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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少川（1954- ），男，广东汕头人，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古籍整理和古文献的研究呈现可喜的局面。国家启动了古籍保护计划，《中华大典》《儒藏》《清史》编纂等重大文化工程全面开展，出土文献的研究、数字化技术的运用、域外汉籍的搜求和出版，古籍整理和古文献研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历史文献学研究拓展了新的领域，学科建设不断推进。本文拟就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的发展历程与趋势略陈浅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的历史历史文献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早在1981年，白寿彝先生就指出：“对于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很早就有了。我们可以说，就在这个时候，历史文献学就开始出现了。但如果作为一个学科体系来要求，现在还正在建设中。”[1]510自孔子整理、编纂《六经》始，我国就已经有对文献整理研究的实践了。数千年以来，历代文献学家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创造出大量的文献整理研究的成果。不过，只有进入20世纪，才真正出现了以近代学科理念建设文献学学科的探索。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以“文献学”命名的著作开始问世。陈垣、陈寅恪、顾颉刚等一批史学家则在文献考据的工作中，为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扩展了范围，充实了内容。特别是陈垣先生，在目录学、校勘学、避讳学、史源学等专学中，以其示范性研究，总结法则和范例，为文献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顾颉刚先生在古籍的辨伪方面、陈寅恪先生在历史文献的训解阐释方面，也分别推动了文献学学科的建设。 然而，历史文献学学科的建立，是由白寿彝、张舜徽、刘乃和先生等诸多前辈学者来完成的。20世纪80年代，以陈云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和国务院，号召“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教育部提出了“救书、救人、救学科”的一系列有关古籍整理研究和培养整理人才的方案[2]143-156，时代赋予了文献学学科建立与发展的良机。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历史文献学迎来了发展的高峰。在学科建设方面，张舜徽先生的《中国文献学》、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在1982年出版，这两本书在数十年文献学发展积累的基础上，对有关古文献的源流、部类、数量、考释、注疏、版本、校勘与流通阅读以及类书、四部书、丛书、辑佚、辨伪等作出了较系统的梳理，建立了初具规模的文献学学科体系。刘乃和先生则从历史文献的繁富、历史文献的作用和历史文献学研究的意义、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和文献学发展史等方面，阐述了学科的专业知识和主要理论问题①。与此同时，许多专家、学者对文献学学科涉及的对象、目的、内容和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尤其是白寿彝先生，更是对文献学的基本理论、发展历史和分支学科的建立，在理论上构建了学科体系的框架。他认为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内容可分为理论、历史、分类学及应用四个部分，其中理论部分包括：历史和历史文献的关系、历史学与历史文献的关系、历史文献作为史料的局限性、历史文献的多重性、历史文献和相关学科等问题。[1]558-559另外，白先生还谈到了研究历史文献学的意义，以及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史等问题[3]567，提出了学科研究的提纲，为历史文献学建构了理论框架。 此后，关于历史文献学学科构建的论著逐渐增多，以“历史文献学”、“古文献学”、“文献学”、“传统文献学”命名的著作多达五十余种，而关于文献学各分支学科的论著、讨论文献学基本理论和学科体系的论文更是不胜枚举。这些论著充实了历史文献学学科的内容，深化了学科理论，推动着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的不断完善。 二、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的内容学科是在科学发展中不断分化和整合而形成的，有的学科是科学分化所产生，有的则是由两门或两门以上学科整合生成的。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学科内部和学科的外部环境有着多重的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复杂的系统。认识学科发展的历史，把握学科建设的内容与特点，了解学科发展的新方向，会使学科的创新建设更富有成效。 近20年来，随着我国学术的繁荣，有关学科发展和学科建设的呼声日高，然而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对学科建设的内涵的认识却不甚了了，从而造成了定位模糊、名不副实、体系失范等弊病，影响了学科建设的迅速发展。因此，在讨论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时，有必要对上述问题作以下简要的探讨。 首先必须看到，学科是按专业性质而划分的门类，是在科学发展中不断分化或整合而成的。从历史文献学学科的发展历史来看，则是整合了多个分支学科而形成的一门颇具综合性特色的学科。对于这门综合性学科的建设，规范其学科范畴、找准其学科定位、认清其建设路径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文献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如何形成其独特的学科范式呢？从学科建设的层面来看，至少有三个层次。一是关于学科的基本理念，二是学科知识和理论的体系，三是学科的运作保障，即学科制度、研究机构和学术组织的建设，等等。 第一，学科的基本理念，至少应包括历史文献学研究的对象、研究任务，以及历史文献学学科的定位等三个方面。对于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前辈学者也多有阐论。比如，张舜徽先生在1980年发表的《关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问题》一文中，开篇就讨论了“何谓文献？它的概念，整理对象是什么？”这个问题。他对于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对象还有两点重要的界定：一是不能把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古物、模型、绘画概称为文献。区分的界限在于出土文物上有无文字。有文字的出土文物，这些文字可称为文献；无文字的实物，则应属于古器物学的研究对象[4]6-8。二是指出，“‘历史文献’四字，自可理解为‘古代文献’”[5]24。即将“历史文献”理解为历史上出现的文献，将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对象确认为古代文献，从而纠正了那种以为历史文献学只以史部文献为研究对象的偏狭观念。张先生还阐述了历史文献学学科的研究任务，他说： 研究历史文献的任务，主要是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使之不走弯路错路，这便是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重要职责。[4]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