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经常宣扬“艺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最大’一语开国，以‘用读书人’一念厚苍生”[174]，似乎北宋建国伊始，即进入了读书人的黄金时代。而事实上，职业军人出身的皇帝赵匡胤与读书业儒的文臣之间有着相当的隔膜感。人们熟知宋太祖在对赵普言及派文臣“分治大藩”的考虑时所说的一段话，即：
    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馀，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175]
    “纵皆贪浊”一语使我们看到，太祖当时对于“儒臣”的评价，是相当谨慎而低调的。揣度这位不久前“变家为国”[176]的皇帝之心理活动，联系到他对于禁军统帅的高度戒惕，不难注意到其防范重点所在。如果无视太祖心目中的这种轻重关系，而步宋人后尘，将其炫耀为开国之初即奠立“重文轻武”之国策，显然会失之于草率。
    戒惕重点不在文臣，并不等于真正倚重文臣。较之前代，宋初的文臣确实获得了相对宽松而可以有所施为的环境。但与此同时，我们了解太祖对于“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的感叹[177]，也了解即便如赵普般居于高位者，也并未因自己的“书生”身份而意气风发[178]。赵普经常告诫其子弟说：
    吾本书生，偶逢昌运，受宠逾分，固当以身许国，私家之事，吾无预焉。尔等宜各勉励，勿重吾过。[179]
    这种谨慎低调的语气，人们并不陌生。这不仅与宋初帝王对“书生”的估价和态度相关，也与五代以来“书生”们的自我定位有明显的承继关系。后唐张宪对庄宗的感戴：“我本书生，见知主上，位至保釐，乃布衣之极。苟腼颜求生，何面目见主于地下？”[180]冯道对晋高祖的回答：“臣本自书生，为陛下在中书守历代成规，不敢有一毫之失”[181]；王朴《平边策》中对周世宗的表白：“臣书生也，不足以讲大事，至于不达大体，不合机变，惟陛下宽之”[182]……凡此种种，既体现着书生们对于自身责任的认识，又反映出他们对于自身地位不稳定的感觉。陈傅良等人所谓“事业付之书生”[183]的豪迈，尚非赵宋开国初期之事。
    北宋初年，执政的文臣们虽然往往以进士起家，但多数精通吏道，具备丰富的基层实践经验，他们更为关心的是社会现实而反感于浮泛的高谈阔论。他们中的多数以镇重勤勉著称，例如“习吏事”而“晚年手不释卷”、果断深沉的赵普[184]，“少好学，有大志”而修政事、任宽简的薛居正[185]，“清介醇谨”、“有祗畏谨守之美”的沈义伦[186]，“重厚简易”、举重若轻的吕馀庆[187]，博通经史、“淳谨”俭素的刘熙古等人，都是赵宋开国后一系列“祖宗法度”的参与制定者和忠实维护者。
    不过，真正形成为具备明确的主体意识、道德责任感张扬、兼具才学识见与行政能力的新型士大夫群体，还是要到十一世纪的前中期。有宋一朝士大夫与帝王“共治天下”的格局，也直至此时才终于确立。这既与朝廷政治体制的调整与规范化过程有关，也与文臣群体综合型素质的长育成熟有关。
    【此文为漆侠先生纪念文集而写。漆先生走得如此突然，噩耗传来，真是不敢相信。捏着电话的手像是僵住了，一时竟没有泪，只觉得后背渗着逼人的寒气，心一下子揪紧了。郭东旭老师告诉我先生真的去了，眼泪才突然间不可遏止地涌了出来。我知道先生一直对我十分关切，我也一向尊敬先生。但我却似乎未曾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距离先生竟是这样近。去年十月最后一次见到先生，先生勉励我写文章不必求多，要继续实实在在地做，争取“写一篇是一篇”。当时我即自心底感受到理解的温暖。先生走了，我的心中陡然间空了，迟至今日才感悟到，失去了一种引导支撑的力量。我所能作的，惟有以日后的努力，不负先生的期望。】
    [1]如果我们着眼于历史运行的实际状况，而不仅仅是朝代的兴废，那么，应该说，自唐朝末年经五代至北宋初年，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面临的社会矛盾性质类似，统治者在挣扎摸索中致力于解决的问题类似，这段期间事实上属于同一单元。本文所谓“群体”，是指社会上的某些类属，指具有某些认同感的人们的集合。群体中的成员，可能有出身背景、品级层次、个人经历与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诸多不同，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并非紧密谐调，但就其整体而言，有着明显的共同特征。从这一意义上，本文将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称为“群体”。这一群体，就其文职官员身份而言，可以笼统归之为“士大夫”；但就其整体资质而言，却并非兼具“官僚”与“学人”的特性。出于这一考虑，本文尽量回避“士大夫”这一概括方式。本文的讨论重点，不在于文官体制中的设官分职及权力行使等问题，也不在于士人道德观念的演变与思想的转型，而试图围绕文臣群体内各类人物之能力素质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探讨。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王小甫教授和北大历史系博士生李全德的大力帮助，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2]参见包弼德（Peter 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第二章《士的转型》，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孙国栋：《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唐宋史论丛（增订本）》，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绪论《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加入并影响这一过程的因素很多。仅就文臣群体而言，十世纪前中期，在中国版图之内曾经先后存在多个政权，文臣状况亦互不相同。本文重点在于考察自唐末至宋初的文臣群体，而赵宋开国时期所继承的，主要是五代后周的臣僚班底；故姑且不涉及北方的辽与南方诸国之情形。
    [4]所谓“文武关系”，不仅包括文臣武将群体之间的关系，还应该包括文武两类不同职业需求以及术业专长的关系。以往学界所讨论的，多在于前者；本文亦限制于文职臣僚及其相关范围之内。
    [5]本文所谓“文吏”，主要是指文臣中原吏职出身、特别是以吏能见长者，而不是指低级属吏序列中人。汪篯先生将吏治与文学之争视为唐代“玄宗朝政治史发微”的关键问题，见《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阎步克在其研究中，将学士、儒生与文吏的分化与融合关系，作为理解中国古代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的主要线索之一，见《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北梦琐言》卷十二《铁补阙贞澹》。
    [7]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衣冠”通常是指文士、缙绅。该词的含义，像历史上许多辞汇一样，寓有明显的时代印痕。张泽咸先生在其《唐朝阶级结构研究》一书中专门谈到，唐代后期随着门阀士族势力的衰颓，“士族、衣冠的内涵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见该书页506，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8]参见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十一章第三节《晚唐微妙的形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
    [9]《全唐诗》卷六四七。
    [10]《全唐文》卷八二五《莆山灵岩寺碑铭》。
    [11]《新唐书》卷一八二《崔澹传》。
    [12]这些“名族”，既有魏晋南北朝以来一直具有社会影响的旧有世族，也有隋唐以来形成的新士族。但究其实质，此时的“士族”，时代特征已与往昔大不相同。参见胡戟、张弓、李斌城、葛承雍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社会卷》第一章《社会阶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13]《旧唐书》卷一一三《裴枢传》。
    [14]《新唐书》卷一八二《崔远传》。
    [15]《旧唐书》卷一七九《陆扆传》。
    [16]《旧唐书》卷一七九《柳璨传》。按河东为柳氏郡望，柳璨为柳公绰族孙，据两《唐书·柳公绰传》，公绰为京兆华原人。
    [17]参见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十四章《科举与社会等级再编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旅美学人陆扬等亦曾指出，门第升降，不仅是社会现实变化的结果，也是观念变化的结果；观念的变化，最终使社会变化得以完成。进士科取代魏晋南北朝的士庶之隔，成为新的清浊区分标准；本属才能层面的“文学”，具有了官场评判层面的价值意义。
    [18]参见毛汉光“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中国中古社会史论》页339-363，联经出版公司，1988年。
    [19]参见毛汉光：《五代之政治延续与政权转移》，《中研院中研院史语所集刊》五十一本二分；宋德熹：《唐代后半期门阀与官宦之关系》，淡江大学中文系主编《晚唐的社会与文化》，台湾学生书局，1990  年。
    [20]《资治通鉴》卷二六二，昭宗天复元年正月条，载宰相崔胤、陆扆欲乘诛除内臣“四贵”之机，罢中官典兵，而参与诛除有功的原神策军将无不反对，他们向皇帝表示，“臣等累世在军中，未闻书生为军主。若属南司，必多所变更，不若归之北司为便。”
    [21]《北梦琐言》卷六《韦太尉伐西川》。
    [22]《旧唐书》卷一七九《柳璨传》
    [23]《新五代史》卷三五《唐六臣传》
    [24]按柳璨虽出自河东柳氏，而自幼孤贫，宗人之贵显者，“不以诸宗齿之”（《旧唐书》卷一七九《柳璨传》）；这种背景或许使其对于“衣冠清流”素有积怨。
    [25]《旧唐书》卷一七九《柳璨传》。
    [26]陈寅恪先生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关陇集团本融合胡汉文武为一体，故文武不殊途，而将帅可兼任”，而自该集团衰腐破坏之后，至玄宗朝，“将相文武蕃汉进用之途，遂分歧不可复合。”见该书页48-49，三联书店1956年版。
    [27]《旧唐书》卷一七九《柳璨传》。
    [28]《资治通鉴》卷二六五，昭宗天祐二年五月乙丑条。
    [29]《唐摭言》卷一一《反初不第》。又，《北梦琐言》卷三《赵大夫号无字碑（张策附）》条亦载，“清河公乃东依梁主而求际会，盖为天水拒弃，竟为梁相也。”
    [30]《资治通鉴》卷二六五，昭宗天祐二年五月乙丑条
    [31]《资治通鉴》卷二六五，昭宗天祐二年五月庚辰条
    [32]《新五代史》卷三五《唐六臣传》。
    [33]例如，柳璨、张策针对有宿憾的“朝士大夫”，李振针对科场仕途得意之“清流”，而朱温则既忿忿于流品问题，更欲为新政权扫除潜在的障碍。
    [34]《旧五代史》卷十八《李振传》
    [35]李振“深疾缙绅之士”的举措被视为“鸱枭”之行；而柳璨亦因其助纣为虐而被称为“隤其家声，所谓‘九世卿族一举而灭之’”（《资治通鉴》卷二六四，天祐元年正月丙午条下胡注）。这些批评，主要是针对其书生身份及家世背景而言的。
    [36]《北梦琐言》卷十七《梁祖为佣保》条称其“家世为儒，祖信、父诚，皆以教授为业”；朱温本人，亦曾称其父为“朱五经”，见《新五代史》卷十三《梁家人传一·文惠皇后王氏》。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