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Preliminary Discovery and Impressions of Interpreting Archives Preserved in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n Japan-About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and the Exiles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LUO Fu-hui YUAN Yong-hong （Institut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Central Chinese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Hubei, China） Key Words: Archives; SUN Zhong-shan; HUANG Xing; SONG Jiao-ren; KANG You-wei; LIANG Qi-chao Abstract: The discoveries are contributed to resolve some big and small historical doubts, with the hundreds thousands words interpretation recent years of Archives Preserved in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n Japan-About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and the Exiles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Dynasty, which have not been noticed by researchers ,such as background materials, actions and tracks, conversations and speeches, and transient assumed names of SUN Zhong-shan, HUANG Xing, SONG Jiao-ren, KANG You-wei, LIANG Qi-chao,etc. in the interpretation. We emphatically refer and introduce the above and make preliminary discussions on accidental errors in few other interpretations and deficiencies in correlative studies; besides, we consult with colleagues in the academic circle for some knotty problem in the cause of the interpretation.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外务省藏“日本外交文书”第一门政治第六类“诸外国内政”第四目“各国内政关系杂纂”的“支那之部”中“有关革命党及亡命者”档案，在少数日、中近代史学者的论文中已有引用。从90年代至今，中国学者应用此件档案较多者为陈锡祺先生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毛注青先生编著的《黄兴年谱长编》、俞辛焞先生编的《黄兴在日活动秘录》（俞先生另一书《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所取时间为1913年7月以后）等等。两年前我们为了编纂《辛亥革命资料新编》（暂名，现已纳入国家清史工程文献整理项目“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续编”），着手对久保田文次先生十余年前惠赠我所19册前述档案的前6册（时间为1897年8月至1913年8月）进行翻译。由于该档案是手写稿的复印件，很多地方模糊不清，故只能从大体上能辨认的文件中选择与中国人物、事件、政局、社会密切相关者加以翻译校审，编成约50万字的一书，名为《日本外务省藏档案--有关中国清末革命党及流亡者部分》。 在翻译校审的过程中，初步发现了若干值得留意的所在，其内容涉及一些事件的背景或详细过程，一些重要人物的全集或文集或年谱长编中未曾收录的讲话，还有一些人物的行止及短暂用过的化名（包括他人背地使用的称呼等），这些将会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相关历史，或者有助于解开某些或大或小的历史之谜。此外，由于在译校过程中参考了前述已有译文，对其信、达、雅者自当借鉴乃至采用，对少数误译或表达未善者则拟加修正，是否妥当，切望前贤批评。还有一些问题，如可能本来就是化名或隐语等，再加上日本报告者“照葫芦画瓢”的变形汉字，使得我们有时亦如档案原件上的批语，有“指何人？”或“意思不明”之处。这里仅略示一二，希望得到方家指教，以便在成书之前得到正确解决。 日文档案原件有的无时间，有的无文件类型编号，有的无文件标题，共有的只是6位数的页码编号。而本书尚在出版社的处理过程中，故对引文的出处只能标明原档案的页码编号。由于所涉内容宽泛而散乱，只好归纳在几个人物的名目之下，再按时间或事件的顺序加以枚举。 一、有关孙中山者1900年秋，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孙中山为了挽救中国危亡之局，一方面准备在华南举行武装反清起义，一方面继续与香港英国总督卜力、李鸿章幕中要人刘学询等筹划如何使中国南方数省脱离清王朝的统治（日文档案中称其为“南清独立计划”）。为了后一筹划，8月26日孙中山与内田甲从日本启程，28日晚抵上海。据9月4日福冈县知事给外务大臣的报告说：“翌日（29）夜孙上岸与英领事密会，并视察当地情形。适值康有为属下的唐才常等在汉口阴谋暴露，纷扰之际，上海奉刘（坤一）、张（之洞）等命令搜查非常严密，早已探知孙返国途中预定在上海登岸，误以为孙、康首尾相应举事。刘坤一严令上海道台，在孙登岸后，连同当地革命党19人，指名逮捕。据此英领事劝告（孙），当此之际赶快逃走，以避不测” 。“孙鉴于归国后大势如此，原定计划不能实行，多留一日亦有危险，因而上陆仅两夜，乃于9月1日晚从上海出发，返回日本。”[1]（P440306）孙中山这次冒险潜回上海，实为考虑在长江一带举事，与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事密切相关。福冈县知事的另一报告中记有孙对岛田经一的谈话：“我这次是打算独自渡清，在上海入境，一边慢慢关注南清形势，一边等待时机和张（之洞）、刘（坤一）等会面，在听取他们意见的基础上再决定今后的方向。”[1]（P440300） 孙中山返回日本后很快承认此一“实施计划之运动方法拙劣。”大概一是认识到不应对张之洞、刘坤一抱有幻想。二是过于依赖所谓日本志士。档案中记载，此次行动前后，知道甚至卷入此事的日本人有20余位之多，主要是东亚同文会（尤其是其中原属于东亚会的一伙极具冒险性格的人）会员。本来孙中山返上海是极为秘密的行动，但实际上孙未抵上海时，上海道台就获得了准确情报，原因就是被选定与孙中山同行的内田甲在出发前一天（25日）对平山周泄露了行动计划，而“平山周对于孙未选定自己同行感到不平，并因酒意正浓，就对本地《九州日报》的主笔白河次郎吐露了这个秘密。白河又将此事在《九州日报》上登出，《长崎日出报》随后又部分转载。”[1]（P440307） 孙中山返回日本不过20天左右，即为就近指导和支援惠州起义，于9月24日从神户出发，经马关乘船于28日抵达台湾基隆。9月29日福冈县知事报告外务省说，孙中山此时易名为“吴仲”，行前在马关停留时，在日本政界颇有势力的平冈浩太郎会见孙中山时说：“孙君在我国流亡多年，嫌我政府对君冷淡，所以如此，实有对英外交政略之关系，另外亦因君对我国未有何裨益。此次君欲在台湾基隆停留，暂为观察华南之局势，其际幸为予台湾总督儿玉以助力，切望尽力平定台湾。当地之土匪尚未剿灭，儿玉总督以此实损耗我国力不少，而现在当地土匪决非台湾土著，其主动力显然全系对岸清国福建、广东省人之煽动。君若幸而在该地停留，以其余力主动尽力与其系统进行联络，使土匪务绝根株，此君对我国唯一之厚意。以儿玉总督为首，我等必为君尽力，一定使我政府努力助君达成宿志”。“孙君十分感激，答应微力所及，尽力而为”。[1]（P440415-440416）据10月14日福冈县知事的另一报告说，孙中山抵台湾后，“与添田寿一、后藤新平（台湾民政长官）会见数次，表明必须尽力剿平土匪之意向。该人因而大受欢迎，极受优待”。[1]（P440468）可知此次日本政府允许孙中山赴台活动，有出于利用孙中山以消弥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打算，孙中山亦表面应允以换取日本政府对他的支持，当然从现有资料看不到孙中山有日本政府希望的实际行动。 但是9月26日，山县有朋内阁倒台而伊藤博文组阁，新政府于29日致电后藤新平，指示“对孙逸仙阴谋采取防遏方针”。10月初参与孙中山此次行动的40余名日本人被取缔并强制回到日本，孙中山几成孤人留在台湾。加上承担购买枪械的中村弥六舞弊渔利，所购之枪弹全为废品，10月6日爆发的惠州起义因缺乏指挥和援助于22日完全失败。11月上旬，台湾总督府对孙中山下达逐客令，孙中山遂于11月10日由基隆乘船再往日本。11月27日神奈川县知事给外务大臣的报告引用孙中山对某人的谈话：“关于离台之事，世传系总督公开要求离去，此全系误解。实因自己在台湾停留，感到日本政府对台湾总督有疑心，恐怕新内阁因轻视本人而难免累及总督等，离台对总督等较为方便。”紧接下来的几句话，《孙中山年谱长编》译作“来日本离香港、厦门及其他国内地方较近，易于探听本国情势，又便于与同志互通消息，因此感到不便留在台湾”。[2]（P258）读起来总觉奇怪，怎么日本反而离香港、厦门较近？认真阅读档案原件，发现这段话本应译为“原本以台湾距离香港、厦门及（中国）本土较近，便于及时了解国内情况，与同志们保持联系。但由于上述原因，再在台湾呆下去反而感到不便”。[1]（P440551-440552）不知原译者、编者以为孰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