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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桐或高梧，即梧桐沟一带，在唐代可能还是一个重要地方。《通典》卷174州郡四交河郡条：“东至伊吾郡七百五十里。南至三百五十里，过荒山千余里至吐蕃。”按照《通典》行文的一般格式，在“南至”与“三百五十里”之间，应该有一个地名。“荒山”，指库鲁克塔格。所谓“过荒山千余里至吐蕃”，是指从库鲁克塔格到吐蕃屯城（今米兰）间，有一千余里。这些道里描述基本正确。那么，从交河向南（经墨山国之路）三百五十里，有一个什么地名呢？依据前面引述陶保廉《辛卯侍行记》，从底坎到乌宗布拉克恰好是三百五十里。案唐代交河郡即西州，治高昌。所以可以推定，《通典》此处所缺少的地名，应当就是高桐或高梧，其地即今之梧桐沟[95]。 墨山国之路的考述，到此基本结束。应该强调的是，以上讨论虽然注意到了文献与考古调查资料的结合，但都还是间接的。对于墨山国之路的认识，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特别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变化（主要是水资源的变化），现在很难作进一步的具体论证。1910年年底，日本年轻的探险家橘瑞超从鲁克沁出发，向南越库鲁克塔格，到达罗布沙漠。他在《中亚探险》一书中以“无人之地”为题记述这一经历，并声称：“（库鲁克塔格山间）自古以来没有听说过这一带有人居住。[96]”当然他并不是循着古代墨山国之路南下，但是在古代，即使库鲁克塔格东部，也不可能就无人居住。只不过橘瑞超时代的库鲁克塔格山间环境，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对水草条件异常恶劣的今日的库鲁克塔格，他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注释 [1] 王先谦《汉书补注》引王念孙曰：“此山国亦当作墨山国，王下当有治墨山城四字。”至焉耆道里，则引《西域图考》曰：“当云三百六十里，乃与诸传合。”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卷下：“以去尉犁计之，当作去长安六千六百九十八里。”依据《汉书·西域传》所记尉犁、焉耆和危须距长安的道里数及其相互的距离，勘比山国（即墨山国）与这三地的空间关系，就会发现许多矛盾、牴牾之处。请参看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下册，中华书局，1981, pp.473-477。 [2] 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正》卷上及丁谦《汉书各外国传地理考证》，均主张山国当作墨山国，分见《二十五史三编》，第三册，岳麓书社，1994, p.835、p.1033。 [3] 杨守敬：《水经注疏》，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pp.117-118。 [4] A. Stein, Serindia, Vol.I, Chap.IX, Sec.IV,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1, p.334. 根据同书同页注释6, 较早讨论山国方位并推定辛格尔（Singer）或克孜尔辛格尔（Kizil-sangir，又写作Kyzyr-sanghyr）绿洲一带，即是两汉山国的其他一些西方学者，还有Grenard和Herrmann等。又请参看沙畹（E. Chavannes）：《魏略西戎传笺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冯承均译，商务印书馆，1962, p.49。近来新疆考古工作者，依据实地调查，提出在辛格尔以东，库鲁克塔格南麓苏盖提布拉克山谷中的夏尔托卡依古城，才是山国故址，见羊毅勇：《论汉晋时期罗布淖尔地区与外界的交通》，载穆舜英等编《楼兰文化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pp.300-315。我认为，山国既是游牧小国，最初并非城居，库鲁克塔格东西一线皆其放牧之地，其实不能定死某地为其故址。既然辛格尔绿洲的水草条件相对更好，以其为山国中心当无大谬。 [5] 荀悦《汉纪》卷十二列三十六国，分为次大国和小国两等，山国与车师皆小国，尉犁、危须和焉耆为次大国。案据《汉书·西域传》，车师前国有胜兵千八百六十五人，略少于尉犁和危须，比墨山国的实力要强得多。 [6] 《三国志·魏志》卷三十注引《魏略·西戎传》，谓山王国（即墨山国）与尉犁、危须“皆并属焉耆”，所述可能是东汉末年的情况，但揆以情理，更早时候的墨山国，总会役属于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强大势力的。 [7] 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中译本，陈俊谋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第一部分第三章，pp.59-70。此外中外学者有零星言及这条道路的论著，我们在后文中还要一一提及。 [8] 今本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谓吕光西征在十八年九月。可是成书略早的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四鸠摩罗什传：“（建元）十九年，即遣骁骑将军吕光将兵伐龟兹及焉耆诸国。”唐释智升《开元释教录》同。知《高僧传》误。 [9] 蒋福亚：《前秦史》，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 pp.168-169。 [10]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pp.136-137。 [11]库鲁克塔格（Kuruk-tagh），维语即干山之意。 [12]日本学者对于吕光西征的历史背景也有一些探讨，大致上是认为西域部分国家如鄯善、车师前部等，希望借助苻秦的军事力量，打通西域商路，活跃东西贸易，于其间求利。见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岩南堂书店，昭和四十三年（1968）， p.106；松田寿男也暗示性地提到苻秦西征历史中鄯善与车师前部出于贸易的动机，见《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中译本，p.157。余太山先生更进一步认定当时垄断丝路利益、阻梗商路的势力就是后来吕光西征所重点打击的龟兹，见《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p.133。我倒认为应从西域历史的一般情形出发，把发生在绿洲国家间的恩怨离合、势力消长，同天山以北或葱岭以西的草原游牧国家的发展联系起来观察。这样，所谓“大宛”的说法才会有着落。 [13]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悦般国的方位”，中译本，pp.220-228。 [14]齐思和：《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载齐著《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pp.270-287；郭平梁：《匈奴西迁及一些有关问题》，《民族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7, pp.103-114。余太山先生对这种观点还提出了新的论证方法，见《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pp.138-139。但是我不敢轻信《魏书·西域传》中称悦般为北匈奴余部的说法，也许松田寿男的意见更可取，见前注。 [15]《太平御览》卷125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后凉录》：“（前秦）建元十九年，……率将军姜飞、彭晃、杜进等步骑七万，讨西域。”《魏书·略阳氐吕光传》：“坚以光为骁骑将军，率众七千讨西域。”《晋书·苻坚载记》：“坚于是以骁骑吕光为持节、都督西讨诸军事，与陵江将军姜飞、轻骑将军彭晃等，配兵七万，以讨定西域。”《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十八年（案当作十九年）九月，坚遣骁骑将军吕光、陵江将军姜飞，将前部王及车师王等，率兵七万，西伐龟兹及乌（案当作焉）耆诸国。”《晋书·艺术·鸠摩罗什传》及《晋书·四夷·龟兹传》同。《资治通鉴》东晋孝武帝太元七年（382）：“秦王坚以骁骑将军吕光为使持节、都督西域征讨诸军事，与凌江将军姜飞、轻骑将军彭晃、将军杜进、康盛等，总兵十万，铁骑五千，以伐西域。” [16]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8, pp.256-268。 [17]沙畹（E. Chavannes）：《宋云行记笺注》 （Voyage de Song Yun dans l‘Udyana et le Gandhara. 518-522），中译本，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六编》，商务印书馆， 1962, p.13。 [18]《魏书·西域传》且末国条：“真君三年，鄯善王比龙避沮渠安周之难，率国人之半奔且末，后役属鄯善。” [19]黄文房：《罗布泊地区古代丝绸之路的研究》，载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罗布泊综合科学考察队编《罗布泊科学考察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87, pp.306-314。 [20]关于伊循与扜泥的相对位置，我没有自己的看法。我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接受了以下论著的影响：冯承钧《楼兰鄯善问题》，载冯著《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 pp.25-35；大谷胜真《鄯善国都考》，载《西北古地研究》，杨錬译，商务印书馆，1935, pp.1-17；藤田丰八《扜泥城与伊循城》，载藤田氏所著《西域研究》，杨錬译，商务印书馆，1937, pp.1-9；孟凡人《楼兰新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 pp.90-114。这些论著观点很不一致，但都富有启发性，引人深思。我大致上采用通常的观点，即认为伊循为今米兰（Miran），扜泥为今若羌（Charkhlik）。近读王炳华先生关于丝绸之路新疆段考古新材料的文章，其中述及1989年秋在米兰的考察，对伊循屯城的调查和推想等等，都是极为有趣的，见《“丝路”考古新收获》，《新疆文物》，1991年第2期， pp.21-41。 [21]我不同意目前所流行的认为前凉后期楼兰古城（LA、LK）一带已经废弃的观点，我认为楼兰古城的废弃要更晚一些。对这个问题，我将另撰文予以论证。 [22]马雍：《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载马著《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文物出版社，1990，pp.1-10。 [23]余太山：《汉魏通西域路线及其变迁》，《西域研究》，1994年第1期， pp.14-20。 [24]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pp.215-217。 [25]冯承钧：《高车之西徙与车师鄯善国人之分散》，载冯著《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 pp.36-47。 [26]承精通维吾尔语的巫新华先生见告，维吾尔语之鲁克沁（Lukchun），很有可能就是汉语“柳中城”的转音。 [27]关于楼兰古都的方位，至今都是一个热门话题，学界讨论之多，不胜缕举。大致上有两种意见，即：1） LA是楼兰国古都，前77年后迁都扜泥；2） 楼兰古都本在扜泥，前77年以后没有发生迁都问题。近来林梅村先生又提出第三种意见，认为罗布泊以北的LE城是楼兰始都，见林文《楼兰国始都考》，《文物》，1995年第6期， pp.79-85。目前对林文否定性的意见比较多，突出的文章如黄盛璋先生《初论楼兰国始都楼兰城与LE城问题》，《文物》，1996年第8期， pp.62-72。在这个问题上，我倾向于孟凡人先生的研究，见孟著《楼兰新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 pp.168-198。 [28]《汉书·西域传》载第二次在征和四年（前89），兹据《汉书·武帝纪》改。参看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p.37。 [29]伯希和敦煌文书P.2009《西州图经》残卷，其“银山道”一条曰：“右道出天山县界，西南向焉耆国七百里，多沙碛滷，唯近烽足水草，通车马行。”参看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p.212。 [30]匈奴影响在楼兰地区的存在，从考古工作者的报告也有反映。米兰遗址出土的镏金铜卧鹿，具有鲜明的鄂尔多斯青铜器特征，为战国至西汉时期的作品，生动地暗示了匈奴文化在古代楼兰地区的存在。参看王炳华《“丝路”考古新收获》，《新疆文物》，1991年第2期， p.23。 [31]苗普生：《匈奴日逐王考》，《新疆文物》，1991年第3期， pp.80-85。 [32]渠犁屯田，始于汉武帝时期。《汉书·西域传》渠犁条：“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 [33]关于轮台、渠犁屯田与这两地沦为“故国”间之关系，就我阅读所及，似乎还没有人正式予以论述。我怀疑，渠犁与轮台可能是前后同时为西征大宛的汉军所灭。这种情形，只会发生在汉通西域的前期。这个问题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34]武帝末年“轮台罪己诏”，载《汉书·西域传》渠犁条。 [35]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之一，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简二二，1948, p.176。 [36]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简一六、一五，p.192。 [37]吴礽骧等：《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 pp.343-344。 [38]马圈湾汉简原始编号T5:96（释文编号135）的简文曰：“粮食孚尽，吏士饥餧，马畜物故什五，人以食为命，兵……”这反映何封、郭钦二人遭到焉耆与匈奴围攻，困守车师时的情况，见吴礽骧等《敦煌汉简释文》，p.13。 [39]王去非：《关于大海道》，《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6, pp.485-493。 [40]殷晴：《古代新疆的南北交通及经济文化交流》，《新疆文物》，1990年第4期，pp.111-128。 [41]比较《汉书·西域传》与《后汉书·西域传》焉耆国条，可以发现焉耆在后汉的巨大发展，“户万五千，口五万二千，胜兵二万余人”。而在西汉，“户四千，口三万二千一百，胜兵六千人”。《后汉书·西域传》无危须、尉犁，其实焉耆国的力量，差不多就是《汉书·西域传》中焉耆、危须和尉犁三国的总和。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鄯善国。 [42]《三国志·魏志》卷三十注引《魏略·西戎传》，谓山国与尉犁及危须“并役属焉耆”。这大概是东汉末年以后的情况。 [43]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下册，中华书局，1981, pp.518-533；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pp.53-5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