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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史料的运用问题的时候，我想有必要再回到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关于史料怎样“读”的问题。最近读到一篇关于编辑《清文海》的文章，其中提到选入这部达两千万字的清代文章总集的标准有四，即学术价值、文学价值、资料价值和借鉴价值。这无疑是非常恰当的。但是怎样确定这些标准却涉及到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资料的问题。《清文海》的编辑者把清代文人所写的数量浩大的应酬文字、谀墓文字、时文作为“没有多少价值”的文字排除在外，这是颇值得商榷的。且不论它们作为清代文人广泛使用的文体而具有的文学价值，仅从史料的角度看这也是欠妥的。的确，在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这类文字很少被用作史料，但它们是否具有史料价值在我看来仍然是历史研究者怎样对它们进行“解读”的问题。毫无疑问，从这些应酬、谀墓和时文中，很难有政治、经济等重大事件的反映（但不是绝对没有），但仍然从不同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关于那个时代的丰富信息，甚至常常是从其他史料中所不可多得的。例如应酬文字往往是士绅和文人相互间交往的文字，从中可以观察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交往、心态、个性、社会风俗、礼节等，更不用说由于空间、时间、社会群体、教育背景、社会地位、阶级以及个性等方面的差异所揭示的更深层的、在社会文化方面的意义。 八、结论大众文化给我们提供了理解地方宗教、民间风俗、节日庆典、社会组织以及它们与人民生活的关系的一个新角度，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地方精英和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甚至揭示更广阔的和更深刻的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因素。对它的研究不仅具有历史学，而且具有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意义。 文化和意识的领域总是与地理、社会、经济和政治有密切关系。明清以来大众文化的变化和发展也是社会和经济进步的反映。经济增长不仅导致了包括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两个方面的社会结构而且导致了文化结构的变化。宋元时期商业印刷的普及推动了大众文化的过渡和扩张，明清时期由于城市化和商业化的影响，农村文化开始进入城市，而城市文化又反过来扩展到农村，形成了各种因素融合的丰富多彩的明清大众文化并延伸进入近代。而在近代这个新旧文化、中西文化交汇和社会动荡剧变的特殊历史环境下，大众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而与精英文化展开了新一轮更为剧烈的碰撞和组合。 研究中国大众文化的历史必须注意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诸如国家对文化事务的干涉、精英在地方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等。在正统文化的创造和发展过程中国家具有重大影响，同时又具有直接插手地方事务和大众文化的力量。虽然中国大众文化、特别是大众宗教与官方有一定的联系，有的甚至受到其资助，但其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异端。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在正统和异端之间没有截然的分离，有时甚至难以明确区分。除了国家，大众文化更多地受到精英的影响。精英对大众文化的影响程度取决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包括财富、教育背景、权力以及他们组织宗教节日活动、对社戏的赞助、代表宗族和商人集团的能力等等。美国关于大众文化的不少研究揭示了那些希望引导下层人民的精英怎样利用文化手段达到他们的目的，以及传统社会中正统知识分子怎样用大众文化方式来灌输正统说教以影响下层社会。因此，注意大众文化所涉及的复杂关系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是这些研究给我们最有价值的启发。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美国关于中国大众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众宗教和地方戏这类的题目上，与西方史学界对欧美大众文化研究相比较，课题显得狭窄。在对欧美大众文化的研究中，诸如街头庆祝游行与权力、庆典仪式与革命、妇女的公共生活、城市形象与象征以及时间与空间等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题目上都有重要的成果。例如M·欧若弗（Mona Ozouf）在其《节日和法国大革命》的名 著中，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庆典活动时，便注意到市民在重建城市空间的时候也塑造了新的城市形象，这种空间的重新建构在政治运动中可以产生非常特殊的力量。在革命过程中，人们的时间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日历在人们的日常、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日益显示其重要性并赋予了新的意义 。应当看到，美国的中国史专家已经开始把空间和时间引入中国史的研究中，如罗威廉（William T. Rowe）在1989年出版的 关于汉口城市共同体的著作中便有专章讨论城市空间；又如最近叶文心（Wen-hsin Yeh）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的一篇关于上海银行职员日常生活的论文，便首次把空间和时间作为主题 。不过罗和叶都只强调时空对城市人民生活的关系，并未把视角放在大众文化中的意义上。因此，虽然大众文化的研究在近年美国已经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但仍然有许多有意义的课题有待于开辟。不过他们的初步探索已经告诉我们，大众文化在近代中国历史的研究领域内，将具有其特殊的意义和极大的发展潜力。 最后应该提到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目前美国中国史研究的新一代有影响的史学家中，包括一些中国大众文化的研究者中，都或多或少的表现出一种“回归本原”的倾向。他们赞赏中国社会和民间那种固有的、传统的、“本原”的文化和社会结构模式，对在现代化过程中对固有传统的打击或改造多持否定的态度。这种倾向可以说是与过去流行的现代化理论是截然对立的。这样一批历史学家从过去现代化即西化的观念中脱离出来，强调一个国家或民族固有传统和文化的合理性，并相信这种合理性可以把一个国家或民族引向发展和进步，这无疑是对打破中国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格局迈出了及其重要的一步。对这种探索和思考是值得重视和欢迎的。但是我们还应看到问题的另一面。这些历史学家处于高度现代化的美国社会之中，而高度现代化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在一个传统的社会中是不存在的，对当代社会的批判态度使他们不可避免地以传统作为参照系。他们发现中国传统社会中以礼来维系的社会成员间朴质的关系、社会共同体的和谐而稳定的局面在现今社会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当他们在赞美和欣赏中国传统社会的美好的时候，却经常忽视了它内部所存在的阻碍社会进步发展的那些消极因素。因此，怎样看待传统与现代、落后与进步、继承与扬弃这些在大众文化研究中的一系列矛盾仍然是人们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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