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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说来，现在面临的新问题不但是10年前没有遇到，也是百年未遇的。当前大家都在作世纪的回顾：中国在本世纪初正好是甲午战争加八国联军之后，处于最弱、最屈辱的时候，而到世纪末却是第一次在国际上成为举足轻重的国家，而且还被人看作“威胁”。前一点符合现实，且足以自豪；后一点则既非事实又足以招祸。 在这种新形势下，笔者深感作为中国人需要有新的眼光和新的姿态： （1）国人在对外交往中习惯于强调鸦片战争以来受屈辱受侵略的历史，这是中华民族发愤图强的动力，也是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和心态的历史根源。纪念10周年文章中分析中国比美国重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也着重论述了这一点。不过现在已经到了要强调更多地向前看的时候了，不能总是以“五千年文明加百年屈辱”为辞。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中国人有条件也有迫切的必要创建新的精神资源，从中吸取新的动力。 （2）今后前进的道路充满艰难险阻，应更多地内省，从克服自己本身的弊病来消除障碍，而不是强调外因。因为外界的风浪和不利因素是客观存在，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对不公平的事物当然要进行抗争，但首先得自己肌体健康。我国wto 谈判代表龙永图先生在电视采访中一句话十分发人深省：面对美国代表提出的质问：“你们连走私都制止不了，如何使人相信你们的外贸政策？”，他纵然辩才高超也无言以对。至于在财政上单是走私一项所造成的损失远超过假定接受wto 的苛刻条件所损失的数字，已是众所周知了。当然走私仅仅是许许多多问题中的一个。例如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流失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亚于走私，只不过不能靠法律来解决，如何营造一个使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的环境，也只能返躬求诸己。在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借用一句通俗的话：要战胜的是自己。 （3）需要加速和深化观念的更新，以主动的姿态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如今国人都在谈“全球化”，这是一大进步。几年以前，这一提法多少还是禁区。现在，在经济、科技方面全球化大约已成共识，而在其他方面则认识很不相同，在有些方面还很被动。毋庸讳言，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仍然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方向和速度的制定者，这也正是中国的疑虑、踌躇，甚至抗拒之由来。10周年的文章中专门有一段提到相互依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我强调，“在现阶段，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还是主要的……特别是在国家之间贫富强弱悬殊如此严重的情况下，抹杀民族利益实际上会导致强权政治”。从原则上讲，这段话依然有效，世界大同当然远远没有到来，维护主权的任务有时还很艰巨。但是在程度上，今天与10年以前不可同日语，民族利益的界定，国家主权的范围等等都需作新的认真的研究。如果我今天写那篇文章，就会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这是一个大题目，此处无法展开。 在美国方面，毋庸置疑，美国仍是遥遥领先的唯一的超级大国，自80年代中以来，笔者就不同意美国衰落之说，如今在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美国仍然掌握最雄厚的智力和人才资源，占据高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因而仍领世界潮流之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特别需要认识到国际间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新的现实，一国的力量无论多大，可以一手操纵国际事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在观念上也应适应新的世界潮流，善用自己的力量和地位，摆脱过时的强权政治。美国对外常自称从道义原则出发，但是在他人，特别是受害者看起来，其行为却常常是基于自私目的的强权政治。关于利益和道义的关系，10周年文章中引了司马光评孟子见梁惠王的话：“唯仁者为知仁义之为利”，也就是说从长远看，国家利益与道义原则应该是一致的，有远见的政治家应该善于把握这一点。这个问题是复杂的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但是至少现有的国际法和国际组织规则是一个标准。美国习惯于通过制定国际组织的规则要求别国遵守，以贯彻自己的意志。目前覆盖面最广，最有权威的组织是联合国，得到全世界国家认同的是联合国宪章，实际上当年联合国宪章和规则的制定也是美国起主导作用。但是当前有一个令人不安的迹象，由于美国感到已不能在联合国得心应手地贯彻其意志，就置联合国于不顾，自行其是。对伊拉克的袭击只是一例。在此之前怂恿北约对不属于北约防御范围的地区用武也已露端倪。美国以世界最富的国家长期拖欠联合国会费也代表它对这一组织的态度。这对世界的和平和秩序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也增加中美之间实现“战略伙伴关系”的障碍，而且归根结底也未必符合美国自己的利益，攻打伊拉克之举可能使美国陷于被动而难以收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总是以最高裁判者自居，但是应该意识到美国目前超强的现实究竟对世界是祸是福，谁来约束美国，是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人所严重关切的问题。 （2）假如说中国应积极对待全球化的大趋势，美国则应更加尊重他国的民族利益和特点，承认他国发展的权利。如果说中国应更多地甩掉历史包袱，美国在与中国打交道中应有更多的历史感，不仅是看中国的历史，也要看自己的历史。在看中国历史时，不仅了解过去，还要着重看改革开放20年的历史；对美国自己的历史也不应忘记，美国发展到今天是有一个过程的，到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另外，对美国的繁荣富强实际上全世界各民族都作出了贡献。特别在与第三世界国家打交道时，决不要低估其民族主义感情和可能释放出来的力量，不论对此作怎样的评价，这是客观存在，而且在相当长期内还会很强烈。在美国战后的对外关系史上，对这一点屡犯判断错误，是有丰富的经验教训的，毋庸赘言，这里也包括对华关系的历史。 （3）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一向把国内法置于国际法和国际协议之上。美国的党派斗争对外交的干扰较之其他西方民主国家都大，有时到违背理性的地步。半个多世纪的中美关系深受其害，两国熟悉中美关系历史的人对此都深有体会。建交后的前十年，中美关系发展比较健康、正常，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对华政策基本上建立在两党一致的基础上。1989年以后不幸中国问题又进入了国内政治斗争中，超出了理性判断的利益基础。今后如果“中国问题”能多摆脱一些--完全摆脱大约不可能--美国国内政治的不断骚扰，则可望发展顺利一些。 最后，本人反对历史循环说。有一种说法，认为从历史上看，新的大国的崛起必然引起与原来的大国的冲突，这也是中美必然冲突论的依据之一。这种论调在美国相当流行，在中国一定范围内也存在，不过多数论者不同意。不同意的出发点不是良好的主观愿望，而是有客观依据。事实上即使从历史上说也并非必然，美国取代英国称霸世界，基本上维持良好关系，就证明此论不确（至于美英“特殊关系”的特殊原因又当别论）。历史现象有时有相似之处，但实质上不可能是循环重复。特别是当前整个世界正在发生质的变化，促成国力消长的因素、国际关系的规律以及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与半个世纪前已经大不相同，而且变化正以加速度进行。一方面，今后大国间冲突的代价将是谁也付不起的，另一方面，有许多新的因素可以避免冲突，解决分歧。更何况目前中国和美国的实际差距不能以道里计，美国决策者也并不认为中国在短期内能成为与美国抗衡的强国，但是仍然对中国的发展和兴起充满疑虑。对这一问题如不能改变观念达成共识，从长远看必然是中美关系的重要障碍。 最后，在学言学。这些年来双方互相的研究还是有长足的进展，对渗透到决策层和普及到一般社会都起了一定作用。对比一下10年以前，今天互相了解还是大大增加了。中美关系在最低谷时得以维持下来，固然是根本利益所在，双方有识之士还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我感到，美国的专家对中国研究比较深，而在政治家和民众中仍然偏见很多，或相当无知。中国人对美国的兴趣和了解的普及程度超过美国。另一方面，作为专业学术来说，中国方面对美国的研究尚有待提高和深化，特别是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角度对美国的各个方面作细致的、多学科的、非急功近利的分析研究远远不足，愿与同行共勉之。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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