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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是《历史研究》自１９９６年起创设的一个新栏目。应该说，由在海内外学术界有广泛学术影响和崇高学术品位的《历史研究》开办世纪回顾的专栏，实不失为一大可歌可颂的益举和盛举，因为以此为枢纽，前后左右，融会贯通，即可及时追踪、全面反映、认真总结中国史学的世纪行程，这是世纪之交中国史学自省意识觉醒的重大界标。惟有如此，顾后瞻前，登高望远，我们才可以迎接新世纪的史学的太阳。 由南开大学教授张友伦先生撰写的《美国史研究百年回顾》（以下简称《百年回顾》），就是前述“２０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专栏最新刊出的长篇专论（《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我本人立即为之所吸引，拜读再三，除了多方面的收获，还有一言难尽的感触。 一 不知从何时起，也不知缘于何故，在我国的历史学界特别是在世界史研究界当然也包括美国史研究界，人们长期以来对晚近本学科学术史的学理性研究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抵拒心理。虽说我们出版了不同版本、不同作者、不同名目的《中国史学史》，但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或变相的古代（晚清以前）中国的史学史，近年来开始有有心人注意到或着手开展近代中国史学的学术研究，并出版了吴泽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张岂之教授担纲撰写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已故俞旦初研究员的个人专集《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等力作，但也仅只是可喜的第一步。而对当代中国历史学特别是晚清以来世界史学科（包括地区史国别史）艰难发韧、发展的历程的总结，虽也有个别学者进行过一些可贵的尝试①，但基本上还处于待开发的空白状态，至于从学术史的新视角进行严肃认真的探讨则几乎还没有人尝试过。与此相伴相生、甚至互为因果的另一现象是，绝大多数人不仅自身对这种原本不可或缺的晚近学术的清理不以为然，而且还善意或恶意地对其他少数人的类似工作评头论足、指手划脚，认为这不是“做学问”或“不上档次”等等，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人为地制造了学术的空白地带。这一后果的严重性已开始逐渐暴露出来。 具体就我国的美国史研究界的情况而言，也不例外。尽管近年来已有部分学者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②，还有人开始进行一些初步的摸索和尝试，并初见成效③，但依然是大有文章可做，特别是某些人的成见与偏见的主动或被动消除并非旦夕之功，故依然任重而道远。 正是在上述社会心理和学术背景下，当读到《百年回顾》时，确实是收获、感触兼而有之。我个人之非常看重这篇文章，是基于其直接的学术价值和潜在的历史意义而言的。首先，该文刊于《历史研究》这一中国超级学刊的“２０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这一特定专栏，因其“天时地利”这一特殊机遇，将格外受到海内外学界首先是美国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其次，该文系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活跃于我国美国史研究界前台的张友伦先生之手笔，张氏退休前长期担任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又长期出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１９８６－１９９６），有《美国工人运动史》等著述多种，因此与其他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同一主题的类似成果相比，《百年回顾》一文因“人和”这一因素也同样将受到有关人士的充分尊重。比如，美国同行欲了解中国美国史研究的过去与现状，此文将极有可能 成为优选文献。再次，无论是赞同、不尽赞同甚或反对文中的一些描述、判断或评论，《百年回顾》本身的学术史地位是绕不过去的。最后，与以往有关论著相比，该文的确谋篇不凡，其学术时空前所少见。透过文章的字里行间，看得出来，作者的写作态度、行文的轻重缓急，也确实是费了心血、大致是有其定法、独立一家之言的。 二 《百年回顾》的价值和意义当然不止以上几点，不同的读者从不同的层面还可以得出其他的观感或印象。本文想在这里着重讨论的是，由《百年回顾》还可获致哪些文本以外的收益？也就是说，“对研究的研究”（资中筠语）这一学术苦旅的全息性的学术观照，如何才能成为可能和真实？ 在相对有限的篇幅内，如何尽可能地全面展现美国史学科的世纪行程？这是首先不能回避的难题，也是一大挑战。《百年回顾》一文，纵横交错，生动活泼，对晚清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美国史研究状况加以描绘和评论，给人印象甚深。 在对我国的美国史研究进行百年回顾时，据不完全统计，张友伦先生在文章中从不同角度介绍、论述、列举了大约１０１位中国学者的７９篇文章、７７部著作（文集）、１９部译作。不过，出自这１０１位学者手笔的１５６种论著（译作除外），分布显然有失平衡，比如，单是其中的１０位学者即囊括了６５种（著作２７部、文章３８篇），约占总数的４１％。 与此同时，《百年回顾》中似乎还疏漏了一些代表性学者的代表作，已有的某些论列之作亦未必适当。兹仅就个人管见，吹毛求疵，试作如下说明或补充或商榷。 其一，《百年回顾》一文的侧重点显然不在晚清和民国时期，故该部分的述评显得相当单薄。有的地方尚有待增补或改进。举例而言，文章开篇伊始谈到晚清情况时，举出容闳的《西学东渐记》，并说它“尤有参考价值”，其实该书作为容闳的个人回忆录，虽涉及其旅美经历，但对美国本身的介绍则相当有限，又因为原系作者用英文写成，故其在晚清流传不广。相对说来，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倒不失为“尤有参考价值”，但被《百年回顾》忽略了。还有把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当作不同作者的不同著作的情况，如１４９页第二节谈到“美国的传教士高理文还在华人协助下翻译出版了《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紧接着在第１５０页第一节又举出了“裨治文的两卷本《联邦志略》……”实际上，裨治文、高理文虽译名不同，但实为一人，即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其所著《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系目前所知第一部中文美国问题专著，清人文献中亦作《美理哥志》、《合省国志》等，初版于１８３６年，因生逢其时，后数度易名再版，如《亚美理格合省国志略》（１８４４年）、《亚美理驾合省国志略》（1846年）、《大美联邦志略》（1862年）、《联邦志略》等。第１５０页第三节介绍到华盛顿会议时曾列举了《太平洋会议之参考资料》等著述，但我觉得，周守一撰《华盛顿会议小史》（３５４页）是一部相当厚实的著作，自１９２２年上海中华书局初版后，到１９２８年已印行６版。第１５０－１５１页举出了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一些著译作，但似乎还不足以显示该时期美国史著述的全貌，因为至少以下各有千秋、各具特色的论文、著作、译作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如钱智修的《威尔逊新自由论》④、史国刚《美国宪法之背景及其特点⑤、吴清友的《美国工业化过程之分析》⑥等论文，无论其选题还是立意，给人的印象甚深。著名学者胡适的《美国的妇人》⑦，本是其１９１８年９月在当时的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一次有名的讲演，这大概也是中国人最早专门介绍美国妇女的有价值的文章，应当给予重视。留美学者、民族学家吴泽霖的《东方人在美国所处之地位》⑧及法学家丘汉平的《美国排华之过去及现在》⑨，堪为传世之作。政治学家张金鉴撰《美国政治思想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张培均撰《美国市政之革新》（上海新中国建设学会1936年版）和张金鉴编撰《美国之市行政》（南京正中书局１９３７年版），即使按照今天的学术眼光判断，也属有重大学术价值的上乘之作，后两者还可以看作是国人研究美国城市问题的创始之作。叶建柏编撰的《美国工商发达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版）是出自中国人之手的第一部有价值的美国经济史专著。对罗斯福新政的研究，吸引了当时相当多政论界人士和学者的注意力，涌现了大批的有相当深度的学术价值或思想价值的论文、评论（10）和专题著作，其中后者至少有王纪元著《美国经济复兴运动》（上海生活书店１９３３年版）、何炳贤与陆忠义合撰《美国复兴问题》３册（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版）、蒋恭晟编撰《美国复兴运动》（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版）和孙慕迦编撰的《美国经济复兴与政策》（南京正中书局１９３７年版），既来之不易，又难能可贵。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至少还应提到，李祥麟撰《门户开放与中国》（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版）。著名学者王造时译的《美国外交政策史》（j.h. latane著），先是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３月《万有文库》之一（８册），旋即于１９３６年８月收入《汉译世界名著》丛书（９５１页），1937年又纳入该馆《大学丛书》（８６３页），影响广远。至于其他有价值的名家名著的翻译，不能不特别提到以下三种：陈建民翻译、商务印书馆初版的《美国革命史》（g.o.特勒味连著）计４卷、１２册，初系《万有文库》之一，1937年３月初版，到１９３９年９月即再版，同年１１月又纳入《汉译世界名著》丛书（４册）；陈瘦石翻译的《美国资本主义之胜利》（哈克尔著，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６年初版）；何希奇翻译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观》（比尔德著），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９年初版。该时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万里的《华盛顿》、孙毓修的《富兰克林》、钱智修的《林肯》等知识性读本，更是一版再版，脍炙人口。无论如何，这都是我们的前辈先人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甚至是特殊的艰难困苦和心血的结晶，张友伦先生感慨说，“这一切都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值得珍惜，但毕竟太少了”（第152页），我基本认同这一说法，但想把这一句话中的后半段颠倒一下语序，即：民国时期学者们对美国史的惨淡经营，可能论著数量“太少了，但毕竟值得珍惜。” 其二，对１９４９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美国史研究的回顾，也想提出几点意见。我国学者对美国的整体认识、美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以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为时间标志，较之以往有了转折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抗美援朝及全国范围的“仇视美帝”、“鄙视美帝”、“蔑视美帝”思想教育运动的大规模开展，即使是纯学术活动也难免沾染上时代的痕迹，在今天视之或许是不正常的，但在当时又恰恰是正常的。（11）其后是一代人之间的中美热战与冷战，加上两国内部政局的变乱等因素的刺激，使得和平时代的美国史研究一直处在动荡颠覆之中而不能自拔。对此，《百年回顾》的总结可谓恰如其份：“从新中国成立到七十年代末期以前，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在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努力下，取得了引人嘱目的成就，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是它在多变的政治大气候的影响下，历经曲折，甚至被迫中断。由于‘双百’方针不能贯彻落实，人们的思想被禁锢，美国史研究除了反映那些能够配合形势需要的内容之外，几乎都是‘禁区’。‘左’的影响已经深深渗透这个学科，研究领域十分狭窄，对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也往往受这种影响而缺乏实事求是。”（第１５４页）不过，沉埃落定，沙里淘金，我们仍可以找到某些纯粹意义上的美国史学术精品，除了《百年回顾》中已经评述过的黄绍湘著《美国简明史》、卿汝楫著《美国侵华史》、刘祚昌著《美国内战史》、杨生茂《“新边疆”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兼论美国“边疆史学派”》等老一辈专家的论著外，至少还可以列出经济学家厉以宁的《美国“新政”时期的反农业危机措施》（《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６３年第５期）、已故历史学家罗荣渠的《门罗主义的起源和实质》（《历史研究》１９６３年第６期）以及英年而逝的经济学家吴承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的特征》（《学术月刊》１９５７年第１１期）等论文，均高出流品甚多，可以说是经得起时间和实践考验的学术佳作。 顺便指出，《百年回顾》在谈到五十年代中美关系史研究中“比较系统和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代表作时曾有胡绳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第152页）。这确实“是一本富有特色的书”（12），但第一，它写成于１９４７年、初版于１９４８年，它属于解放前而不应归入五十年代，尽管直至１９７８年，该书仍一版再版。第二，它虽也涉及到中美政治关系史，但其主干毕竟不在于此。据作者自述，“在本书中所要着重说明的，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怎样在中国寻找和制造他们的政治工具，他们从中国的反动派统治者与中国人民中遇到了怎样不同的待遇，一切政治改良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者的幻想怎样损害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等等。”（见初版“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