文笔、简洁明快的叙述方式和深入浅出的理论阐释，讲述了一个以大众体验为中心线索的美国自由的故事。当然，他对大众性的追求，并不是以牺牲学术性为代价的；相反，书中那种平实中性的行文和翔实丰厚的参考文献，乃是方纳在学术上执著和真诚的标记。 另外，《美国自由的故事》也可视为方纳学术生涯中一个水到渠成的阶段性小结，是他在美国史领域长期探索的结果。有的中国学者注意到，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一流历史学家”的学术生涯，通常是“从微观探究起家”，最终走上“高水平综合思考的升华性的学术道路”。[13]方纳走的正是一条这样的道路。本书译者王希在“译后记”中，简要而系统地介绍了方纳的治学之路和史学成就。[14]从《自由土地、自由劳动和自由的人》[15]到《重建：美国未完成的革命》，再到《美国自由的故事》，方纳大致用了30年时间走过了从专家到大家的成长道路。他的这部美国自由史，已经超越西方学术史上的许多类似著作。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立志要写一部《自由史》，可是出于种种令后人揣摩不透的原因，他最终没有完成这一计划。[16]法国作家贡斯当讨论过“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的差别，字里行间透出历史的意蕴，但毕竟不是系统的历史著述。[17]方纳的著作以自由观念的演变为经，以不同时代的权利状况为纬，是一部比较系统的美国自由史，可以作为了解西方自由的一种富有价值的史学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