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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袁世凯的军事思想袁世凯的军事思想产生于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成熟于20世纪初的大规模编练新军时期，与其军事活动相始终，其丰富的军事思想，大体包括如下的内容： （一）学习西方，改革军制 甲午战争的失败，中国海陆军队的败绩，湘淮军的腐朽，引发了战后中国改革军队的热潮。作为淮系的一员，且直接参加了辽东战役的袁世凯，对中国军队的弊端更为了解，所以战后他积极主动地总结战争失败的教训，要求学习西方，改革军制，练兵自强。早在1895年4月，他在致李鸿藻的信中就表露了这种思想。他说：“此次军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纷歧，纪律废弛，无论如何激励亦不能当人节制之师。”“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汰戎兵，节糜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亟检各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为数大枝，扼要屯扎，认真整励。并延募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配改革，着为成宪。必须使统将以下均习解器械之用法，战阵之指挥，敌人之伎俩，冀渐能自保。仍一面广设学堂，精选生徒，延西人著名习武备者为之师，严加督课，明定官阶，数年成业，即检夙将中年力尚富者分带出洋游历学习，归来分殿，最后予以兵柄，庶将弁得力而军政可望起色。”[1]这实际上是袁世凯学习西方、改革中国军事的总的设想 袁世凯的这一思想，在不久他上督办军务处大臣书中，表达的更为清楚和简洁。他说：“窃查此次军兴，往往易为敌乘，迭见挫败者，虽由调度之无方，实亦军制之未善，若不权时度势，扫除更张，参用西法，认真训练，则前车之鉴，殊足寒心。”[2] 袁世凯学习西方改革军制的思想，是其军事思想中的主要思想，这就抓住了中国军事改革的要核，因为在此之前的洋务派的军事改革，虽然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以西式武器装备，采取西法练兵等，但在军事制度上没有突破，仍然沿袭封建旧规。袁世凯则不然，他在学习西方，改革军制思想的指导下，开始了他的一系列的军事改革。在军事制度上抛弃了湘淮军的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的建制，而确立起以镇（师）为基本作战单位；将传统的单一兵制改造为步马炮工兵辎重等多兵种的合成兵制；学习和改造西方的常备兵制，确立起中国的常备兵、续备兵和后备兵制等。袁世凯创办的军队，沿袭德国军制，又根据中国实际加以改造，以一万二千人为一分军（即一镇），马、炮、工等包括在内。“步队八营，计八千人；炮队两营，计两千人；马队两营，每营五百人，计一千人；工程队一营，计一千人，共计一万二千人。步队为主，炮队辅之，马队巡护，工程队供杂役。”这种多兵种的合成军制，各兵种协同作战，密切配合，更好地发挥武器效力，从而保证一军最高战斗力的发挥。在新军的组织机构上，袁世凯也模仿西法，设督练处，即新军总部，袁世凯自任督练官，下设参谋营务处、执法营务处、督操营务处，各处设总办及职员若干人。还设有教习处（后改洋务局）、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军医局等军部直属机关，具体负责训练、运输、军械、辎重、军法、医疗等方面的工作，这些新式的军事和参谋机构，不仅首次在中国军队出现，而且体现了专业化、科学化。军事管理的科学化，同样有利于军队战斗力的发挥。 袁世凯后来制定的《常备军制略》，规定了一军中上下级的名称及编制规模、兵种配制、全军官兵数目，“平时编制以两镇为一军，每镇步队二协，每协二标，每标三营，每营四队。马炮队各一标，每标均三营，每营马四队，炮三队。工程队一营，每营四队。辎重队一营，每营四队。步炮工每队皆三排，每排三棚，马队两排，每排二棚，辎重队二排，每排三棚。各种队伍每棚目兵十四名，计全镇官长及司书人等七百四十八员名，弁目兵丁一万零四百三十六名，夫役一千三百二十八名，共一万二千五百十二名。”其营制军、镇、协、标、营、队、排、棚和现代的军、师、旅、团、营、连、排、班已经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不过军的编制不常设，以镇为一个独立单位，待国家有重大事故，外敌入侵或爆发人民起义，临时调配两镇为一军开赴前线。袁世凯在军制上的重大改革，使中国军队走出了中世纪，迈上了近代化道路。 （二）重视对军事人才的培养 袁世凯军事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他非常注重培养新军将领，在练兵的同时确立其军事教育体系。他的这一思想，贯穿于他军事活动的始终。他清楚地认识到，学习西方，创建中国的新式陆军，最关键的就是培养将才。他说：“三军易集，一将难求，将非其人，以卒予敌。方今泰西各国，相尚以武，相竞以智，兵皆知学，将皆考升，牙校偏裨，胥明方略，良由材经造就，学有本原。以视一勇之夫，凭恃血气，矜尚膂力者，其为优劣，盖较然其不侔矣。”[3] 中国长期以来的靠刀、枪、弓、箭选拔将才的办法已经大大落伍了，西方军事科学、军事技术的发展，需要新兴的军事人才，新兴的军事人才要靠军事学堂来培养。袁世凯的认识高人一筹，他从小站练兵时期开始，就在军中设立军事学堂，培养新兴军事人才。他说：“练兵首重将才，选将必先学术。诚以智、仁、信、勇、严五者为将之道，缺一不可。……方今泰西诸邦，争雄海上，非连横则约纵，非玉帛则干戈，其兵制兵械，既日新月异，而于天文、舆图、测算诸学，尤孜孜讲求，不遗余力。其所以然者，亦风云使之耳。本督办奉命督师以来，每念国事维艰，思所以挽弱为强，未尝不昕宵增虑。因为务本求原之计，筹设德文、步、炮、马队各学堂，以讲求武备。诚冀今日学堂出一人才，即异日天下多得一名将。”[4] 在20世纪初的扩练新军中，袁世凯更感到培养将才的重要性，他清楚地认识到：“讲武为今日急务，选将为讲武要图，而学堂又为将才所自出，莫不于此加意讲求。臣因时艰才难，是以分设随营学堂，冀可广储干城之选。其自军谋、战略以逮算学、测绘、营垒、枪炮、阵式、操法，旁及德国语言文字，一切外场内堂功课，靡不分门授习，日积月累，以竟其程途。”[5]随着新军的大量扩充，早期的随营学堂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袁世凯根据形势发展，创建了各种形式的军事学堂，有短训、速成、普通三大类。短训类有北洋行营将弁学堂、测绘学堂、参谋学堂等。速成类有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北洋陆军师范学堂、陆军军医学堂等。普通类有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陆军大学堂。袁世凯创办了2所陆军小学堂，1所中学堂和1所大学堂。大学堂称之为北洋军官学堂，讲授各种高等兵学，“虽不居大学堂之名，而已着大学堂之实也”。[6]北洋军官学堂的目标，主要培养高级指挥人才。但鉴于当时的实际，主要是设立小学堂，以应初级军事人才之急，为军事教育打下基础。他说：“各国兵制，考求至精，学堂有等次高下之不同，学业有课程浅深之互异，必须层次递进，未容陵躐而施。臣伏查今日中国情形，参考东西洋各国章程，谨将学堂分为三等：曰小学堂，曰中学堂，曰大学堂。合计通筹以十二年为卒业程度。现在中国风气初开，根柢尚浅，中学、大学规模虽不可不备，而阶级断难以骤跻，只可从缓建立。为今之计，惟有赶紧兴办小学，以为造端之基。并拟别设速成学堂一区，以为救时之用。庶几按期进业，循序程功，既可收捷速于目前，仍可期大成于异日。[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