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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从日本起程时，就向上海的《国风报》编辑部发出第一封信，声称“兹行之动机”，乃为调查台湾之“行政组织”、“农政”、“币制”、“移民”、“警察”、“专卖事业”以及“土地”、“户口”等情形，尤其是了解台湾“植产兴业”、“利用外债”的经验，以为中国改革事业之“借鉴”。[5]（P1223）显然，不能说梁启超的动机全然不对，他考虑的重点是实地考察真相，为中国的改革寻求参照，但他淡化了台湾本是中国领土而沦为日本殖民地的这种悲情，信中称日本为台湾之“母国”更不恰当。 梁氏的“第一信”公之于世之后，革命派在上海的《神州日报》就有文章加以批评，梁氏还在台中林宅时就收到了其同志剪寄的报纸。梁遂在“第五信”中回答说：“彼为我将颂扬彼都功德”，“吾他日有所言，彼辈则将曰是剧秦美新也，是李完用也”。他明确地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自己“怀抱无量数深痛隐恨，而为遗老计，投鼠忌器，犹不敢尽以形诸楮墨”，但对日本殖民地官府、警察的作威作福及野蛮粗暴，仍要“居人国而非其大夫”；二是游台虽感“大失望”，但对“台湾行政”之“一二可师者”，“吾又安能违心以诋之耶？吾国人又安可不虚心以效之耶？”[5]（P1226）在此前的“第三信”中他曾说，“吾（在欢迎宴会）席间演说之辞，真不知如何而可，属耳在垣，笑颦皆罪耳。他日当以入游记，此弗述也”。[5]（P1224）但此后可能有所顾忌，故游记中未见收入。而从上述相关资料来看，日文档案所记录者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梁启超的这次游台，可说是以是非人入是非地作是非谈。此处利用日文档案完整地再现往事并非“揭短”，意在补充前之研究者因未见到故而自然无从利用的史料，进而在研究中将日文档案、梁氏的《游台湾书牍》及“台湾杂诗”等对照，以全面了解梁氏当时思想感情的变化过程。 作者简介 罗福惠（1945-），男，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袁咏红（1971-），女，河南信阳人，空军第一航空学院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生。 参考文献 [1] 日本外务省藏档案--有关中国清末革命党及流亡者部分[Z].原文复印本。 [2]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1. [3] 俞辛焞。黄兴在日本活动秘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4] 林献堂先生纪念集[Z].第三册。台北：1960.（无出版机构名称） [5] 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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