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十年来，还有一些学者继续讨论了研究对象的问题，例如董恩林将此进一步确认为“文献的文本形态”[6]11-16，这是对研究对象认识的不断深化。 对于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定位，历来有一种不太妥当的看法，将其看作历史学的辅助学科。按照张舜徽等先生所言，历史文献自可理解为古代文献。由于古代文献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根据，因此，研究古代文献的历史文献学自然是历史学学科体系的组成部分，它与历史学有着内在的、密不可分的逻辑联系，而不是外在的辅助关系。从历史学学科体系的组成标准来看，既有以客观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世界史、中国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学科，也有以历史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史学史、史学理论等学科，而历史文献学则是以历史资料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综上所述，在目前“文献学”还未能成为一级学科的情况下，无论从历史文献学与历史学的渊源关系而言，还是从现行学术管理体制规定的学科体系而言，将历史文献学定位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应是比较妥当的做法。 第二，关于历史文献学的学科体系。自白寿彝先生提出历史文献学应包括的四部分内容之后，很多历史文献学专著都将学科理论、学科历史、专业知识作为学科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目前看来，这种结构还是合理的，但是各部分之中的具体内容仍然值得讨论。 首先，学科理论的内容一直比较薄弱，需要加以充实。总的来说，学科理论应包括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历史文献学理论的本体论主要在于文献观，要解决文献概念、文献的本质和特征、文献的形态、文献的价值和功能等主要问题。 文献学的认识论，要明确学科的定位及文献学的学科结构；要讨论文献学本身及所属各门专学（目录、版本、校勘，等等）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实践意义和历史发展规律；要思考文献学与传统文化，文献学与当代文化建设等课题。 文献学的方法论，要研究文献学的传统方法，文献学与边缘学科、相关学科的关系，文献学对当代科技成果和国外文献学研究方法的吸收等问题。要考虑如何利用当代科学技术成果、引进相关学科和国外文献学学科的理论与知识来更新我国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要考虑如何改进和发展文献学研究的传统方法。 历史文献学的专业知识则是关于分支学科的阐述。有的学者将许多学科作为历史文献学的分支学科，泛化学科的范围，从而模糊了学科的边界，淡化了学科的特质，不啻抹煞了学科。我认为，历史文献学的分支学科只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注释等六门专学。其他的一些专学，应分属于边缘学科和相关学科。 所谓边缘学科，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同两种或两种以上学科都有交叉关系的学科。比如，以文献学和图书馆学为基础的典藏学。据此而论，典藏、编纂、考证、史源、避讳等专学皆应属于历史文献学的边缘学科。而文字、音韵、训诂、金石、档案等专学则应属于历史文献学的相关学科。 第三，关于学科的运作和保障。其中包括了学者的职业化、固定的教席和教学培养计划、学位点、学会组织、专业期刊，以及与之配套的学术制度等等。如果说第一、第二层面主要是关乎学科建设的软件部分的话，第三层面则是学科建设的硬件部分。而且，这一部分较多的涉及学术管理、行政部门，举凡教席的数量、职称的评定聘任、学位点的设立、重点学科的培育，以及成果的评价指标等等，都要由学术管理和有关行政部门来操作和完成。鉴于目前历史文献学学科受重视程度不够、学术成果（如古籍整理成果）评价指标偏低的现象，在本学科的学科建设中，仍有必要呼吁相关管理部门加大对本学科发展支持的力度。 当然，就是在学科建设的运作和保障层面，学者本身的努力依然是至关重要的。比如，早在1979年，张舜徽先生就创立了本学科的全国性学术组织--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创办了学术集刊《历史文献研究》（曾名《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三十多年来，学会和集刊在推动历史文献学的科研、教学，凝聚学术力量，促进学科建设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今后学会也将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 三、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的前瞻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开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多种途径的开发、整理和利用，历史文献学与其他人文学科同样，既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我曾经提出，面对挑战和机遇，要更好地开展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有几项工作是值得期待的：一是要继续深入地开展历史文献学的学术研究，学术的发展决定学科的发展。二是要不断认识学科建设的内容，完善历史文献学的学科体系。三是要从内到外地优化学科环境[7]。 这里还要特别强调今后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中应注意纠正的两种偏向。 第一，要纠正文献学学科建设与古籍整理实践脱节的现象。多年来，文献学教材存在着陈陈相因、内容老旧、结论过时等问题，未能发挥文献学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在培养古籍整理人才、指导古籍整理工作的作用。其症结就在于脱离了古籍整理的实践，解决上述问题，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文献学要注意梳理中国古籍整理运动从20世纪初至今一百年来的实践经验，从方法论的层面上加以总结。纵观百年古籍整理的发展，其中有不少成功的案例堪称经典，比如《四部丛刊》的原版缩印、百衲本二十四史的配版描润、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校点、古籍今译的意境与传神、《大中华文库》的外译、古籍数据库建设等等。要通过方法论的总结，既从事实上详细描述各种方法的内容，说明在实际操作中如何运用；又从理论上加以抽象和概括，阐明这种方法的特点、运用范围和革新意义。 另一方面，文献学研究还要以前瞻性眼光把握当前古籍整理的新动向和发展态势。要分析古籍整理工作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比如，从历年来古籍整理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学术问题和错误中，分析其致误原因，归纳致误通例；从以往对古籍整理成果的评论中，提炼出各类古籍整理成果的评价标准，为不断提高精品意识和整理水平提供借鉴，从而指明古籍整理工作的发展方向。并以开阔的视野，借鉴国外整理古籍的科技手段和文献研究的方法，不断开拓古籍整理和学科发展的远大前景。 第二，要改变文献学科轻视理论建设的偏见。对于文献学的理论探索，历来有一种偏见，认为文献学研究只有方法，没有理论，也不需要理论。受此影响，多年来文献学的理论建设比较薄弱，这种现象必须改变。因为从根本上讲，文献学研究的实践，如果没有理论总结，就不可能有本质的、规律性的认识和系统化的传承，也不可能有持续的创新发展。在这方面，陈垣先生为我们做出了典范。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校勘成就显著，尤其是清代的乾嘉考据，更是硕果累累。然而，对于校勘之学则未有系统的学理总结。当时学者提出的所谓内校、外校、死校、活校，众说纷纭，却无一足以全面准确地概括校勘之法。只有到了20世纪30年代，陈垣先生在《元典章校补释例》中，才用近代科学的理论，将校勘方法概括为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的“校勘四法”，使得校勘学成为一门可以传承，并藉以不断创新的专学。由此可见，理论建设并不是苍白空洞的说教，而是有血有肉、实实在在的法门。除了立场、观点、原则等一般性的指导理论外，更多的是从纷繁复杂的专业知识中对法则和学理的提炼，因而应引起充分的重视。 参考文献： [1]白寿彝。 谈历史文献学[G]//白寿彝史学论集。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2]全国高校古委会秘书处。 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文件汇编[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3]白寿彝。 再谈历史文献学[G]//白寿彝史学论集。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4]张舜徽。 关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问题[G]//张舜徽学术论著选。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5]张舜徽。 与诸同志再论历史文献的整理工作[G]//张舜徽学术论著选。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6]董恩林。 中国传统文献学概论[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7]周少川。 历史文献学学科的新成果与展望[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09-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