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而在有关市民社会问题的研讨中，中国学者的缺位则凸显了缺乏学术交流所带来的问题。1992年5月9日，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召开有关市民社会问题的讨论会。周锡瑞、黄宗智、魏斐德、罗威廉等都参加。罗威廉肯定中国明清以来已存在公共领域，而魏、黄等则表示否定，认为把17世纪英国、18世纪法国的情况套在中国身上是不妥当的。这场争论无疑只是开幕，在此后与会各家都发表了篇幅众多的文章来阐释他们的观点。但在当时，在海外学界激烈讨论中国市民社会问题之时，中国本土学者却由于信息交流太少，对于情况知道不多，真正参与其中的更不多。虽然这一问题的讨论到今天仍未有定论，但当时没有中国学人的参与问题的深入肯定受到影响。当时在座的章开沅先生评论说，“很多是在概念上兜圈子，对中国社会历史背景剖析似不够深入。”这话实为中的。当时，在章开沅先生倡导下，中国商会研究已经取得初步成效，关于商人社团的研究对于明清时期社会研究不仅是一个延续，也初步描绘了当时中国民间社会的组织状况。虽然不可实体化，但对于判定中国社会的市民社会的形态及其特性方面却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一学术信息显然也未被西方学者所熟知。几年之后，不少中青年学者以近代商会及其他民间社团为主体，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透视，使大陆学者参与到这一讨论中来，极大促进了这一问题的深入。学界常言，言国外学者往往提出问题，而中国学者往往趋步解决问题，这是中国学界的悲哀。但如果了解到大陆与国外学术交流几十年的中断、大陆史学曾受政治左右而停滞的实情，就更能领会近二十年的进步。只有在了解他人和外界观点的时候，才能在此基础上更上一步，所谓登高才能望远，正是此意。从现在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来看，虽然中国是否存在市民社会的问题虽无定论，但围绕这一主题，中国近代史学界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团体研究等方面的进步则是有目共睹的。 在此后，章开沅先生先后前往韩国、法国，与韩国汉学界的代表高炳翊、闵斗基，法国汉学家白吉尔、巴斯蒂交游。在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研究方面也有所得。1993年6月到8月间，他至日本访学。与前不同的是，交游讲学非常顺畅。数场报告与演讲的主题均围绕辛亥革命进行，先后做关于《孙中山与宫崎兄弟》、《关于孙中山研究之思考》，与井上清、岛田虔次、野泽丰、小滨正子等新旧老友交谈极其和谐，并多有讨论。大致所交游者多为日本较有影响的左派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有着较为理性的认知。个人之感情当然能够消弥分歧，但如果不能够真诚相待，真正的友谊也难以建立起来。或许至1993年，外界对于中国的了解又有所深入矣。 1993年8月到1994年4月间，章开沅先生在台湾，“从美国一到台湾就又站在中国的土地上”。（第189页）海外飞鸿的感觉或许因此倍减，与蒋永敬、张朋园、胡春惠、张玉法等老友相聚也份感亲切，但由此引来有人“侧目相看”则表明两岸间那湾浅浅的海峡并非可以凌空飞渡，两岸关系仍然可能影响到学术交流的正常进行。虽然他并非首次到台湾，与台湾史学界也并非不熟悉，但仍不得不承当大陆学者“代表”的角色。能为“代表”，在平常为光荣，但在当时境况下则只会感到压力。1994年9月9日在国史馆主办的第二届民国史专题学术会议上，得蒋永敬先生悄悄劝告：“你是会上唯一大陆学者，大家都看着你，须注意形象。”此在蒋先生来说自为挚友之忠告，以建立章先生及大陆学者在台湾学者心目中的正面印象。于是遂换新购西服且系领带，居然容光焕发，风度翩翩，席间讨论也反应热烈。（第178页）9月18日，章开沅先生在政治大学历史所上课，群贤毕至，老少咸集，显然也不无“物以稀为贵”的原因，不少是抱好奇的心态来的。章先生又笑谈：“你们大概很少见过‘中共’，我就是‘中共’，‘中共’可怕吗？”有调皮女生答曰：“老师很可爱。”于是哄堂大笑，气氛顿时活跃。（第179页）大概在90年代初的台湾，两岸由于政治原因，交往太少。在台湾，由于官方的宣传，对于大陆的政治及学术都有着片面的认识，特别对于新生代的青年学子来说，大多以为大陆学者都是思想僵化的共产分子，难得见到如此富有人情味和个人魅力又具有学识的‘中共’。而一旦亲眼得见，亲耳聆听，中共也是很可爱的，自然也就容易进行下一步的思想交流了。1994年9月29日，适逢农历中秋节，章开沅先生受张哲郎先生及东吴大学校长张京育之邀，至张校长家过节，又谈及两岸关系。章开沅先生言，两岸关系还须经济、文化交流先行，渐进积累然后政治之认同、整合才能水到渠成。此言毕，更因此家庭式聚会，使旅外三年多的章先生倍感同胞温馨。此后，又相继做大陆学者看台湾、大陆师范大学的发展方向等相关报告，以介绍大陆学界之情况及其对台湾的认知，以使台湾学者知大陆情状。而在学术讨论中涉及到中国、国家认同等相关问题时，大家为避免牵连政治，节外生枝，往往有意回避。更有民进党分子将政治敌意带到学术交流会上，引众人侧目，实属可悲矣。在台期间，或许此类问题始终如梗在喉，便如一家人本和睦相亲，却因某种误会影响交谈，虽与老友会谈不须避讳中国或统独问题，甚至可以共同探讨，但在更多时候，却是对两岸前途的忧心忡忡。 这种情况也许不仅在学术界，但也许独史学界为特殊。史学本为中国之传统学科，也是与中国文化传统联系最为紧密的学科之一。史学研究者对于中国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犹过于一般社会之人。在台湾，对于老一辈的学者而言，中国不仅是其研究的对象，也是其文化记忆与感情的归一。在近代史领域，两岸学者有着许多共同的研究课题，在广泛领域内存在着频繁对话的机缘。因此，在史学界，两岸间的文化联系更应过于一般领域。故众多由大陆而流于海外的学人，以能够魂归故土为命之所寄。钱穆先生之夫人在章先生赴美前数月，曾通过其在华中师大任教的亲戚找他，说钱先生非常想回大陆看看。章先生立即委托学校有关人员办理学术邀请，但可惜钱先生因迁新居不适，未久即患病仙逝。（第187页）章先生在台湾钱先生之素书楼言及此事，闻者感怀。但反而观之，在史学界，可能存在的冲突也会大于一般领域，统独问题也更会影响到其学术交流。在民进党等台独分子的有意破坏下，两岸学术交流时时受到阻碍。自90年代至今，应该说台独势力嚣张的同时，和平统一派的力量也在壮大。在香港、澳门回归之后，台湾学人的这种文化思乡也许更为强烈，两者学术界的交流之潮也具有更大的力量。不论是理性的大陆学人还是台湾学人，大多数都能够有意识抛开台独的干扰，在中国文化的领域内互相切磋，共谋发展。 海外萍踪的数年，在今天已成为回忆。而由章先生回忆的点点滴滴，我们则能够了解到大陆学界海外学术交流史上曾走过的历程。章先生在1990年代之初在海外的孤寂感是复杂的，不单纯是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感。在美国学界讨论中国问题时大陆学者的缺位，在韩国机场的不公正待遇，在台湾时受台独分子之侧目，这不是章开沅先生个人的遭遇，而是海外中国的遭遇。这里，90年代初中国的国际环境恶化、长期封闭造成的文化闭塞、缺乏交流而使海外对大陆产生的误读，都纠缠在一起，使身在海外的学人不能不起传统文士的身世家国之叹。好在他是一个具有文化自信的人，他参与到有关近代中国辛亥革命史、市民社会问题、教会大学问题的讨论过程中，并将有关讨论情况介绍到国内，促使相关问题的研究。他还以极具个人人格魅力的演讲，展示了‘中共’的形象，打通了与海外学界的隔离。再观今朝，大陆学界与海外学界的对话更趋频繁。他此后又多次出访，好在不再会被当作‘中共’，共同感兴趣的主要是学术问题，或者也在于个人的吸引力。但当初的飞鸿雪泥绝没有湮灭，泥上指爪早已成为历史的足迹，成为了他自己和大陆学术史上共同的故事。 就近代中国史研究而言，中外交流则具有别样的意义。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学界与国外史学界就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近代意义上的史学学科的建立及史学研究方法的革新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西方史学的影响。而作为研究对象的近代中国史，本身就是一部中西交通史。在近代化的进程中，西方世界既是近代中国不可回避的外力，也是近代中国历史的见证者。研究中国近代史，如果缺乏了西方的有关史料加以印证，显然是不完整的，也可以说肯定会是缺失的。要避免这种情况，在封闭的状态下显然不可能达到。章开沅先生在1979年赴美日等国访学，除了学术观点的交流，更大的一个目标就是搜寻海外中国史料。1988年，他在初访耶鲁大学时，就已有了相当的发现。但在当时，限于时间，未能一一细阅。1990年访美后，得以充足时间阅读耶鲁大学图书馆有关中国的丰富收藏，并进行了整理。部分情况在《实斋笔记》里有所介绍，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耶鲁大学神学院所藏之贝德士文献。关于贝德士文献，在《从耶鲁到东京》一书中有更为详细的介绍。《鸿爪集》中又介绍耶鲁所藏其他相关中国近代史的文献，包括近代中国最早走出国门看世界的少数先驱者之一的容闳私人文献，足以弥补容闳在美学习与工作文献之不足。（第197页）此外，还有1988年间在该馆特藏室所见之《同文馆题名录》，为1879年刊行，极为罕见，对了解同文馆的办理情况极具参考价值。（第304页）在该室还翻检出1890年学堂教科书委员会之工作报告，足补近代教科书沿革之名目。还有他的老师贝德士文献中的其他案卷。经章先生介绍，贝德士文献已举世闻名，大家都了解到贝德士文献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详细记载，但贝德士文献不仅于此，还包括其他部分。其中包括贝德士与费正清的交往信札，还有贝德士与早年来华基督教学者谢扶雅的来往信札，时间虽然都是在贝德士离华之后，但其中颇多关于中国教会大学史的探讨，而贝德士、谢扶雅等本身也是来华基督教及教会大学研究的对象。（第215页到250页）《鸿爪集》还介绍了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史扶邻（Harold Z.Schiffrin）、法国中国近代史研究名家白吉尔（Marianne C.Bergere）所赠之辛亥资料，分别为英国及法国档案馆的原始资料，对于了解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外交环境及西方国家的反应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从耶鲁的藏档里，我们不仅得以了解曾经在中国工作学习的来华基督教学者的生平，得以了解南京大屠杀的更多细节，还了解到许多动人的故事，就象“南京帮”的故事。（第383页）它告诉我们，在近代中国，除了侵略者，还有一些来华外国人对于中国有着第二故乡般的感情。对于他们，我们也应该去了解，去寻找。近年来，由于学界开放与交流的增加，不仅观点的对话增多，许多学者也走出去，广集资料，从而“发现了许多曾经遗失的历史”，纠正了许多错误的认知，发现了许多未知的领域，也使我们的历史更为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