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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中美建交20周年之际，首先想到10周年纪念的情景。1988年12月，由美国研究所主办中美建交1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同时宣布中华美国学会成立。那是中美关系被认为属于建交以来最好的时候，纪念会十分隆重，几届驻美大使都出席（其中两位现已作古）。与会学者就中美关系的战略、安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民间友好往来的各方面进行探讨，也是到那时为止关于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一次检阅，可谓极一时之盛。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和笔者都从各自的角度做了对10年关系全面回顾和总结性的发言。我的发言（也是向研讨会提交的论文）题为《利益的汇合：国家关系的基础》（载《人民日报》1998年12月30日和《美国研究》1989年第2期），是当时本人对中美关系比较全面的思考。如今重读一遍，试图比较一下，这10年来究竟有哪些新的变化，或者我自己有什么新的想法。结果发现真如胡适所说，历史像一个顺从的女孩子，任人打扮。如果要强调“变”的一面，可以举出许多新变化；要强调不变，也可以举出许多依据。 众所周知，在这10年中国际局势发生了风云突变：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冷战结束。中美关系也发生了一次剧烈的震荡： 首先是原来的战略基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毋庸讳言，中美建交时，双方对“苏联威胁”的共识是一个重要战略基础。记得本人和美国许多中国问题专家不约而同曾多次对中美关系以反苏为主要基础表示不同意见。在我国，起初此类观点只能在内部报告中提出，后来中国调整外交政策，实际是调整与美苏的距离，这一观点才可以公开发表。本人对这一问题公开的比较全面的论述是1988年3月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中美关系的多面化》，其中还提到：“中国仍然担心美国把对华关系从属与对苏关系，也就是，一旦美苏关系缓和到一定程度，美国有可能降低对中美关系的重视”（资中筠：《中美关系多面化》，载汪熙主编：《中美经济关系：现状与前景》，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31页。）。纪念10周年文章中也提到：“在和平时期，单纯以对付第三者的共同威胁为基础的关系是不能持久的。”（《美国研究》1989年第2期，第23页。）美国的许多学者也早已提出：“我们同中国关系不应仅以我们共同反对苏联为基础”（80年代美国学者此类言论很多，难以列举。这一引语出自1983年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主持的集体课题《今后十年的对华政策》中“一般性建议”第七条，比较有代表性，见《美中关系未来十年：1983-1993》（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08页。）。当然，当时大家都没有预见到以后的突变。而在美国方面不论官方文件提法如何，事实上直到1989年，决策集团中以中国制衡苏联的考虑仍占上风，所以苏联解体后就一度出现中国对美国不再重要的说法，上面所提到的“担心”，不幸而言中。 在同样的国际背景下，加上中国发生的天安门事件，两国关系中本已淡化的意识形态因素又突显出来。自杜勒斯以来第一次，美国再次掀起关于对华政策是应该立足于中国现政权即将垮台还是将继续巩固的辩论，不过“垮台论”没有占上风，才有当时布什政府维持中美长远关系的努力，而同时不放弃“以压促变”。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引起举世瞩目，“垮台论”又变成“中国威胁论”。中国在美国传媒中始终是反面角色。在中国方面，尽管国家关系不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为转移仍是官方一再重申的原则，但是对美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加强了抵制，反对“和平演变”又提上了日程；在民间，针对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一度高涨。所以世界范围的冷战结束之后，中美之间可以说又经历了一次不完全的冷战，双方关系一度陷入建交以来最低谷。 台湾问题也由李登辉访美引发了第三次台海危机，这回不是打炮而是导弹，双方采取了边缘政策。随后，在克林顿总统第二任内，经过双方努力，关系又开始回升，本人称之为“第二次正常化”，直到实现两国首脑互访。转了一圈好像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那么此时此刻与10年以前中美关系异同如何呢？首先大前提：利益的汇合是基础，这点没有变。这利益既包括双边的，也包括全球性的共同利益。在这一前提下，10年来维持不变的是： 双方认定的共同利益：中国改革、开放、稳定、现代化需要美国；美国认为一个稳定的、朝着改革方向发展、对美友好的中国符合美国利益（关于这一点，美国官方的提法措辞常有变化，但大体意思差不多）；双方都对发展经贸关系和文化交流持积极态度，而且有大幅度的进展；在处理国际共同关心的问题和热点问题上合作多于对抗：三项公报为基础没有变--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发表了联合声明，其中双方合作的内容更加丰富、具体，但是仍重申三项公报是两国关系的基础。 老的分歧依然存在： （1）台湾问题，双方基本立场如故。克林顿总统在中国所讲的“三不”是以比较明确的方式重申美国在三项公报中本应承担的义务，值得欢迎，但在实质上并没有新的突破。美国仍同时以“台湾关系法”为依据的双轨政策并没有变，在具体问题上双方对是否违反建交原则依然经常有不同解释（美国内阁成员访台就是一例），美国依然不时要采取引起中国不快直至抗议的行动，然后又经过交涉重申原来的承诺，如此周而复始。由于台湾岛内的形势变化和美国国会、舆论界的态度，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危险性不但没有减轻，而且有可能更严重。台湾问题依然是两国关系中的定时炸弹。 （2）经济关系，从数字上看，简直不可与10年前同日而语，而与此同时，贸易摩擦的面和频率也有所增加。中国进入gatt 的问题到1988年底时似乎已是成功在望，如今过了10年，gatt 演变为wto ，马拉松式的谈判还在继续，终点却似乎更远了，仰之弥高，攻之弥坚，简直像是个移动目标。美国仍然一年一度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进行辩论，1994年克林顿总统决定与人权问题脱钩，也只是回到1989年以前的状况，而每年总有一部分国会议员找到新的或老的借口投反对票。 （3）文化交流，中国依然强调科技，美国依然强调文化。在事实上两方面都大幅度进展的同时，中国政府总是对“和平演变”有疑虑，美国也总不放弃推行自己的价值观的目标，对高科技转让仍有重重障碍。中国人才继续往美国流，人数大大增加。本人在10年前的文章中说中国在为美国付中小学学费，现在这一趋势有增无减，而且包括大学本科。有人说人才已开始回流，实际的比例微不足道，而且回来的人许多都在美国企业工作。以上是不变的方面。冷战的结束并没有使中美关系的基础发生本质的改变。这一关系一方面可以说相当脆弱，如美国学者哈丁的巨著的题目：“脆弱的关系”，有一些结很难解开，旧问题没有解决，新问题又冒出来，使关系下滑的因素随时存在；从另一方面看，又可以说很有韧性，经历了那么多世界的和双边的惊涛骇浪，还是维持下来，而且还在前进，尽管步履蹒跚。从中得到的教训是：在关系很好时，不要太乐观，在看来问题很大时，也不要太悲观。 现在说“变”的一面。这里指的是超越诸如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具体问题来看根本性的新变化。最大的新形势是以电脑网络普及为特点的信息时代迅速到来，和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使国际关系的许多规则和惯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地球变得越来越小，跨越国界的休戚相关问题越来越多。特别是东南亚金融危机所显示出来的世界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程度是以前很难想象的。尽管迄今为止美国和中国都没有发生危机，但是谁也不能自外于这场风波，以邻为壑的做法必然会导致搬起石头砸自己脚，这应该是有识之士的共识。中国目前的政策符合这一原则，所以赢得国际好评，也是美国舆论对中国扭转看法的重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克林顿能够提前访华也与此有关。这是总的形势的变化。这样一种新的形势对今后两国关系将发生的影响，其广度和深度现在还难以准确的估计，但是对于观察者或决策者都是必须予以考虑的。 在中美双边关系中已经可以看到的一个新情况是：过去，美国支持中国改革和现代化顾虑较少，如果有，其出发点也是冷战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因素居多，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不了与美国的竞争对手。而现在，尽管事实上中国仍然远非美国的竞争对手，但是美国对中国的发展顾虑开始多起来，这也是中国威胁论的依据之一。美国现在不再担心中国改革倒退，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却害怕中国实力强大。也就是说，中国加快现代化的步伐不一定被美国认为总是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无形的、新的不利因素。超越那些繁琐的条件看实质，美国担心有一定分量的中国进入wto 之后可能取得的发言权，是中国参加这一组织的真正的阻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