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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胡思庸（1926-1993）先生，河南省信阳县人，幼年在家乡上小学，后就读于甘肃省清水国立第十中学。1946年考入河南大学农学院园艺系。河南大学1948年南迁苏州期间，转到文学院历史系就读。1951年2月毕业后留河南大学任教。 留校后的一段时间内，胡思庸先生一方面在河南省历史学会主办的新中国第一个史学刊物《新史学通讯》编辑部任职，担任一些行政事宜；一方面充任当时河南大学校长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嵇文甫先生的学术助手，从事中国古代思想史与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后任河南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1979年12月破格提升为历史学教授。1983年创建河南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室，并任研究室主任。 胡思庸先生1983年8月出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仍兼任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室主任，直至去世。他198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后曾经担任中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委员会委员。在河南大学和省社会科学院工作期间，他还曾兼任郑州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共河南省委咨询小组特约研究员、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省社会科学职称高评委主任、省史学会会长、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州学刊》主编、河南省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委员等职，曾任中国史学会第二、三届理事会理事、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因积劳成疾，不幸于1993年8月26日在郑州逝世，享年67岁。 胡思庸先生的一生，是由一个好学深思、具有民主爱国思想的青年学子，逐渐成长为一位有共产主义理想并在学术上取得突出成就的一生。 胡思庸先生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又掌握了先进的思想方法，他一生治学严谨，文不虚发，在学术界有较高的声誉。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一些著名学者，曾称他为“中州大儒”，以肯定他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地位。 胡思庸先生研究的重点，是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由于他的根柢深厚，尤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方面造诣很深，故在中国近代史、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中，每每取得开创性的成果，引起学界的重视与肯定。胡思庸先生在学术上的突出贡献，主要在鸦片战争史和太平天国史等领域。 一、关于鸦片战争史研究1952年至1953年，他先后在《史学月刊》发表了《平英团--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运动第一幕》及《关天培与陈化成》两篇论文。这是他最早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论文。文章反映了他的学术眼光，但也给他留下了几多遗憾。特别是后一篇文章，有明显的不该有的疏漏，这对胡思庸先生刺激很大。他用铅笔将有问题处一一划出、更正，并在多处写了自责、悔恨的警语。此后他经常把刊载这篇文章的杂志放在自己的书桌上，以时时警醒自己。1954年，他在《新史学通讯》1月号、2月号上发表了长篇论文《伟大的爱国者林则徐》。这篇论文可以说是胡思庸先生的成名力作。文章以扎实的史料、充沛的情感、流畅的文笔，评判了林则徐一生的伟大贡献，刊出后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与一致赞赏。 20世纪60年代，是胡思庸先生的学术成熟期。这一时期他撰写并发表的《林文忠公家书考伪》（《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一文，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特别是鸦片战争史研究中的不可动摇的地位。该论文就学者经常引用的《清代四名人家书》（广益书局1936年版）中的40余件林则徐家书，一一进行详细的考辨，断定其全系伪造。文章思想敏锐，旁征博引，考证缜密，得出的结论不容置疑，成为铁案。后来胡思庸先生发表的另一篇论文《林则徐手札十则辑注补证》（《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4期），再一次展现了他这方面深厚的专业知识与扎实的学风。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思庸先生在科学的春天中迎来了自己的又一次学术研究高峰。在鸦片战争史研究方面，发表了《清朝的闭关政策与蒙昧主义》《何玉成冤词--三元里抗英斗争领导问题之我见》《林则徐手札十则辑注补证》《鸦片战争前夕的“汉宋之争”》《龚自珍思想论略》《〈川鼻草约〉考略》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可谓硕果累累。 《清代的闭关政策与蒙昧主义》（《吉林师大学报》1979年第2期）一文，从重农抑商政策的延续、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的心理及隔绝人民与外界的联系以利于专制统治等三个方面，就闭关政策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剖析。文章还对清代对外贸易的管理和闭关政策的主要内容，提出了真知灼见。文章发表后，曾被收入到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鸦片战争论文专集》（续编）一书中，成为该领域研究中极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 关于三元里抗英斗争，194９年后学术界异口同声说是菜农韦绍光领导的。胡思庸先生阅读了大量的文献，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得出了何玉成是这场斗争领导人的结论，推翻了过去的不实之词，得到了史学界的认可。（《何玉成冤词--三元里抗英斗争领导问题之我见》，《史学月刊》1980年第1期，署名田用） 胡思庸先生师从嵇文甫先生，旧学根柢深厚，尤长于研究中国古代经学发展的历史。他发表的《鸦片战争前夕的“汉宋之争”》（《史学月刊》1981年第4期）一文，对乾隆嘉庆以后至鸦片战争前大约一百年统治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宋学和汉学，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指出：“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意在为清代汉学作一个总结，但其门户之见的卑陋，思想内容的贫乏，再加上根深蒂固的对国计民生的冷漠态度，使该书变成一部琐屑的流水账。这正是汉学走向末路的征候”；“鸦片战争前夕的汉宋之争，固然标志着‘汉学专制’局面的崩溃，但宋学也远非胜利者。尽管《汉学商兑》（方东树著）里用了许多人身攻击的恶毒字眼，甚至用乾隆年间文字狱的案例来威胁对方，但那种陈旧而又空洞的性命义理说教，久已为人所讨厌。理学一统的局面也已一去不返。”这一论文对于研究鸦片战争前的思想学术史，有重要价值。胡思庸先生为研究生开了一门课，即《中国经学发展史》。惜由于后来他忙于行政工作，这部他多年潜心研究的专门著作未能完成、出版。但仅就其弟子就课堂笔记整理收入《胡思庸学术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古代经学的发展与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一文，已可看出他对经学研究的独到见解。 凭借敏锐的学术眼光加之深厚的学术功底，胡思庸先生对龚自珍的思想做出了新的评价，引起近代史学界的广泛注目。《龚自珍思想论略》（《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一文的闪光点可谓比比皆是。针对有些学者在论著中否认今文经学对于龚自珍的影响，胡思庸先生通过大量史料辨析，指出龚氏确受今文经学影响无疑。龚自珍在《尊隐》一文中宣告了社会危机的到来，满腔热情地欢呼“山中之民”将要兴起，取代旧的统治。但这个神秘的“山中之民”是谁？他代表哪种政治力量？前此，史学界有人推测是指农民阶级。胡思庸先生通过有说服力的、机智的考辨后断言：“山中之民”决非农民的代表，而是龚自珍那样的封建士大夫的化身。 《龚自珍思想论略》一文最具分量、影响最大的，应该说是对“农宗”--龚自珍的理想国的剖析。龚自珍1823年写了《农宗》一文，作为其“理想国”的蓝图。一些史家对这篇著作评价甚高，认为它有限制大地主土地兼并，保护中小地主的意图。胡先生在论文中持不同意见，尖锐指出：“《农宗》的理想国根本无法实现。它不但是空想的，而且在政治倾向上是反动的。”认为，《农宗》中提出的方案，只能扩大官僚地主的特权，根本没有保护中小地主的意义。又“根据《农宗》的设想，是要强化封建宗法制度和自然经济，用血缘关系的强韧纽带，把穷人（‘闲民’）束缚在土地上，子孙恒为闲民，世世代代不得翻身。而且，这种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还可以被血缘宗谱的幕布所掩盖……哪里还懂得反抗呢？”胡先生在文章中还指出，龚自珍把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发挥到了极致。他要求社会上货币要少得不能再少，基本上等于取消，恢复到以物易物的时代去，这只能是历史的倒退。胡思庸先生的文章还评析了龚自珍的所谓“改革”主张，认为无法做出较高的评价。当然，正如胡先生文章中指出的，“如实地指出龚自珍的阴暗面并不是要抹去他的光辉。他生当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的边缘，思想充满矛盾是不足为奇的。他对清朝的官僚政治作过深刻的批判，尤其在封建社会晚期，高度皇权专制统治下，许多可憎可耻的东西被他无情地揭发出来，予以鞭挞，确实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