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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市大众文化与大众政治文化在近代中国城市中，不同的地方文化通过各种社会机构和它们的活动而得以再创造。顾德曼（Bryna Goodman）和J·瓦森斯卓姆（Jeffrey N. Wasserstrom）都注意到 了这个特征在上海的突出表现，但前者的兴趣是在移民文化，而后者的强调的是大众政治文化。 顾德曼在其新著《家乡、城市和民族--上海的地区网络和身分》中便探索了 会馆与人们社区生活的紧密关系 。上海是一个移民的城市，建立了许多供奉移民崇拜的神祗和先贤的会馆，因此会馆也具有了庙的功能。会馆的宗教角色使它们成为社区的象征性中心，对市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随着城市和城市文化的发展，会馆也成为城市大众化的戏园，在那里，移民家乡的地方戏成为人们娱乐的主要型式。这些表演由会馆领袖组织，作为慈善和举行仪式的一部分。节日活动给那些贫穷的居民提供了暂时的工作、免费饭食和娱乐。会馆的表演主要反映了大众的口味，以更吸引人的浪漫爱情和武林英雄代替传统的忠孝故事。各种地方戏逐渐融会成为城市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果说顾德曼研究的是上海移民中像手工匠和商人这些较传统的社会集团，那么瓦森斯卓姆则着重在较现代的学生集团和他们与城市大众政治文化的关系。在《20世纪中国学生的反抗运动》一书中 ，他指出，五四运动建立了近代学生运动的基本模式，包括语言、仪式、口号、宣讲、抵制和街头戏等，而这些形式具有中国传统和西方文化两个方面的背景，这种结合正是学生运动具有不寻常力量的所在，也是为什么在近代中国的公共舞台上是学生而非工人充当了主角的重要原因之一。 研究政治文化必须注意到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模糊界限，因此不可忽视那些处于并不是很清楚的、重叠的、灰色地带的文化现象。政治运动的参加者经常受到的是“高级”和“大众”两种文化的影响。虽然学生在学校里学的是精英文化、中国经典、西方科学和社会知识，但他们许多人是在村庄和社区的节日活动中长大，甚至到上海后也仍然常在街头受到大众文化的渗淫。学生活动家为了建立起有广泛基础的大众运动，在政治活动中有意突破精英和大众文化间的界限。当他们有目的的以大众政治文化造成大众运动时，他们经常考虑到以下问题：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参加哪种政治仪式？哪些其他社会集团可以合作？怎样影响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行为？谁是他们的观众？当希望某一社会集团卷入时，怎样相应改变表演形式与内容？从学生运动所在政治运动中所运用的手段看，虽然西方思想赋予了他们的精神指导，但传统却常常成为他们付诸行动的工具：乡约和乡训为村民遵循儒家伦理，而学生以宣讲形式来唤起民众；从传统的丧礼得到启发，学生组织公开的仪式哀悼遇难同胞。宗教仪式、传统礼仪、故事讲述、戏剧表演等在20世纪政治运动中都被学生得心应手加以利用。 五、算命和巫术与社会和政治分析大众文化的研究不仅可以解释一种文化现象，而且也可以帮助对社会和政治的分析。在美国历史学家中，人们喜欢谈论怎样“读”资料的问题。这个“读”不仅是讲对资料字面上的理解，而更重要的是从什么角度对资料进行拴释和利用。一条史料不仅反映了某个历史事实本身，而且从中可能折射出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具有深刻意义的东西。而且正是对资料怎么“读”，常常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理论和方法以及所持的历史观。例如R·史密斯（Richard J. Smith）以研究算命来挖掘中国 社会、文化、宗教、哲学以及人民生活的丰富内涵，而孔菲力（Philip Kuhn）则以 “叫魂”事件为切入点来揭示中国政治系统的运作的规律和模式。 算命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涉及到从皇帝到农民的中国社会的各个层次。”史密斯在他的《算命先生与哲学家--传统中国社会的算命》一书中指出，像历史显 示过去、礼仪显示现实的功能一样，算命则是显示未来。实质上，神和鬼怪即使是仅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但仍然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而算命“反映了不同的社会观念和世界形成的不同方式。”他力图回答许多问题，包括算命的基本形式、各类算命先生和他们的概念系统、算命的各种方法、各阶层人对算命的认识、影响算命的社会和文化因素以及哪些人与算命有关系、他们的背景、以及他们所拥有的权力和所具有的知识。像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算命先生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掮客，不仅是人与自然、而且是大众与儒家、佛道的中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普通人和精英之间的知识的鸿沟。 在过去，不少学者认为人们相信算命是因为他们不懂科学，但史密斯指出这个解释并不可信，“相信算命的原因－不仅在西方而且在整个世界－都与科学发达与否无关” 。 作为一种“伪科学”，算命具有科学和宗教两方面的特点。像科 学一样，算命关心的是自然现象和预测，但它像宗教一样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信念，它预测人们的未来以满足人们的心理需要。史密斯对那些简单化解释的批评并试图寻找更复杂和更深刻因素的努力是无可厚非的，但他并没有对这个重要问题作进一步的系统分析。而且人们不可避免地会问，如果史密斯的命题成立，那么又怎样解释近代中国在科学知识普及的同时算命遭受的衰落以及现代比古代相信算命的人大量减少这样的事实呢？ “叫魂”是中国传统巫术的一部分。古代中国人相信，人的灵魂可以与他们的身体分离，巫师能够以使用某人的名字或剪辫子的办法盗取灵魂。关于叫魂的起源和发展在明清的故事和笔记中有大量的记载，但是过去学者并未试图从中揭示更有意义的主题。而孔菲力在他的《叫魂者--1768年的中国巫术恐慌》一书中以叫魂 这个案例作为契机去揭示统治机器是怎样运用政治权术的。1768年江南地区有许多叫魂事件发生，不少陌生人、僧侣和乞丐被被指控犯了“叫魂罪”，而且被朝廷看成是以推翻清廷为目的的政治阴谋，于是乾隆亲自插手这些事件的处理。不少地方官很快觉察到许多案例或信手捏造、或道听途说、或苦打成招，其可信度甚差。但乾隆坚持把这一事件扩大化，因为叫魂事件给了他一个整肃官僚系统的绝好机会。实际上，官僚们并不象乾隆那样关心政治阴谋，而乾隆则利用政治罪作为其随心所欲地运用权力的一种手段，借此机会惩制他不喜欢的官吏以加强对官僚系统的控制。 孔菲力对叫魂事件发生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作出了解释。从政治角度看，皇帝对剪辫问题十分敏感，因为辫子是满族征服汉族的象征。对皇帝来说，剪辫行为就是谋反，因此他决不坐视类似事件的存在。一旦得到任何他认为可以危及其统治的兆头，便会毫不留情地根除；从社会的角度看，那个时期的社会仇视相当普遍，社会受到人口压力、生活资源困乏、官僚系统腐败等因素的冲击，人们的承受能力已到了极限，毫发之弊可引发肘腋之患。人们处在一个高度政治紧张的社会中，缺乏安全感，于是他们总是怀疑像乞丐和僧侣那样的在社会行为和生活方式却颇具神秘的外来人。结果，“巫术在政治系统中扮演了它的角色” 。 这个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是清朝的政治系统的剖析，其次是像社会动荡和文化心理等因素。其意义在于把像巫术、谣言、社会恐惧、乞丐、僧侣等社会史的许多方面与官僚结构综合在一起对乾隆时期的中国社会进行研究分析。从叫魂事件，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清朝的独裁政治。孔菲力的着眼点不在巫术本身，而在于政治系统；但他没有从传统的角度考察政治系统，而是把视角放在大众文化。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大众文化的研究不仅可以说明人物活动或事件的本身，而更具意义的在于从这些人物活动或事件中揭示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内涵。因此，发现大众文化中潜在的重大主题是十分重要的，这常可能把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引人到一个新的境界。 六、大众文化与国家权力 在讨论大众文化与国家权力时，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强调分离或对立性，一种强调相互影响和可容性。应该说两者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大众文化与国家权力就像它与精英文化一样有着纠缠不清错综复杂的关系。正如林培瑞（Perry Link）等 所指出的，大众文化与官方文化有清楚距离，大众文化－包括思想、信仰和实践－在其产生过程中至少是部分独立于国家之外，但像节日庆典等传统活动则更多显示了地方社会与国家文化的联系而并非对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