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后期，中央政府放弃了对楼兰地区的经营，鄯善国势力进入楼兰，楼兰佉卢文书的发现以及学者对这些文书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71]。楼兰放弃之后，高昌可能也会放弃。但这种局面并没有保持很久，前凉早期就已恢复对楼兰地区的统治。对于前凉楼兰史，学者通过整理研究楼兰简牍，已经有了相当多的了解[72]。我们现在仍然把目光投放到这一时期楼兰与高昌的交通问题上。这里要提到“李柏文书”。1909年日本僧人橘瑞超在楼兰发现的前凉西域长史李柏致焉耆王龙熙的书信草稿两件[73]，即所谓李柏文书，受到学者们极大重视。今录文书之二如下[74]：
    五月七日海头西域长史关内侯
    柏顿首顿首阔久不知问常
    怀思想不知亲相念
    便见忘也诏家见遣
    来慰劳诸国此月二日来到
    海头未知王问邑邑天热
    想王国大小平安王使
    □□俱共发从北虏中与
    严参事往不知到未今
    遣使苻太往通消息
    书不尽意李
    首顿首
    《晋书·张骏传》：“西域长史李柏请击叛将赵贞，为贞所败。……竟以减死论。”孟凡人先生认为，李柏文书写于击叛将赵贞之前，写信的目的，是为了联络焉耆，为出兵攻击赵贞作准备，时在325年[75]。案赵贞是驻屯高昌的戊己校尉，对张骏似乎有点离心，所以李柏要建议攻击他。根据文书内容分析，李柏刚刚从姑臧返回楼兰，他到姑臧可能就是为了同张骏商议击赵贞，得到同意后即回到任所着手准备。文书中还提到焉耆使者与“严参事”一起，“从北虏中”往焉耆。从凉州到焉耆，便捷又安全的路线是经楼兰道，为什么这里需要迂回“北虏”之地呢？看来也是为了击赵贞而安排的外交活动。北虏，指东部天山一带的鲜卑或由鲜卑所控制的其它游牧部族。赵贞驻屯高昌，与伊吾及车师后国故地的“北虏”接界，因此攻击赵贞，需要处理好吐鲁番周边地区的问题。
    李柏向赵贞发起军事进攻，唐长孺先生认为在东晋太宁二年（324）[76]。无论李柏这时是否与焉耆达成联盟关系，他不太可能假道焉耆去攻击赵贞。李柏进兵的路线，当然只能是经由墨山国之路，向北翻越库鲁克塔格，直接进攻高昌。我们不知道赵贞与李柏的军事接触究竟发生在什么地方，可能在高昌城下，也可能在李柏进兵的路上，后者的可能性最大。李柏兵败，退回楼兰。楼兰与高昌的联系因而中断。三年以后，即东晋咸和二年（327）[77]，前凉又一次进攻高昌，赵贞被擒，前凉于其地置高昌郡。前凉这一次出兵，自然也是经由墨山国之路。
    高昌置郡后，似乎在吐鲁番盆地并存着三个互不统属的机构，即车师前国政府、高昌郡和戊己校尉营。驻屯楼兰的西域长史营，在与吐鲁番这三个权力机构的关系中，可能扮演着很特殊的角色。随着前凉对鄯善、焉耆用兵，楼兰的战略地位越发突出。也可能就是因此，西域长史改号曰西域都护，提高了级别[78]。东晋永和元年（345），前凉设沙州，下辖晋昌、敦煌、高昌三郡及玉门大护军、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三营。在这一军政格局下，墨山国之路的重要性，乃是不言自明的。
    前凉之后，从历史文献中所能知道的关于墨山国之路的使用情况，已经不多。本文开头提到的吕光西征，即使不先至鄯善，也不可能避免经由墨山国之路。由于伊吾路为鲜卑控制，焉耆依附狯胡，所以要到车师和高昌，只剩了这一条路。我们在前面强调吕光大军先至鄯善，后到楼兰，还出于一种对楼兰地区交通线变迁的推想：很有可能，从西汉到前凉，由于孔雀河流入罗布泊的水口缓慢地由北向南摆动，孔雀河尾闾地带的绿洲也随之发生了由北向南的摆动。西汉遗址集中于罗布泊以北（以土垠为中心），而东汉至魏晋十六国时期的遗址，集中于罗布泊西北地带（以LA为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发生这样的地理变化，自然影响到交通线的变迁。西汉时期经常使用的穿越白龙堆至土垠向西的路线，到东汉以后，其地位很可能已经下降。而出玉门关经阳关绕道罗布泊西南至鄯善，再经喀拉库顺湖岸绿洲，沿罗布泊西岸北行到达LK、LA（楼兰城）的路线，似乎更适于已经变化的罗布淖尔地区的地理环境。当然这只是一个猜想，还有待考古调查的证实。
    北朝以后，随着孔雀河改道，楼兰地区自然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楼兰绿洲消失了[79]。442年沮渠无讳受高昌太守阚爽降，将家户自鄯善奔赴高昌。《魏书·沮渠蒙逊传》：“无讳留安周住鄯善，从焉耆东北趣高昌。”可见这时从鄯善到高昌不再经由墨山国之路了，沮渠无讳所走的路线，很可能就是今天南疆的所谓“绿色走廊”。楼兰绿洲的消失是交通路线发生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但是，我们不能根据北朝以后的地理和环境状况，忽视在孔雀河改道、楼兰绿洲消失以前，墨山国之路曾经发挥过的重要作用。
    五、墨山国与墨山国之路
    墨山国的所在，依据《汉书·西域传》提供的与焉耆、危须、尉犁等国的距离及相对方位，最早由格伦纳德（Grenard）提出应当在库鲁克塔格西部[80]。1915年春，斯坦因从吐鲁番出发，跨托克逊河，向南直接翻越库鲁克塔格，深入库鲁克塔格腹地，进行了多方面的科学考察，并详细记录于其名著《亚洲腹地》一书中[81]。其中他对辛格尔（Singer）及兴地（Shindi）两地的调查，对我们研究墨山国尤其有价值。根据斯坦因的报告，辛格尔绿洲在库鲁克塔格山间具有一些非常特别的地理学特征，最突出的特征是气候方面的。辛格尔不同于周围地区的气候特征是空气相对湿润，深冬相对温暖，即使在最干燥的季节，空中仍然能看到云雾；斯坦因还尝试探讨了这种小气候形成的地理条件[82]。这可以解释在库鲁克塔格山间，为什么会存在这样一个泉水丰沛、植被茂盛、农牧皆宜的小绿洲。把这里看作西汉墨山国的中心，当然是有理由的。
    斯坦因还考察了辛格尔西北方向的破城子、干草湖一带[83]。那里比较优越的水草条件，也给斯坦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现代学者对这一带的考察，证实了斯坦因报告的精确性。根据近年（1989）最新的调查，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尉犁县东部，干草湖以西的苏盖提布拉克山谷中，发现一座古城，从这里向北至焉耆，“沿途有胡杨林带和红柳，溪水潺潺，风景十分优美，不失为行旅的佳道”，并因此认定这里才是古墨山国故址[84]。
    从这些材料看，库鲁克塔格中西部，存在着相当多的山间绿洲和草场，泉水出露地段甚多，是放牧和狩猎的好去处。1928年春，瑞典学者贝格曼（F. Bergman）考察了兴地山谷大量的岩画，这些岩画反映出古代墨山国（当然还有后代的库鲁克塔格居民）的狩猎和放牧生活，是研究库鲁克塔格古代历史的重要素材[85]。古墨山国居民主要的经济生活形式，正是放牧和狩猎。库鲁克塔格西部（包括辛格尔在内）的气候和水草条件，使这里可以四季放牧（即在山间不同地带分别形成冬牧场和夏牧场）。直到今天，库鲁克塔格一线仍然是猎户乐于光顾的地方。此外，这里还是野骆驼的主要繁息地之一。
    可是，我认为，今天库鲁克塔格山地的水草条件，比起古代（唐代或北朝以前），已经有了很大的下降。据《汉书·西域传》，当时的墨山国有“户四百五十，口五千，胜兵千人”。在人口急剧增长的今天，库鲁克塔格山间的居民数量却远远不能达到西汉时代的水平，说明这个地区历史时期的自然环境是在逐步变得恶劣的。再以辛格尔为例，当斯坦因前往调查时，那里只有一户人家。清末的《辛卯侍行记》中，生额尔（即辛格尔）下注云：“或名五户地，有池及树，缠回一家，地三十亩，半耕半牧。[86]”以今天库鲁克塔格的自然状况，去想象西汉时代墨山国的面貌，是有些困难的。
    自从汉朝政府把经由墨山国主要绿洲、通往车师盆地的这条“墨山国之路”当做战略交通线以后，墨山国的历史文化发展受到了哪些影响，是一个很有趣味的课题。墨山国的君臣百姓，为路经此地的汉朝使节或军队担任向导，提供牲畜，补充给养，提供水草等等，有时还可能要派遣军队，协助汉军作战，这些，当然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可是问题可能还有另外一面。我想，由于汉朝对这条战略交通线的重视，墨山国会感受到一定压力，其主体可能逐步向西移动。研究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材料。
    从楼兰城沿孔雀河向西，在营盘地方渡河，再向北行，可抵兴地山谷。这是墨山国之路在楼兰一边的起点。营盘古城遗迹及墓地，是此地古代繁盛的证明[87]。斯坦因在营盘以西发现的烽燧线，以及从营盘到兴地之间发现的烽燧线，都是古代（汉代）丝路干道的标志。其中营盘与兴地山谷之间的烽燧，可以说是墨山国之路的南端，这一带的汉魏遗迹就是最坚强的证据[88]
    墨山国之路的北端，当然是汉魏的柳中（今鄯善县鲁克沁镇）。这条由鲁克沁出发，向南越库鲁克塔格入罗布淖尔地区的道路，虽然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化，早已不能如汉魏时代那样畅达，但自古以来，始终就是沟通罗布洼地与吐鲁番盆地的捷径。现代大比例尺地图上，也标示出这条古道。清代及民国的有关材料里，称这条道路为“吐鲁番歧路”。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六载此路甚明晰，今录其文于下[89]（其夹注略去）：
    又自沙白特坎尔西南行，三十里入觉罗塔克山峡，七十里克子里山，八十里阿习布拉克，一百七十里乌宗布拉克，西南入孔木达坂，六十里帕沙布拉克，折西八十里生额尔，六十里阿子杆布拉克，转西南六十里托乎喇布拉可，五十里营盘海子。
    民国初期的谢彬《新疆游记》于“新疆迪化道属”一章中附“鄯善歧路”，亦载此路，行程距离几乎全同《辛卯侍行记》[90]。可能所据的地方档案材料相同。所记各地名，今天大致可稽。沙白特坎尔，即今底坎。底坎是大海道与墨山国之路分歧的地方。
    在乌宗布拉克与阿习布拉克之间，应该还有一些地方，在古代可能十分重要。可以指出来的就是梧桐沟。从名称上就反映出这里水草条件不错，曾经分布胡杨林。黄文弼先生1930年自鲁克沁南行，越库鲁克塔格至罗布泊，所走的路线并不是古代的墨山国之路，但其北段有一部分是重合的。据黄先生自述，一个重要的石器遗址是英都尔库什（黄先生在日记中称之曰英都尔戈棋[91]），“有井一，位于芦苇丛中，胡桐交槎，风景颇优”[92]。这个地方也在梧桐沟一带。
    这个梧桐沟，让我想起十六国时期的高桐关或高梧关。这涉及吕光西征之后回师凉州的路线。《晋书·吕光载记》，光自龟兹还军，未至高昌，前秦高昌郡太守杨翰“说其凉州刺史梁熙距守高桐伊吾二关，熙不从”，翰遂降光。《资治通鉴》卷106太元十年（385）载其事甚详，今录写如下：
    吕光自龟兹还至宜禾，秦凉州刺史梁熙谋闭境拒之。高昌太守杨翰言于熙曰：“吕光西破西域，兵强气锐，闻中原丧乱，必有异图。河西地方万里，带甲十万，足以自保。若光出流沙，其势难敌。高梧谷口险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夺其水；彼既穷渴，可以坐制。如以为远，伊吾关亦可拒也。度此二阨，虽有子房之策，无所施矣。”熙弗听。……光闻杨翰之策，惧，不敢进。
    是《晋书》之高桐，即《通鉴》之高梧。案宜禾为晋昌郡属县，位于河西走廊西部，敦煌以东，其地在今安西县南岔乡的六工破村[93]。因此，上引文中的宜禾或别有所指，或为史书错谬，二者必居其一。胡三省注高梧谷口曰：“当在高昌西界。”注伊吾关曰：“伊吾县，晋置，属晋昌郡，有伊吾关。”前面我们讨论过魏晋时代的伊吾问题，十六国前期的伊吾县，当仍魏晋之旧，寄治敦煌（西晋惠帝以后属晋昌），伊吾关，应当就是西晋伊吾都尉所在，其地在晋昌北境的北山（马鬃山）南麓。这个伊吾并不是东汉时候的伊吾。胡三省能见及此，殊为难得，清人赞胡注优于地理，不为无因。但是胡注谓伊吾有伊吾关，不见于他书，或别有所本。这里是否足以构成阻截敦煌与酒泉间交通的军事关隘，我们还不能遽下结论，请俟诸今后的研究。胡注高梧在高昌西界，就不成立了。吕光自龟兹向高昌，当然是走银山道。若高梧谷口在高昌以西，杨翰自可率军拒敌，又何必献策于梁熙？梁熙不听，不是不欲拒吕光，而是不欲派遣大军前往这个名叫高梧的关口。思考焉耆与高昌间的地理形势，不存在一个这样的军事要地。那么，高梧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吕光大军自高昌至玉门，走的是什么路线。这时巴里坤草原和哈密盆地为鲜卑势力所控制，伊吾路不通，吕光不可能走伊吾路。他可能选择的只有两条路：大海道或墨山国之路。大海道较为捷近，墨山国之路较为迂曲。冯承钧先生认为吕光东归是走大海道[94]。如果是这样，那么高梧谷口就应该在大海道的中间某处了。但是《北史·西域传》高昌国条描述大海道的情形曰：“多沙碛，茫然无有蹊径，欲往者寻其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闻歌哭声，行人寻之，多致亡失，盖魑魅魍魉也。”这条路上虽然也偶有泉水，但水量很小，不能供应大队人马，更不可能供应吕光那支庞大的军队。另外，如果把高梧安在大海道上，似乎也不符合杨翰语中所暗示的高梧谷口与伊吾关的距离。我认为，吕光大军自高昌向敦煌，所走的路线是墨山国之路，翻越库鲁克塔格之后，或循来路回玉门，或自楼兰迳罗布泊北岸东至玉门。吕光西征与东归，都走了墨山国之路。因此，所谓高桐或高梧，就在墨山国之路的某一个重要位置上，我认为就是今乌宗布拉克东端的梧桐沟一带。
    作为地名的高桐或高梧，所描述的都是生长良好的胡杨林带。从鲁克沁南出，迳确洛塔格山峡，直至梧桐沟，三百多里之内，水草条件都很一般，所以梧桐沟一带实在是最好的行旅休整之地。如果在这里设关卡，对于长途跋涉、人马饥渴的军队来说，应当是相当有威胁的。杨翰本意，是请梁熙派遣军队到这里驻守，既可威慑东归的吕光，又可与高昌互为支援，壮自己的胆；只是担心梁熙嫌路程太远，才又建议驻守伊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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