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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戎的《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出路》一文，引起全国民族理论学界关于民族能否去“政治化”和被“族群”替代的大讨论，在全国造成很大的影响，使我们把注意力再集中在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相关理论和具体政策上来论述“去政治化”和“族群”的合理正确与否。因为“去政治化”和“族群化”的问题，关系到对我们国家一贯以来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民族工作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也关系到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团结和统一和国家的繁荣昌盛等重大问题。 一、中西语境下的民族涵义的阐释民族理论是民族问题理论的基石，有什么样的民族理论，就会有什么样的民族问题的理论。在中西两种不同的语境下，对民族及其民族产生、发展的规律都有不同的阐释，最主要的在于两种理论产生的理论依据、历史条件、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诸多的殊异之处。西方的民族的产生和发展的理论是来自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确立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来的。西方的一些著名的民族学家们，如盖尔纳、安东尼·史密斯、凯杜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等，他们都认为民族是近代以来的产物，并不存在于以前的社会形态里。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民族就是代表第三等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家、思想家们为了发动、联合广大的人民群众起来推翻封建统治等旧秩序的工具而已，是人们“想象”和“构建”出来，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主观的东西，一切取决于政治家、思想家们和现实政治和阶级斗争的需要。安东尼·史密斯在研究众多的国家和民族后（亚洲、非洲除外），得出要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而不是属于另外一个民族的部分的结论，必须具备四个要素（历史形成的领土、法律和政治共同体、成员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共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特征，[1]P13-14得到了西方的主流社会的承认，作为西方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亚洲、非洲等国家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实践，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在19世纪的拉美的独立革命、19世纪中期的欧洲的民族主义浪潮和21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亚非殖民地民族主义分别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引发的三次民族主义的浪潮，并且与资产阶级革命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2]P9-11，结合他们对民族的认识及其以后的认识发展，可以得出他们提出“民族”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推翻旧的封建反动势力，建立的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西方国家的思想家、政治家们主要是利用“民族”的全民性、煽动性、诱惑性和整体性的特点，发动和动员广大的下层群众站在资产阶级的这一边，来推翻强大的传统封建统治制度，打破旧的社会体系，建立一种崭新的国家类型和社会体系，反映其提出“民族”概念的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倾向，而这正好符合西方实用主义哲学的传统文化氛围。 虽然我们现在贯彻的民族政策其理论依据是来自西方，但是在进入中国后，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对西方的民族理论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继承和发展，即我们常说中国化的过程。[3]P6-19况且这里的西方的民族理论并不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理论，而是同样来自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与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理论有本质的区别。 我国作为历史悠久的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在这中华大地上一直以来就存在为数众多的不同的民族集团和部落。由于理论和实践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理论来自实践，而实践又受到理论的指导，所以我们国家对民族在几千年前就有清晰的认识。大禹时的“万邦来朝”、商汤灭夏时的成汤率领的“三千诸侯”和武王灭周时候的“八百诸侯”，里面的“邦”和“诸侯”其实就是不同民族集团。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华大地上已然形成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和中间诸夏”的五方格局。《礼记·王制》里面的“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就从风俗习惯、文化、心理认同意识等方面表明华夏族与蛮夷戎狄的区别，这与现在区分民族的标准真的是殊途同归。相应我们也建立西方国家所谓的民族国家，标志就是在公元前221年消灭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实行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车同轨、行同伦和书同文等统一行为，使得西方国家所说的民族的形成必须具备统一的地域、统一的语言、统一的文化、统一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心理素质等在此已经形成。通过上述的阐述，我们发现中西方在不同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对民族认识的出发点、立场、目的、原则的理念有着根本的不同。我们的出发点在于如何治理、管理、认识这些不同的民族或民族集团，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及其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和繁荣。西方的出发点是如何来发动、调动广大人民来支持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制度的斗争，建立资本主义制度。 用西方占统治地位民族理论来评价我国民族理论和政策科学性和准确性是不实事求是的，当然结论也就不一定是那么科学和理性的。我们国家一直以来在解决、认识民族、民族问题上一直采用儒家思想的观点，即用文化而不是血统的观点来解决、认识民族和民族问题。[4]P27-45因此，在我国一直没有有民族意识就必然会出现民族分裂的局面的认识，这正是我国在解决民族和民族问题上理论、政策没有照搬照抄西方的原因所在，也是我国民族政策在当今世界独树一帜的根本所在。马戎的这篇文章很多的论点、论据和结论都是建立在他自己对民族的认识和理解上（特别是西方的民族涵义的认识和理解上），因此他的文章里面的相关结论就值得商榷和探讨。 二、民族构建的模式的阐释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由两个以上民族居住的国家，并且绝大多数国家的民族在近代之前基本上都是一个分散、有众多不同的阶级或阶层、政治实体或组织等组成的一个大的混合体，没有一个统一的地域、经济生活、语言、文化、共同的心理素质等组成民族的基本要素。在进入近代社会以后，这些国家如何把这些分散，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背景的阶级或阶层、政治实体或组织凝成一个统一、稳定、强大的实体，摆在这些新国家的面前，成为这些国家当时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解决的如何关系到这些新国家能否经受住时间和国内外各种社会环境的影响，能否在当今世界体系中长期存在下去的关键要素。其实拉美各国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例证。19世纪初期拉美诸国就完成独立革命，建立新国家，但是他们却并没有成为像西方一样独立的国家，反而变为西方国家政治上、经济上的附庸，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国家才基本上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针对这些问题，西方的一些著名的民族学家、政治学家则给出一个他们认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答案，那就是走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国家诞生过程中的民族构建模式。马戎认为的两种模式：一种是西方国家民族构建模式（以意大利、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为典型代表）；另一种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思想启蒙运动尚未发展起来的东欧和亚非拉各国的民族构建的模式。第一种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先有国家而后有民族，就是借助国家的力量来完成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语言、地域等上的统一，从而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个稳定统一的人们共同体。第二种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先有民族而后有国家，这在亚非拉众多国家里都可以找到的例证。他们认为前一种是后一种的前提和基础，后一种是前一种被动的反应和模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们为何对自己关于民族建构模式具有优越感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