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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注意吸取历史经验，尤其是外国的改革经验。他曾多次向国内介绍俄国、日本的改革经验，他说：“昔俄、日积弱之时，俄之旧主彼得，日之亲王大臣，皆肄业泰西，并聘其才德兼优之士数十人回国佐理。我国亦当筹借巨款，亟仿而行之。”[21]在《游历》篇里，郑观应特别介绍了俄国的经验：二百多年前，俄国也是积贫积弱的国家，彼得大帝见欧洲各国日渐强大，深恐外患将至，于是微服出访，遍游各国，询问利弊，延揽人才。回国之后，变法改革，振兴工商，“不二十年虎视一方，吞并弱小诸国土地日大，兵备日强，卓然为欧西首国”[22]。他建议中国也应该向俄国学习，多派王公大臣的子弟出国考察。但是郑观应并不盲目迷信西方，他认为对于西方的制度也应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取舍。“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不必泥古法，更何必拘西法哉？”[23] 郑观应以为国家的盛衰在于有无人才，而当时盛行的八股取士的科举考试制度，不仅不能培养出有用人才，相反却压抑人才的成长，他希望通过模仿西方的选人制度，设置西式学校，改革考试，力图对于当时的治学风气有所影响。 三、“断无反诸过去制度”的进化史观由于郑观应生活在近代中国，当时的社会复杂多变，古今中外的各种思潮交汇在一起，而郑观应又是一位思想敏锐的人，这些思潮对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而使他的历史观表现出复杂多样的时代特点。在对历史的认识上，郑观应主要表现出“断无反诸过去”的进化史观，但偶尔他又会说些复三代之盛的历史退化言论以及“一治一乱”若循环的循环论；在对英雄人物的看法上，他特别强调民为邦本，表现出一定的重民思想，但他又常常过于强调个人对于历史的作用，表现出英雄史观。 郑观应继承并发展了前人关于历史进化的思想，他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发现，“太古之世”的时候，人民穴居野处，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与禽兽无异；随着生产工具的发展，人们逐渐步入农业社会，“衣食、宫室、人伦、政治日臻完备”；而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格致之学大兴，创造的财富更大，各种机器“巧夺天工”。由此可见：“世界由弋猎变而为耕牧，耕牧变而为格致，此固世运之迁移，而天地自然之理也。”[24]这实际上是说，人类社会由弋猎、耕牧到格致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由于弋猎、耕牧所创造的社会财富较少，而格致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则较多，因此，这种变化是逐渐进步的。从这种认识出发，他对于袁世凯、张勋等人的复辟持否定态度，他说：“以前袁世凯总统之势力与才能，尚不足以压制全国之进步而反帝制，张勋之复辟无效，亦可为之前车。最近亦有挟武力以攘权，藉外债以填欲壑者，为犯众怒，亦终归土崩瓦裂。时至今日，断无反诸过去制度也。”[25] 这便是说，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不管你有多大势力，也不能将历史的车轮倒转。由于郑观应有这种正确的历史观，所以，当辛亥革命建立民国之后，虽然与他一贯主张的君主立宪制度不同，他还是在思想上接受了共和制[26]。 在宣传历史进化的同时，郑观应还在字面上表现出历史退化的思想。他多次指出，秦汉以前是中国的黄金时期，秦汉以后，各种问题越来越多。如学校，古时候的学校是造就人才的地方，而后世学校之制废弃，导致人才每况愈下，“竟罔知天地古今为何物”[27]；如民情，古时有专门的官员负责收集老百姓的意见，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愚黔首”之后，历代君主、“喜秦法之便于一人也，明诋其非，暗袭其利”[28]，至使民情难以上达；如刑法，古代立法尚宽，所设不过五刑，秦汉以后，“有罪动至夷三族……大失古人清问之意”[29]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后代不如前代。不过，郑观应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他向西方学习服务的。他说后世学校不如古代，却认为西方的学校制度符合中国古代的遗意；他指责后世民情难以上达，却认为西方设立的报纸能起到沟通民情的作用，因而主张中国应早设报馆；他不满后世刑法过酷，却认为西方的做法合乎中国古制，中国应该学习西方的做法。所以，郑观应虽然要求“复三代之盛”，但他的真正目的则是要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真正如九斤老太那样认为一代不如一代。 郑观应有时还在他的著作里表现出历史循环论的特点。在对天下治乱的看法上，他认为是一治一乱地循环变化着。他说：“夫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古今诸国莫不弱肉强食、虎视鲸吞。”“天下久合而必分，亦久分而必合。”[30]这种言论，显然是《三国演义》里的陈词滥调，但郑观应却又在其中加入“弱肉强食”的生物进化论思想。这种生物进化思想虽然不科学，但在当时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由于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弱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机，郑观应谈论弱肉强食，是想唤起国人的危机意识，积极变法图强，故而他说：“中国当此危极之时，而求安图治，上下皆知非自强不可，而自强非变法不可。”[31] 不过，这三种历史观并不是等量地出现在郑观应的身上，而是有主次之分的，其中进化史观是占最主要的地位，而另两种只是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才出现。 在对历史创造者的认识上，郑观应的答案是英雄豪杰。在他看来，一个地方的治乱关键在于官吏是否贤明。他说：“地方之治乱，视官吏之贤否为转移；朝廷求治，亦视用人何如耳。一县得人则一县治，一郡得人则一郡治，一省得人则一省治，天下得人则天下治。”[32]若是强调官吏的贤明与否对社会的治乱兴衰有一定的影响则是对的，但若过于强调他们的作用，便走上了英雄史观的路子。 但是，郑观应的思想又受到传统重民思想的影响很大，他以为英雄人物不过是能照顾到公众利益，因而得到人们的支持；相反，那些只考虑到自己私利的人，不过是些昏庸之辈。他说：“国之强弱系与君相，英明者必顾公益，举直错枉，兴利除弊，国小亦强；昏庸者只图私利，举枉错直，赏罚不公，国大亦弱。”[33]国君是英明抑或昏庸，关键在于能否“顾公益”[34]，即照顾到老百姓的利益。由于他有这种认识，故他赞同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说法， 特别重视民心的作用。他说：“从来国运之盛衰，系乎民心之离合。”[35]又说：“天下之治乱孰为之？民心之善恶为之也。”[36]这便将民心的作用看得很高。在中国古代，这样的言论非常多，如果当历史到了近代之后郑观应谈论的依然只是这些内容，倒显得他的思想没有多少进步。不过，郑观应毕竟是郑观应，由于他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很大，所以他又能说出前人没有说出的内容。在他看来，作为君主，必须与老百姓共同享受权力与利益。他说：“君之有民，犹人骨之有肉，体之有肢，动息痛痒，一气相通。”“然蕴利生孽，不利于民者终亦不利于君。”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非君民公利不可”，“因变君民平权之政，而国始敉安”。君民公利、君民平权显然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这样，就使得他的史学思想里有了前人所没有的崭新内容。郑观应还接受了西方有关天赋人权的思想，赞同日本名士深山虎太郎的意见，他认为：“民爱生于天，天赋之以能力……于是有民权焉。民权者，君不能夺之臣，父不能夺之子，兄不能夺之弟，夫不能夺之妇。”“无论民权、共治、君权，宪法皆不可无。”[37]由此可见，郑观应的真正目的在于实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四、富国强兵、抵抗外侮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想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逐渐沦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里。咸丰十年（1860年），刚刚19岁的郑观应听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咸丰皇帝仓皇逃往热河，最后并病死在这里，非常震惊。他说：“庚申之变，目击时艰，凡属臣民，无不眦裂。”[38]表示出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义愤。由此他产生了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朴素想法。郑观应在其有生之年，先后经历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的入侵等多次重大事件，有见于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他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想也日渐成熟。 郑观应对于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本性有所认识，指出：“查立约诸国，最强者莫如英，而美、法与俄皆堪颉颃。然英人险诈，法人鸷猛，势力相敌，迹其离合，实系安危。俄则地据形胜，兵严纪律，惟以开疆拓土为心，向为诸国所忌，而尤为中华之所患。”近代史上自从林则徐首次指出俄国是中国之大患之后，一些有识之士均对此表示赞同，而郑观应所言尤为深刻。他说：“俄国地广兵强，志在兼并，方诸列国，无异嬴秦。观其用兵于回部以西，恣其蚕食；通市于回部以北，潜欲鲸吞。复乘发逆披猖，遂与喀什噶尔酋长霍璧立约通好，俾彼恃有外援，甘心叛逆，抗拒天朝。由是据伊犁，并霍罕，心怀叵测，更宜思患豫防，善为之备。”[39]将当时的世界形势与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相比，显然是不准确的，但这实际上是当时思想界的一个共识，许多人（如王韬）都有过类似的说法。郑观应又说：“防英乎？防法乎？防俄乎？曰：防俄宜先。”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以为，俄人包藏祸心已非一朝一夕，咸丰八年（1858年）的时候，曾乘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机会，侵略了我国东北的大片领土，从这种乘人之危的做法上，可以看出其狼子野心。“近来造西伯利亚铁路，由彼得罗堡直达珲春。查铁路之造，虽所以便用兵，亦所以兴商务。是以各国铁路大都造于繁庶之区。今俄人独不惜巨款造于不毛之地，非有狡谋更何为乎？故曰防俄宜先也”[40]。他并特别指出，俄国将会首先侵略我国东北地区，再兼顾新疆。果然，此后不久，俄国先是策动蒙古封建主的分裂活动，后又侵略新疆并制造分裂活动，历史事实证明了郑观应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如何对付俄国的威胁呢？郑观应的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起初，他迷信万国公法之类的国际法：“将中国律例，合万国公法，别类分门……大会诸国，立约要盟，无诈无虞，永相恪守。敢有背公法而以强凌弱，藉端开衅者，各国会同，得声其罪而共讨之。”[41]他天真地以为一旦如此，就能使中国免受列强的侵略了。后来，他逐渐认识到这种做法并不可行，又产生了“远交近攻”联英拒俄的设想。可到了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后，“始知英之不能为我援者”，转而提出“联俄以制英”的设想[42]。及至1900年撰写《盛世危言》八卷本的时候，郑观应的思想更加成熟了，他明白列强的侵略本性是相同的：“俄瞰于北，英睒于西，法瞵于南，日眈于东……各国莫不讲求武备，诈力相角”，中国只有立即变法自强，才能抵御外侮，“我中国纵得强邻保护，亦不可有恃无恐。急效俄之彼德、日之明治，变法自强”[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