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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彩票是近代社会转型期的一个伴生物，源于西洋舶来品的吕宋票。从19世纪七十年代吕宋票行销中国，至1911年《大清暂行新刑律》出台禁绝彩票的条令，此为中国彩票史上的第一个发展周期。其间，对于不同阶段不同名号的彩票，晚清政府与社会媒体之间经由或主禁或主弛的态度差异转化。文章通过对此过程的大体呈现，拟由彩票这一细微之物观照出晚清统治日趋式微的暮态。与此相反，近代媒体作为传统社会大一统公权体系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开始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并在当局施政过程中发挥舆论监督的功效。 最早在中国销售的彩票是菲律宾创设的“吕宋票”。对于吕宋票的创设之由，媒体报道因其国弱民贫，兴办公益款项不支而设。对于吕宋票，国人经由置疑到趋之若骛，至19世纪80年代末，更是出现“销售于沪上者过半”之盛况。 吕宋票在华的风靡，引发了晚清官府与社会媒体对其的差异态度，主要表现在对吕宋票“迹近赌博”有伤风化与“为诸善举”彰显道义文化的不同认知而导致的不同之见上。基于这种不同视阈的认知，出现了对吕宋票主禁或主弛的态度反差。 在官府看来，来自西洋的吕宋票虽无赌博之名，究有赌博之实。故吕宋票自传入中国伊始，便屡屡遭遇各地当政者甚至最高权力中枢的禁售之令。1881年，汉阳太守谕令禁售吕宋票。次年，湖北沙市、宜昌等地亦申禁售吕宋票。1883年，苏松太兵道亦下令严禁售发吕宋大票。随后，朝廷也谕令地方大员，要求对贩卖吕宋票者以赌博罪严惩不贷。 概言之，晚清当局禁售吕宋票，原由有三：其一，官方认定吕宋票之行销有似聚赌，不利于风俗人心。其二，国人对吕宋票趋之若骛，致使民财俱耗，国资外溢，于本国形成一大威胁。其三，伴随吕宋票而兴的小票滋生，流弊无穷。 与官府视吕宋票为赌博而严加查禁不同，其时舆论一定程度上却是认可吕宋票的因善举而设。近代灾荒频繁，筹资助赈成为其时一个急迫的问题。一部分人士有见于吕宋票聚资较易，倡议仿效开办中国自己的义赈彩票。《申报》登文为之倡导，建议发行中国的“筹赈彩票”，《湘学新报》甚而建议仿效吕宋票之法以集资偿还国债。这超越了对吕宋票性质认定道德上的争议，而是从开办动机与筹资的实际功效出发来看待吕宋票。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西洋吕宋票，其时官府主要是立足于政俗风化，将其雷同赌博，而采取禁绝之态。而其时社会媒体舆论则多从吕宋票“为诸善举”的功效论之，不仅持认可之态，还突破传统重义轻利较为狭隘的内涵而主张代之以时代之“大利”、国之“公利”，从而主张效仿之。 晚清以降，灾害频仍，尤以19世纪70年代末的丁戊奇荒为甚。为了救助灾民，社会各阶层民众，纷纷以各种方式加入“助赈”之列。这一方面体现了国人乐善好施，另一方面也在于一种为善得福的心理期许。所以，其时一切统摄于“助赈”“济灾”这一名义下的行为不仅能在传统文化资源中寻得支撑，还能得到社会各阶层最广泛的心理认同。正是如次，仿吕宋票而设的助赈彩票不仅得到了媒体舆论、社会民众的认同，还获得了官方的默许甚或是允准。 随着各家赈所接受的助赈物品愈积愈多，如何将之尽快转化为赈款遂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1879年9月，上海协助晋赈公所率先推出了“变资助赈彩票”，就已见的资料中，此次的售彩可被视为近代国内首次公开仿效吕宋票而发行彩票的尝试。 开办者称此次“变资助赈彩票”乃是因“难济急需”，不得已“仿泰西之法设立”。这表明了义赈士绅们对“彩票”这一被官府认定为“迹近赌博”的新生事物所持的审慎态度，故着重强调动机与结果的“善举”性。而“济赈需，功德无量”的倡导表明“成全善举”是士绅们为自己“涉利”行为寻找的一种道德凭借。这微妙地揭示了近代化过程中士绅道德价值观念上的一种隐性变化，即在“义”与“利”的夹缝中寻求“从利”的心理平衡。同时这也揭示了在近代转型过程中士人们更加务实的价值取舍，显示了其道德体系的一种过渡性特质。 应该说，这次变资助赈彩票的发行相当成功，并且这一新的筹款方式很快得到了其他赈所的响应，各样名目的助赈彩票纷纷创设。对于这一明言仿泰西之法设立的助赈彩票，官府未加以干涉。不仅如此，随着事态的发展，当局甚至开始参与其中。1899年2月，“沪地官场”以“各地遍灾，待赈甚急”为由，禀请南洋大臣“仿照吕宋票章程出售筹赈彩票”，这一超越传统官赈的筹赈新法得到南洋大臣的允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方对彩票态度的转变。 在经商人试办数月之后，南洋大臣暨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商人请设筹赈彩票片》，请设江南义赈彩票，获得硃批允准。这不仅为江南义赈彩票提供了一种合法性的保障，更表明了官府对彩票的立场与态度的转变。 与官方改变态度，认同助赈彩票相呼应，其时媒体为了帮助筹集义赈之资，舆论更是大篇幅的劝说创设助赈彩票。在传统社会，赌博是一种被法律禁止、遭舆论谴责的社会恶习，赈灾则是历来受政府扶持鼓励、民众认同欢迎的善行义举。故在“以济赈需”“为诸善举”的名号下，助赈彩票蒙上了一层光环，获得了当局与舆论的共同认可。由此可知，对于近代彩票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寻求其合法性的道义资源---公益性、社会性，以规避其的“迹近赌博”。 20世纪初叶，随着庚子赔款的巨额分派，张之洞在湖北创设签捐票，开启了近代官办彩票之滥觞，各省掀起以“善后赔款”为名义纷纷奏设彩票的高潮。随着新政的推行，以四川为代表，又出现了奏请开设以“新政筹款”为名号的彩票。此时的清王朝已然是日暮西山，除了一一允准外，别无他法。不仅如此，甚或出现了朝廷开设国家彩票的臆想。尽管因着各种原由，国家彩票最终无果，但上行下效，朝廷的举动无疑给各省督抚乃至州县官员开办彩票以极大刺激。各色名目的彩票如雨后春笋。晚清彩票，作为意在敛财的“筹款之新法”，层出不穷，愈变愈奇，肆行泛滥开来。一些州县官吏在去任之时，特籍彩票以敛资。大量破产之企业也纷纷借开办彩票作为抵偿债务的有效渠道。在千奇百怪的彩票中，让人大跌眼镜的莫过于妓女彩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