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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本名官应，字正翔，别号待鹤山人、罗浮待鹤山人，广东省香山县雍陌乡人，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卒于1921年[1]。他出生于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咸丰八年（1858年）乡试未中后，遂弃学前往上海学习经商，次年就到当时第一流的大洋行－－上海宝顺洋行里工作。在工作之余，他潜心学习英语，这使得他的眼界大开，从而对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他后来回忆道：“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2]反观中国的社会现实，他不禁对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遂产生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想法。于是，他先后写下《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南游日记》、《西行日记》等著作，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虽然他没有写过一本专门的史学著作，但上述著作里却反映出他丰富的史学思想，在中国近代史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 历史变易思想郑观应在观察中国历史时发现：“夫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从上古开始，经历数千年的时间，到唐虞时代才进入文明社会，“文明以启，封建以成”，直到周末，一直沿袭这种制度。到了秦始皇，“废诸侯，改井田，不因先王之法，遂一变而为郡县之天下矣”，秦朝之后，虽然各朝盛衰屡变，时分时合，但“所谓外患者，不过匈奴、契丹西北之塞外耳”。可现在欧洲各国兵力强盛，在全球范围内贩运其商品，连中国也不得不“广开海禁，与之立约通商”，形成“华夷联属之天下”。由此他总结出一条结论：“是知物极则变，变久则通。虽以圣继圣而兴，亦有不能不变、不得不变者，实天道、世运、人事有以限之也。”[3]郑观应对于中国历史的这种总结，有其合理的成分，他看到人类社会由上古到文明社会，再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他并且将这种变化看成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这就多少触及到一些真理的边缘。但是，他并没有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继续走下去，而是将历史的这种发展看成是由神秘的“天道”和“世运、人事”所决定的，是按照“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的规律运行的，虽然郑观应的目的是强调不得不变、不能不变，但他的这种言论也反映出宿命论的思想。 不过，郑观应所说的天道、天理等也不完全是唯心的东西，如他将西方人进入中国看成是天理的反映便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独是天地不能终古而不变，东西洋不能永远而不通，西人来华亦属循天理之自然。”[4]郑观应当然不可能知道西人来华的真正原因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掠夺中国廉价的原材料，销售其商品，并进而将中国变成为它的殖民地，遂发动了一次次的武装侵略。但郑观应看出了这一进程是不以中国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是遵循“天理”的自然发展。他这里所说的天理，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因而也包含有一定的正确成分。 既然历史是变易的，西方人注定要进入中国，作为生活在“华夷联属”时代里的中国人，是抱着过去的陈规陋俗不变呢，还是与时俱进，随时进行改革呢？当时的一些中国人以为祖宗之法不能变，坚决反对仿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变法改革，认为一旦如此，便是以夷变夏。郑观应却明确指出只有变革才是中国的惟一出路。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局中，“方今各国之人航海东来，实创千古未有之局。而一切交涉之事，亦数千百年以来所未有之科条。而犹拘守旧法，蹈常习故，其将何以御外侮，固邦本哉”[5]？如果抱着过去的条条框框不放，那只会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及今而泥守成规，则窒碍难行者众矣”[6]。因此，他强调指出：“《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千古无不敝之政，亦无不变之法……株守成法，不思变通，以此而言富强，是欲南辕而北其辙耳，其何裨乎！”[7]将变法看成是中国富强起来的根本。至于所谓夷夏之说，郑观应根据所掌握的世界地理知识，认为纯粹是中国人的错误看法，中国不过是世界各国之一，再说，地球是圆形的，无所谓东西中边之分，“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强分夷夏”[8]，因此不必强分什么夷夏。 郑观应之所以不分夷夏，其目的是为向西方学习扫清道路。在他看来：“由今之道，变今之俗，宜览往古，法自然，诹远情，师长技，攻其所短，而夺其所恃。”[9]在这里，郑观应提出不仅要以古为鉴，而且要研究西方的历史，学习西方的长技。虽然近代史上有不少思想家都提出过学习西方的主张，但郑观应的主张在内容上与前此诸人的主张有所不同。林则徐、魏源等人所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里的“长技”指的是坚甲利炮，即武器上；而郑观应则以为除了武器之外，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内容。他说：“今夫保民之道，莫先于强兵；强兵之道，莫先于富国。”[10]将富国看得比强兵更重要，这在近代史上堪称开风气之先，值得我们予以应有的重视。 为了扫除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障碍，郑观应像近代史上许多思想家一样，也主张西学中源说[11]。在他看来，西方的科学技术实际上是暗袭中国古代而来，“今天下竞言洋学矣，其实彼之天算、地舆数学、化学、重学、光学、汽学、电学、机器、兵法诸学，无一非暗袭中法而成，第中国渐失其传，而西域转存其旧，穷原竟委，未足深奇”[12]。当然，郑观应也明白现代的西学与中国古代草创时期的学问可说是天壤之别，但他却认为这不过是西人在中学的基础上加以深化了的原故，“不知我所固有者，西人特踵而行之，运以精心，持以定力，造诣精深，渊乎莫测”[13]。 郑观应不仅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发源于中国，而且认为西方实行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与中国古代民主制度相似，“颇与三代法度相符”。[14]此时中国人学习西学其实不过是“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是犹取之于外厩，纳之内厩”[15]，因此完全不是以夷变夏，反对者也用不着拒绝西学。就这样，郑观应巧妙地将西学变成了中学，从而扫清了人们思想上的障碍。 二、以史为鉴的思想严格地说起来，郑观应不是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而是一位要求改革现实社会的思想家。作为一位要求改革社会的思想家，郑观应对于中外历史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与清代许多所谓的历史学家只会考据不同，郑观应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以史为鉴，为他的改革事业服务。作为社会改革的倡导者，郑观应对于历史和现实有着比较正确的认识，他说：“惟准今酌古，勿狃于陈言；因时制宜，勿拘于成例。”[16]这是说在制定改革政策的时候，必须从现实出发，参照历史上的相关做法，不为陈腐的言论所左右；根据当前的时机，制定合适的改革政策，不受以往办法的局限。准今酌古，反映的是他对待历史和现实的态度问题；因时制宜，反映的是他对于时机的重视。以往的人们也谈以史为鉴，他们相信要解决现实问题，可以从历史经验中找到现成方案；而郑观应却特别提出不应受历史的局限，而应从现实出发，参照历史的经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这表明，在以史为鉴问题上，郑观应既主张借鉴历史经验，又反对为历史经验所局限，这种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是比较难能可贵的。 郑观应能提出这些主张，与他对历史和现实的正确认识密不可分。在他看来：“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彼泥古不化，诋为异学，甘守固陋以受制于人者，皆未之思耳。”[17]历史其实并不神秘，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明天所说的历史。历史上的成例，原是古人当日应付危机的做法，作为后人，既不能对其置之不理，也不能奉为神灵，永远不变。他批评当时社会上拘泥守旧的风气道：“方今各国之人航海东来，实创千古未有之局。而一切交涉之事，亦数千百年以来未有之科条。而犹拘守旧法，蹈常习故，其将何以御外侮，固邦本哉？”[18]他特别指出：“及今而泥守成规，则窒碍难行者众矣。”[19]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夫制无分今古，法无论中西，苟有益于民，有利于国者，行之可也。必鳃鳃然刻舟胶柱，欲如太古之老死不相往来，则庄、列之寓言，佛、老之余渖：绝圣弃智，剖斗折衡。”[20]不论是古今中外的制度和法律，只要对于国家和人民有利，就应该加以吸收和采纳。这种宽广的态度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