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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踪遍天涯之际，他的思想也游历于史学与社会之间，思考着许多问题。这些思想，大多反应在他为一些著作所写的序言或者学术会议的演讲之中，有些在海外就有所阐述，有些则在近年提出。确切的说，他更多时候是一个历史学家的史识和敏感来反思史学，反思社会。今天，“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史学已经、正在并将继续遭到冷落，这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不少历史学者由此埋怨社会冷落历史，或者认为历史无用。要想史学重归三代或者文革时期的荣光不仅是不现实的，也是不正常的。但是史学过于受到冷落仍然有着长期的历史文化背景，“其根源乃在于人类文明业已生病”，在于重科技轻人文的社会缺失与道德滑坡。面对这样的难题，“历史学家不应单纯埋怨社会冷落历史，而首先要问自己是否真正理解历史的价值，自己是否已被历史的永恒魅力所吸引”，他倡导，面对当代人类文明的严重缺失，历史学家不应该保持沉默，更不应该无所作为，必须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乃至广大科技专家中的有识之士一起，共同纠正现今文明的缺失，并用自己的学术精品，用自己的智慧与热情，营造健康向上的使人类免于继续沉沦的精神文明。这是一种大家气象，摆脱了对于历史的功利观念，他强调要着眼于人类社会的进步来献身于历史学的发展，以史学参与社会。（第10页）另一方面，史学界又需保持独立的品格，这又是如何谐调呢？在他看来，史学有着独立的品格，而史学的可贵品格首先就在于诚实，求实存真。史学的诚实首在于实证，实证首在史料，史料不仅在量，更在于质，由此才能够获得具有原创性的成果。要达实证还需切实把握史料之间的内在联系，对史事进行认知与解释。更为重要的是，学风不能屈于世风。80年代以后，政治对史学已渐宽容，但又遭到商品大潮更为猛烈的冲击，真正专心致志坚持在漫无边际的史学海洋中执着远航的人，为数已经愈来愈少。加以现行学位制度与职称评定中存在着严重问题，学术领域的急功近利导致率尔操觚之作泛滥，而直接的或变相的抄袭之风愈演愈烈。现在所缺少的，正是“辨心术以议史德”的高度自觉，所以敷衍塞责者有之，剽窃成书者有之，精品难出，膺著充塞，乃至在史学界也需要厉行打假扫劣。重提史魂，重建史德，诚实治学，正当其时。不能因世风坏而下学风，学风应为世风之先导，“如果学风随世风而俱坏，这个社会就无可救药了。”（第14页） 在史学需走向社会之时，作为历史学二级学科的中国近代史也需要走出中国近代史。在辛亥革命研究的问题上，他早就提出要上下延伸与横向会通，这同样适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整体发展。社会变迁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中国近代史不能够局限于80年或者是110年，在基础知识与学术视野两方面要上下延伸。而横向会通的意义更为丰富，中国近代史既要关注局部与整体之间的有机联系，也要关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在学术科际整合层面上言，也需要重视相关学科与史学研究的方法互动。“总之，上下延伸是从时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横向会通是从空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而走出的目的又都是为了回归中国近代史。”（第21页）以此为衡，他在中国近代史方面各个领域的研究也主要是在这两个方面进行突破。由辛亥革命史起点，拓展到资产阶级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由阶级研究，到个体、群体研究，从总体上不仅注重到了历史的连续性，也由模糊的阶级逐步深入到更为具体的层面，以求立体展示近代中国的发展轨迹。基督教会及教会大学史的研究则是侧重于从中西互动的角度来拓展研究空间，南京大屠杀的相关研究是他以历史学家的责任感参与社会的精神实践。 作为史学家，他的研究对象涵括官、绅、商、学和传教士，不过，对于自己，他显然更乐于做一个学者，一个具有历史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说，“知识分子是社会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应该反馈社会，对社会承担责任。或许可以说，没有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但长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是有局限的，不论是1949年前还是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个性都受到压抑，其“历史使命感大多表现为追求国家独立富强的自觉，但难以表现为对个性解放与维护人的价值及尊严的强烈请诉求。”（第64页）在世人眼中，中国知识分子较多逆来顺受柔韧性，但缺乏独立的批判精神。较之辛亥与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当代知识分子还有相当的“逆差”。可喜的是，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及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随着对外开放与中外交流的进程，一部分知识分子既能禀传统士大夫精神为家国献身，也从西方有良心知识分子汲取营养，孕育着更具有社会良心与批判精神的个性品格。他在诸多方面也在实践着这一准则。本书收录他关于世纪意识的思考即为其例。2000年前后，世界各地均以极高热情庆祝欢迎新世纪来临，但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这更多的是一个总结与展望的时节。1994年春，他在应台湾联合报邀请为台北中小企业家的演讲中，就提醒听者，自19世纪以来，这个跨世纪可以说是中国人迎来的最好的新世纪，中国面临着二百年来绝无仅有的振衰起敝的大好机遇，但夜长而梦多，欲速则不达，话虽不中听，但提醒我们在21世纪，“我同胞之国民，其将何以自处也？”所忧虑者，并非强大的外敌，而是本身的分裂，两岸当局能否搁置政治争论，重新整合关系到21世纪中华民族复兴大计的成败。这番反思，相信深为台湾企业界所认同。2001年，在香港浸会大学“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研讨会”上，他再次反思世纪意识。在辛亥一代人，“世纪意识的萌生，从一开始就与深沉的忧患意识结合在一起。当前，辛亥那一代人的理想，已基本实现，但二十一世纪一开始带来的就不仅是和平与发展的吉祥旋律，而且还有战争与恐怖等凶险警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所为之奋斗终身的三大任务仍然有待于继续完成“，（第75页）反观历史，不能不使我们更清醒。不仅辛亥的遗产，而中国历史的遗产，更弥足珍惜。而对于日本右翼分子有意篡改历史、遗忘历史的行径，他就不能不感到痛恨。一日不能还历史以真实，还中国以公平，他的取证就会继续下去。而在他精神的感召下，更多的历史学者更多的知识分子更多的中国人会认识到这件事情的意义，会参与其中。对于中国，这些都是前进的力量。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上人行往如织”，章开沅先生在出行路上的孤寂和艰难今天恐怕也很难体会到了，现今大陆与海外学界的交流已为平常事，而学术研究的视野也更为开阔。在学者与学术之间，似乎从来都是一体的。当学者局于一域之内，或受到政治的阻碍，自然就难以打开思想的世界，共谋学术的进步。近代中国史学要持开放的态度，走出中国，方才能够找到更广阔的舞台，使中国文化在交流中发展。而史学的研究，也要走出史学，走向社会，超越历史，促进中国与整个人类人文价值的丰富。在跨过世纪之后，世界并没有一夜间改变；但抱着这种期待，寻找史学、人文和社会中的真实价值，继续已开始的路，也许是学者在这个世纪应该思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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