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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解决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途径中国当代民族问题的主要表现就是各民族之间在事实上的不平等，也就是各民族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不平衡和差距。解决的主要手段就是大力发展他们的经济，只有经济得到发展，其他文化、教育、医疗、科技等问题才可能解决，否则，那就是空中楼阁。马戎认为解决中国当代的新的民族问题的出路在于把中国的民族身份“文化化”，其实质就是“去政治化”，重新对中国的民族进行新的构建，建立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强化中华民族的意识，弱化各民族的民族意识。这种办法先不论它是否科学合理，是否颠倒经济基础的决定性的作用原理不说；同时这种办法能否解决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民族问题之原因 他认为各民族之间，特别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随着西部大开发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民族地区的深入，使得他们之间的利益差距导致冲突和纠纷等引起民族间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使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关系呈现紧张的趋势。举新疆“7·5”事件和西藏“3·14”事件及其影响来说明是由汉族的大汉族主义和汉族民众缺乏民族知识、民族理论普及教育等因素造成的结果。其实这些事件背后的真正的原因真的是汉族民众缺乏民族知识、民族理论和汉族的大汉族主义吗？新疆“7·5”事件的导火线真相是什么大家都比较清楚，并不是如外界传闻的那样。大家知道，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公平经济、竞争经济，市场经济的实行必然会导致个体收入之间的差异是很正常的现象。不能一概看到他们的收入差距就一厢情愿的认为是社会不公平、受歧视造成的，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拥有的谋生的技能上的差别、职业的不同、教育水平等因素所造成的。对于这个问题不能简单的归结于为汉族地区没有宣传民族理论政策、民族知识的结果，其实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有很多的，有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宗教上、意识形态上等原因；有纵向的原因，有横向的原因；有历史的原因，现实的原因；有自然的，社会的原因；有客观的原因，有主观的原因等，所以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大汉族主义和汉族民众缺乏民族理论、政策等方面知识的教育和市场经济造成的，否则就有偏颇之嫌！ （二）解决的路径 马戎认为解决中国现当代的民族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文化多元主义”，即把民族“文化化”或“去政治化”。首先，他把文化与政治看成是可以分离的两种现象，其实，政治与文化是浑然一体的，政治是在一定文化基础上的政治。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虽然是典型的单一的民族国家的构建模式，但是其政治体制、政权结构、政治原则等政治制度上却截然不同，其根源就在于背后的文化的影响。苏联用联邦制的形式来解决民族问题，而中国用民族区域自治来解决民族问题，背后也是其各自的传统文化的作用。文化也是在一定政治基础上的文化。在西方发达国家话语环境中，受到主流社会推崇的“文化多元主义”、“族群”的概念就是西方传统的民族国家的政治模式和民主制度下的成果。中国语境下的“民族”概念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就是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高度“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传统历史文化发展的结果和产物。③其次，用“文化多元主义”、“文化化”这种方法来解决民族问题的国家，多是移民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就连那些原来不是移民国家的英国、法国，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移民的逐渐增多，也逐渐开始实行“文化多元主义”的政策来解决这些国家日益复杂、尖锐的移民（民族）问题。相反移民（民族）及其移民问题（民族问题）很少的国家很少采用这种“文化多元主义”的政策来解决这些国家的移民（民族）问题。其根本就在于这些国家的民族以及民族问题一直就存在，也存在与之相应的政治体制和原则，这时要打破原来的体制和均衡，重新分配权力和利益，必然引发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的混乱，严重的导致国家动荡不安、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如非洲、亚洲的部分国家在西方的殖民者来之前之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明显的例子。现在的非洲、亚洲的部分国家就是采用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或者是西方等外部力量的介入而导致这些国家的动荡不安、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等，如卢旺达大屠杀、安哥拉、塞拉利昂、索马里等国的例子就是很好的证明。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国家的国情有明显的不同，要在中国实行文化多元主义，恐怕也会像非洲一样陷于战乱频仍、社会的动荡不安、民族分裂活动猖獗等现象。再次，就是“去政治化”和改“民族”为“族群”这种方法能否成为解决中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的关键的要素？他认为同时多民族（族群）的大国（美国、印度）就很好的处理该国的民族问题。事实并不是如此：美国在解决民族（移民）问题上也并不像马戎认为是很成功的一个案例，其实美国每年发生在白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冲突不计其数。（具体的看国务院办公厅的《美国人权状况白皮书》里面的数据）美国政府实行文化多元主义或“去政治化”，后面隐藏着一种逻辑，那就是要成为美国公民，就必须放弃在政治方面的某些权益等。 其次，印度这个国家构建“印度民族”的努力，懂一点印度国情的人都知道，印度的宗教和种姓制度是印度国内矛盾十分尖锐的主要根源，并没有随着“印度民族”的构建而减轻，反而印度的民族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有越演越烈的趋势，特别是印度的三大宗教集团之间的纷争一直存在。印度国内频繁发生的几大宗教信徒发生的惨案就可以证明。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在印度近13亿人的人口中各民族之间所占的比例是不一样的，人数最多的印度斯坦人才1.5亿人左右，并且还有好几个人口上千万的民族，这与中国的各民族，特别是汉族占绝大多数（91%左右），少数民族只占全国人口的极少数（9%左右）的比例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就是中国的现在各民族一直以来都是居住在中国的传统疆域范围之内，基本上没有外来的民族能够进入中国，并且占着统治地位的基本上都是汉族及其创造的文物典章制度。印度虽然和中国一样是文明古国，但是在两千多年前，先后就被几个外来民族的入侵所中断，因而它的文化就形成几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圈，以此也就形成以文化圈为代表的不同的种族或民族，并且这几种文化之间没有谁占着绝对的统治地位，以至于他们之间的纠纷、斗争和矛盾一直存在并且有越演越烈的趋势。由此，他认为印度的“文化化”的政策是成功的是有很大疑问的？最后，民族认同与构建公民认同其实这两者之间并不是根本对立的关系，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事物的多维性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这两者之间在适用的对象、目标和目的等方面都明显的不同。民族认同强调的是一种文化上的心理认同，其实质是群体认同，公民认同强调的是在一定疆域范围内的政治认同和法律认同，其实质是国家认同。用公民认同来代替民族认同，混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有民族虚无主义的趋向，当然，也不能用民族认同来代替公民认同，否则会出现与苏联、南斯拉夫等一样的分崩离析的局面。因此，构建公民认同与民族认同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相反还起着相互补充、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效果和影响。 综上所述，马戎认为中国当代民族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的民族、民族问题以及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的错误，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当代民族问题就应该采用西方的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相关理论和政策，即实行“文化多元主义”和民族的“去政治化”或“文化化”。任何一个国家制度和文化都存在一定的时空维度下，在别国成功，并不意味着在另外一个国家一定会成功，如西方的民主制度和多党制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水土不服就是明显的例证。本文针对他所依据的论点、论据，根据中国的历史特点、长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各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和我国在解决少数民族及其民族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等，从四个方面来批驳他的观点，得出我国现当代的民族问题的症结在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解决的办法就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富强。 注释： ①这里主要是指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在贯彻、执行民族政策时的态度、效率、效益等。 ②中国历史上发生很多起地方政权与中央政府的分庭抗礼的事件，但大多数最后结局都是中央政府取得胜利，然后建立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国家。如汉朝与南越国，唐朝与南诏、突厥，明朝与北方的蒙古政权，清朝与台湾的郑氏政权、西藏地方政权等。 ③其实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就是吸收中国古代在治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政策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可以从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主张的历程来阐释中国的民族问题的解决受制于“大一统”的传统政治观念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具体论述可见田继周著《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何龙群著《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史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参考文献： [1][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M].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吴仕民。中国民族理论新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 [4]陈玉屏。中国古代民族融合问题研究[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 [5]罗树杰，徐杰舜。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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