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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庸先生对于魏源思想的研究，也透出他的睿智与深厚的学术功底。他认为：“在哲学上，魏源的历史进化观点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一个学者。”但又尖锐指出，魏源给自己的变易的进化观点加上了两条限制，一是强调“道”不能变，一是受今文经学三世说和老子的“归根”“复命”哲学的消极影响，陷入了历史循环论，因而这种变易的观点难以贯彻下去。胡先生还就魏源思想中丰富的辩证法因素及其朴素的唯物论的反映论予以肯定，但又揭示了其终于走上有神论的失足之处。这些论述，显示了胡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与人不同的地方（《魏源思想论略》，见《胡思庸学术文集》）。 胡思庸先生与其助手郑永福合作的《〈川鼻草约〉考略》一文（《光明日报》史学版，1983年2月2日），获得学术界极高的评价。已故著名中国近代史学家林增平先生指出：这篇论文，是新中国近代史实考证的重大创获之一。鸦片战争初期，英国侵略军于1841年1月强占香港时，曾发布公告称义律与琦善已经签订协定（即此后所谓的《川鼻草约》），将香港一岛割让英国。其后百余年，中外史籍（包括中国大陆大学、中学的历史教科书）均沿袭这一说法。胡先生等的文章，查阅了大量中文文献，参考了五六种英文著述及日本学者收集的有关资料，经过缜密的考证，推翻了这一延续百余年的结论。指出：“琦善始终没有向义律答应割让香港，只许寄居；而且始终也未答应英方占香港全岛，只同意香港一隅。”“所谓《川鼻草约》，是在英军强占香港以后，才单方面制定的条文，而琦善始终未在该约上签字或加盖官防。故《川鼻草约》不仅事后未经中、英两国政府批准，即便当时也并没有签订。‘订立’‘签订’‘签字’等说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先是在没有任何条约根据的情况下，武力强行霸占了我国领土香港，以后又经过一年多的持续侵略战争，用武力胁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将抢夺来的权益用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充分暴露了殖民主义的强盗本性。” 这篇论文发表不久，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便发表文章指出：此后大学、中学历史教科书涉及《川鼻草约》的内容都要做郑重修订，其根据就是这篇论文。果然，1984年后出版的严肃的学术著作和教材中，都断然纠正了过去的错误论述。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前夕，《历史教学》杂志编辑部又特约郑永福撰文，重申对《川鼻草约》的考订。《〈川鼻草约〉考略》一文既是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著述，其影响又远远超出了学术范围，引起了多方面的重视。 二、关于太平天国史研究胡思庸先生不仅是一位研究鸦片战争史的专家，也是一位出色的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专家。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胡思庸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方面的造诣，显露得更加充分。他发表的《太平天国与儒家思想》《太平天国与佛教》《汪士铎思想剖析》等论文，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之作。另外还有《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贵州苗教大起义》《太平天国的知识分子问题》等文章。 胡思庸先生大学毕业留校后不久，便发表了一篇有相当影响的长篇文章《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贵州的苗教大起义》（《新史学通讯》1954年8月号）。该文章至今被有些专家看做是研究苗教起义的重要参考文章之一，给予很高评价。1963年，胡先生发表了长篇论文《太平天国的知识分子问题》（《开封师范学院》1963年第2期）。这是笔者所见到的关于太平天国与知识分子关系问题的第一篇专门文章，也是至今这方面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中比较有分量者之一。 《太平天国与儒家思想》（《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2集，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一文，是奠定胡思庸先生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的学术地位的论文。该文对太平天国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作了系统的阐述，多有创见，并纠正了学界过去的一些错误或模糊的看法。文章最有价值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1.在太平天国革命的早期，即上帝教创立直至金田起义前后，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以洪秀全为代表，在思想上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他们对“孔孟先儒”是十分尊重的，并且往往打着孔孟的旗号进行“革命的托古改制”。那些认为洪秀全把孔子当作“阎罗妖”、“邪神”的意见，是错误的。2.随着思想战线斗争的深化，在定都天京前后，太平天国开始严厉地排斥儒家，洪秀全也对自己过去的著作加以审查，删去了那些儒家色彩的部分。但太平天国的“排儒”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执行。洪秀全的晚期作品，仍有不少改头换面的儒家封建思想因素。3.1853年，太平天国开始了对《四书》《五经》的删改工作，但是直到太平天国失败为止，《四书》《五经》的任何一部改正本，也没有钦定颁布下来。4.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领袖洪仁玕，又对儒家表示尊重；他力图把儒家思想的有用部分和革命的上帝教义调和起来，并且建立了一种独具体系的历史观。他在某些地方虽然也曾对儒家有所非议，但在态度上是比较温和与软弱的，他还没有摆脱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 《太平天国与佛教》（《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广东、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一文，是研究太平天国与佛教关系的开创性的成果。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通过认真地梳理史料，严密地考证，得出如下的结论：太平天国反对儒、佛、道三教的斗争，是被压迫的农民对封建精神牢笼的勇猛冲刺。在太平天国运动中，佛教所受的打击最为沉重。不管这次运动采取了如何离奇怪诞的形式，不管它是如何不彻底，并且最后归于失败，但它的进步意义应予以充分肯定。在反对“三教”的斗争中，洪秀全是最为激进的领袖人物。但由于佛教与儒家互相结合，长期统治，对中国的思想和文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这个前提是无法回避的，所以洪秀全在世界观上，在思想资料的借取上，都存在着来自佛教的因素，这些佛教的思想因素，有些是通过耳濡目染，有些是通过儒家哲学的渠道，不自觉地带进了拜上帝会。 1978年，胡思庸先生发表了《汪士铎思想剖析》（《历史研究》1978年第2期）。文不虚发，每论必有创见，文采飞扬，平中见奇，可读性极强，胡先生的这些写作特征在《汪》文中有集中的体现，因而这篇文章是胡思庸先生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著述。 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洪流中，汪士铎不过是一个“泡沫”。《汪士铎思想剖析》一文，就是力图通过对汪士铎的个案研究，进一步透视当时整个思想界的一般趋势和斗争实质。胡先生在文章中，通过对汪士铎对社会各阶级的态度、历史观、人口论及其“王霸之辨”、“藩镇论”的剖析，指出，“汪士铎的思想色彩鲜明，毫不掩饰，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镇压农民革命。他之所以痛骂孔孟，尊崇申韩，也是为了同一目的”。惟其如此，尽管其激烈抨击孔孟，却深得以程朱理学为标榜的曾国藩等人的同情和重用。文章就儒学在明清时期的发展变化作了简明扼要的考察分析后指出：“曾（国藩）、胡（林翼）都是以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相标榜的。但正如汪士铎不是什么‘法家’一样，曾、胡也不是纯粹的儒家，更不是纯粹的宋学。只要能把农民革命镇压下去，他们什么手段都用，什么思想武器都用。他们不但‘汉宋兼采’，而且‘儒法并用’。”该论文发表后，引起学界的重视，国内权威报纸作了摘介。 三、其他方面的研究胡思庸先生作为河南学者，对河南地方史也极为关注。他参与了关于民国初年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白朗起义的调查工作，并撰写了《白朗起义调查报告》（《开封师院学报》1960年第5期）。后发表了《五十年前的白朗起义》一文（《河南日报》1961年12月19日、20日）。他还与王天奖先生合作撰写了《义和团运动时期河南人民的反帝斗争》一文。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文化史热的兴起，他对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也倾注了热情。 《西方传教士与晚清格致学》一文（《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6期），在1984年全国第一届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上报告后，即受到广泛关注。文章发表后，得到较高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