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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宗教有足够的伸缩性，允许各阶层人民去建筑他们自己的神，同时也有足够的稳定性以提供“一种国家的文化”。大众文化虽然是民众创造和享有的文化，但国家从未放弃对其施加影响。如果大众在文化上一旦显示出一种影响力，国家就会不遗余力地插上一脚，瓦森关于天后、姜士彬关于山西赛会和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关于关帝崇拜的研究都反映了这一事实。国家对大众文化的干预可以有多种形式，以提倡的形式加强控制，如其之于天后崇拜；以直接参与的形式以示支持，如其之于山西赛会；或以打击的形式以消弥其影响，如清末及民国时期政府对关帝崇拜等大众宗教所采取的政策。在长期正统意识的影响之下，大众文化已不可避免地被改造了。地方戏中关于浪漫爱情、武术和鬼神等的表演被官方认为是淫荡、暴力或迷信，认为它们对民众道德会产生坏影响 ，因而不断施加影响。所以地方戏更多的是表现了历史的主题，总是很接近现存政治系统，总是彰扬儒家正统。 长期以来，大众宗教都被认为是处于正统文化的对立面，在大多数地区这可能是事实，但也可能被过分强调。姜士彬所研究的山西东南的“赛”--一种地方宗教 庆祝活动--提供了另一种认识，即大众宗教也可以与国家和正统结合 在一起，精英 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和象征在乡民的礼仪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赛”是庙会和神的生日庆祝，一直受到官方的资助，村镇文化实际上也为其所主导。赛的文化组成是复杂的，它即是地方文化的一种表达，也反映了正统的价值观。上自知县下至村庄精英都是赛的组织者，他们也是既成政治结构的组成部分。虽然儒教对赛有重大影响，但僧侣、道士、算命先生、风水先生等都参与其中，真可谓是万象包容。赛对人们社会和精神生活的冲击是巨大的，大多数人在其一生中要参加无数次赛，从中培育了他们的信仰和价值观。 如果说姜士彬强调的是国家对大众宗教以支持的形式来施加影响，那么杜赞奇则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家怎样打击和摧毁大众宗教。国家是政治权威结构，它建立的价值观和信仰系统常通过“礼”表达出来。杜赞奇认为，关帝是中国文化最有力的代表，官方对关帝崇拜的参与是由于他受到大众的尊敬。关帝在清代被授予了许多头衔并竭力使其儒化，官方的参与反过来又更刺激了关帝崇拜的扩张 。正如我们前面已讨论的天后崇拜一样，关帝对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功能，他可以是忠臣和守护英雄，也可以是财神。关帝崇拜的发展反映了社会的需要。 当20世纪初中国开始现代化的议程之始，新学校、新警察、新政府机构等成为其最明显的标志。国家力图在地方社会建立起它的强有力的基础，由于现代化的精英把大众宗教和大众文化视为主要障碍，因此大众文化领域同时成为了现代化机器的打击目标。现代化的推动者－包括精英和国家－都提出了反封建的口号，把具有精神、社会和政治需要的宗教组织和信仰的复杂的现实社会加以简单化。在华北，推动现代化的国家机器没收庙产、摧毁村庄宗教机构以作为建立新学校和警察的经费。杜氏认为，清代国家利用关帝及其他大众崇拜在地方社会建立了权威，但清末和民国时期对大众宗教进行袭击之后，而国家又无力在地方社会建立强有力的组织基础，因此国家在地方社会的权威反而被削弱了。他通过考察20世纪头30年由国家发动的反大众宗教运动，认为不能以传统和现代截然两分的观念来看问题。传统的东西不一定是现代化的障碍，而现代的东西不一定就有利于现代化，大众宗教就是一个实例。反大众宗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权利的斗争。国家企图把其统治意识深入到社会之中，在现代化的名义下重建在地方社会的权力 。 杜赞奇的思想脉络十分清楚，即着眼于现代化对大众文化的打击和破坏。从大众宗教在近代的命运来看，他所揭示的似乎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不过，应当说他只提出了现代化与大众文化关系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来看，正如一些学者已经以确凿的证据说明，现代化在许多方面--例如大众传播媒介、小说和科学知识普及等 推动了而不是压制了大众文化的发展，鉴于这也是一个颇费笔墨的方面，这里不予详细讨论了 。 七、大众文化研究中史料的运用以上这些关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其思考角度的新颖和观察视野的广阔，还在于其史料的发掘。从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中国史研究资料的运用已是极大地扩展了。首先，大陆的许多档案得到了利用。在过去，由于中美关系和中国档案管理等问题，美国的中国历史专家基本上只依靠台湾的档案。但改革开放以後，大陆档案逐渐对外国人开放并整理出版了不少资料。例如孔菲力关于叫魂的研究便基本上依赖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藏档，包括“朱批奏折”、“宫中上谕”、“宫中廷寄”、“刑科题本”和“刑部题本”等。关于叫魂的大部分专题档案过去很少被利用，例如关于叫魂事件嫌疑犯的供词和地方官的详细报告。虽然孔菲力掌握的是原始资料和档案，但他在运用中非常仔细，因为他认为“供词并非必然就是招供者的原话，必须以怀疑眼光看待这些官方文件” 。 第二，口述资料的运用。周锡瑞的《义和团起义的起源》便在相当程度上依赖这方面的丰富史料。在1960年和1965-1966年，山东大学历史系的教师和学生在 山东西部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访问了许多经历过义和团或受过其影响的老农。虽然这两次调查后结集出版了有关资料，但大部分调查记录并未收入，特别是关于义和拳早期历史、义和拳地区的地理和社会生态以及社会经济状况等方面的内容，而在官方文件和其他历史记录中则很难找到这类资料。周锡瑞认真考察和使用了这些挑选剩下的、未经出版而仍藏于山东大学历史系的调查记录。当他对山东地理、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地方宗教以及义和拳和大众文化进行分析时，这些口述资料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三，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研究大众文化的学者开始注意文学资料的使用。在过去，历史学家一般不把文学作品作为基本史料，但对大众文化这种题目的研究却开始改变这种成见，如J·贝林（Judith Berling）的《宗教和大众文化--<三教开迷归正演 义>中的道德资本控制》便使用小说作为分析长江下游地区社会和文化的主要资料 。《三教开迷归正演义》是写于17世纪的社会小说，其中心是描写人性和礼仪、利益和欲望，显示了儒、佛、道的宣释者所规定的人际关系。这个小说反映了书中主角所经过的城镇的社会生活，包括客栈、茶馆和妓院等，还描述了各阶层的人，如盐商、小贩、铁匠、店老板、珠宝商、棺材匠、招牌匠和屠夫三教九流。因此，通过对这个小说的分析，我们得到了在其他资料中所阙如的宗教与大众文化关系的信息。其实，从16、17世纪以来这种道德说教的书就相当普遍了，都反映了当时意识、宗教、文化和社会的状况，提供了大众文化研究的丰富资料。 在近来姜士彬关于地方戏的一组文章中，他使用戏曲资料而把视角深入到戏曲本身的内容来观察地方戏所包含的社会文化价值。例如他关于目连戏的研究，便涉及到了对目连戏内容和表演形式的分析。他所使用的基本资料都是目连戏的剧本，如《目连救母劝善戏文》、《目连传》、《目连僧报恩经》，以及文学戏曲界学者关于目连救母故事的演变的研究，如周作人的《谈目连戏》等 ，从而染指于过去文学史和戏曲史的领地，而延伸了历史学家的触角。目连救母是过去民间广泛流传的故事，更是戏剧中的一个经常的主题。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这个戏无论在表现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注入了中国传统宗教和伦理说教的内容，因而对一般民众有着相当的吸引力。因此，把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对象，从而拨开了传统史学中所难以窥见的普通人与地方文化纽带极其联接方式。 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对用文学资料研究历史必须抱十分审慎的态度，要充分认识到作者的写作并不是对当时社会的直接反映，而是经过了再创造的过程，因而不可避免地包含有大量“臆造”的东西。因此，当我们没有其他有力的资料作旁证时，在论述问题的时候必须时刻注意到自己的立足点，并充分警觉自己使用的语言。如我们采用文学作品来分析晚清的大众文化时，必须分清我们所讨论的就“是”晚清的大众文化，还是作者笔下所“反映”的晚清的大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