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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藤田丰八：《焉支与祁连》，载藤田氏所著《西域研究》，杨錬译，商务印书馆，1937, pp.97-117。 [45]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pp.70-71。 [46]马雍：《新疆巴里坤、哈密汉唐石刻丛考》，载马著《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文物出版社，1990, pp.16-23。 [47]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 p.446。 [48]孟凡人：《楼兰国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 p.53。 [49] A. Stein, Serindia, Vol.I, Chap.IX, Sec.IV,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1, p.332. 作者依据自己1914年从罗布泊（Lop-nor）西北的楼兰前往敦煌的旅行经验，说明班勇正月进入楼兰是最佳选择，因为这条路上，很长一段，只有少量的泉水，而且含盐较重（brackish water），而且还有约120哩的距离完全没有水源（wholly waterless），所以应在深冬（in the very depth of winter）进入这个地区，以求减少蒸发。 [50]黄文弼：《两汉通西域路线之变迁》，《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 pp.39-42。案黄先生较早指出楼兰地区为西汉通西域之关键，其功甚伟，然而主张东汉时期此道萧条，至魏晋始复繁荣，则未免为考古材料所拘。后来学者多从此说。 [51]大海道的名称，见于伯希和P.2009文书《西州图经》残卷。原则上可以说，这个大海，是指今鄯善县境内的库姆塔格沙漠及其东南方向的噶顺戈壁（即唐代的莫贺延碛）。黄文弼先生在吐鲁番地区考察时，从鲁克沁出发，西南行，渡鲁克沁河，调查了穷阿萨与克其克阿萨两个城址，并注意到附近的古道遗迹，同时又调查了得格尔（底坎）附近的古墩，曰：“据此，则此道或为汉唐以来通西域之大道。盖鲁克沁东为大沙漠区域，余已考证此沙碛，即唐之大沙海，宋之大患鬼魅碛。”见黄著《吐鲁番考古记》，考古学特刊第三号，中国科学院印行，1954, pp.12-13。当代考古学者对大海道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请参看王炳华：《从考古资料看丝路开拓及路线变迁》，《西域研究》，1991年第3期， pp.13-24。 [52]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p.104、pp.112-113。 [53]《初学记》卷二六引《晋永安起居注》：“太康四年，有司奏，鄯善国遣子元英入侍，以英为骑都尉，佩假归义侯印，青紫绶各一具。” [54]《三国志·蜀志·后主传》注引《诸葛亮集》所载后主于建兴五年（227）三月诏书。 [55]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pp.105-107。 [56]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下册，中华书局，1983, p.1029。 [57]魏晋设置伊吾地方机构的做法，也可能源于东汉。东汉以敦煌为基地，与匈奴争伊吾，会发生伊吾地方军政机构不得不反复在伊吾与敦煌间搬迁的情况。如果这种推想不误，那么东汉时候，就曾经有伊吾地方机构侨治（寄理）于敦煌。魏晋不过继承了这一传统而已。 [58]王国维：《尼雅城北古城所出晋简跋》，《观堂集林》，第三册，中华书局，1984, pp.865-869。 [59]《晋书·天文志》载魏明帝青龙四年（236）戊己校尉张就，击败来犯的“凉州塞外胡阿必师”，《晋书·武帝纪》载咸宁元年（275）和二年，戊己校尉马循讨破鲜卑阿罗多等，都显示出这一时期，威胁吐鲁番地区的游牧民族是鲜卑。孟凡人先生怀疑阿罗多可能是曹魏时出现过的车师后部国君，这时大概已经亡于鲜卑。见孟著《北庭史地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pp.47-48。无论这种推测是否属实，我们可以深信，东部天山北麓，即原北匈奴控制的地区，已经沦为鲜卑势力范围。那么，我们更加有理由相信，巴里坤草原一带，一定在更早就为鲜卑所控制。 [60]从后来十六国北朝时期这一地区的民族分布看，鲜卑本部似乎并不很多，早先役属鲜卑的敕勒却相当活跃。所以我怀疑，敕勒可能很早就已在鲜卑驱使下进入巴里坤草原。 [61]吴礽骧：《汉代玉门关及其入西域路线之变迁》，《中亚学刊》，第二辑，中华书局，1987, pp.1-15。 [62]《北史·西域传》高昌国条：“自敦煌向其国，多沙碛，茫然无有蹊径，欲往者寻其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闻歌哭声，行人寻之，多致亡失，盖魑魅魍魉也。故商客往来，多取伊吾路。” [63]王国维：《“流沙坠简”序》，载《流沙坠简》，中华书局，1993, pp.3-12。 [64]郑炳林：《前凉行政地理区划初探（河州沙州）》，《敦煌学辑刊》，1993年第2期，pp.69-80。 [65]吴礽骧：《玉门关与玉门关候》，《文物》，1981年第10期， pp.9-13。 [66]关于大煎都候，最重要的资料是79年马圈湾出土的汉简，请参看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pp.499-512；吴礽骧等：《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 pp.336-339。 [67]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85, p.28。 [68]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中华书局，1993, p.170。 [69]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p.57。 [70]唐长孺：《魏晋时期有关高昌的一些资料》，载唐著《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 pp.333-343。 [71]孟凡人：《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pp.286-542；孟凡人：《楼兰新史》，pp.168-198。 [72]孟凡人：《楼兰新史》，“前凉楼兰史编年”，pp.244-271。 [73]金子民雄：《论大谷探险队--橘瑞超是怎样到达楼兰的》，载马大正等编《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pp.122-125。 [74]录文据孟凡人：《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pp.246-247。 [75]孟凡人：《楼兰新史》，“李柏文书的年代”，pp.233-244。 [76]唐长孺：《高昌郡纪年》，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三辑，1981, pp.21-34。 [77]确定这一年代的重要依据，是《初学记》卷八所引萧梁顾野王《舆地广记》的一句话：“咸和二年，置高昌郡，立田地县。” [78]孟凡人：《楼兰新史》，p.266。 [79]这个问题我将另外撰文研究。 [80] Grenard, Mission Dutreuil De Rhins, II, p.6I。（据A. Stein, Serindia, Vol.I, Chap.IX, Sec.IV, p.334. ） [81] A. Stein, Innermost Asia, Vol.II, Chap.XX, Explorations in the Kuruk-tag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8, pp.719-748. [82] A. Stein, Innermost Asia, Vol.II, Chap.XX, Sec.I, From Turfan to Singer, p.723. [83] A. Stein, Innermost Asia, Vol.II, Chap.XX, Sec.II, To Po-cheng-tzu and Shindi, pp.725-748. [84]羊毅勇：《论汉晋时期罗布淖尔地区与外界的交通》，载穆舜英等编《楼兰文化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pp.300-315。 [85] Folke Bergma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Sinkiang, Stockholm, 1939, pp.183-193. [86]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六，养树山房刻本，光绪二十三年（1897），页四十二。 [87]羊毅勇：《尉犁县因半古墓调查及研究》，载穆舜英等编《楼兰文化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pp.155-169。 [88]吐尔逊·艾沙：《罗布淖尔地区东汉墓发掘及调查》，载穆舜英等编《楼兰文化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pp.146-154。 [89]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六，页四十一至四十三。 [90]谢彬：《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pp.35-36。 [91]黄文弼：《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文物出版社，1990，p.533。 [92]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 pp.91-92。 [93]李并成：《汉敦煌郡宜禾都尉府与曹魏敦煌郡宜禾县城考》，《敦煌学辑刊》，1996年第2期，pp.94-98。 [94]冯承钧：《高昌事辑》，载冯著《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p.54。 [95]《太平寰宇记》卷156，述此路程曰：“南三百六十里至荒过山，又千余里至吐蕃。”荒过山，是据《通典》别本（如朝鲜本）之误，不可通。参王文锦等点校本《通典》，第五册，卷174校勘记五四，中华书局，1988，p.4569。 [96]橘瑞超：《中亚探险》，中译本，柳洪亮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pp.20-2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