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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中类似能让人深入了解孙中山若干行动背景的资料还有很多，难以逐一列举。此处附带再记述有关孙中山的两个名字。一是1912年9月9日袁世凯以临时大总统令付予孙“全国铁路筹划全权”，于是此后一段时间对孙中山有微辞者背地就称孙为“全权”。原北京图书馆藏《近代史信札》（或称《赵凤昌藏札》）中多次出现，《张謇全集》及《辛亥革命在上海资料选辑》编入有关资料，对“全权”所指未作说明或注释，可能是觉得没有根据。对此可以参看1912年9月17日日本驻北京公使呈送外务大臣报告的附件。[1]（P450784） 二是1913年8月初“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与胡汉民从上海到福州，原拟赴广东谋再起，但因孙炯明反对，只好乘“抚顺丸”先到基隆，再换乘“信浓丸”去日本门司。此时孙、胡的化名在日文档案中记为“ァˉコゥケン”、“テゥリミン”，此见于8月5日台湾民政长官给外务省的报告。[1]（P450915）《孙中山年谱长编》[2]（P834）译孙中山为“汪国权”，对胡汉民则因把中间的片假名“リ”误为“ソ”而无法译出。此次分别译为“王国权”和“涂黎民”，可能更符合孙、胡二人当时的心情和用意。 二、有关黄兴者1907年5月27日未署名人向外务省报告黄兴的一段谈话，要点是预计中国革命“将经过十年之际可得实行”，称来日本的留学生“大多寄望于回国后当官，不足为革命实行时的朋友” 。他特别说到“即如张之洞亦知晓中国革命早晚不可避免，当他对现政府企图反抗之际，即是吾等能够实行革命之时。而且张之洞果真进行反抗的话，其益友袁世凯也将举旗造反。”[1]（P440709-440710）体现出此时黄兴对张之洞、袁世凯颇多幻想。这段讲话《黄兴集》与《黄兴年谱长编》均未收录。《黄兴在日活动秘录》虽有译录，但把张之洞预料革命“难免”错植为“难受”。译者在此件之下注明了“此件发出者不明，收件者为日本外务省政务局”，但又在报告之前加上了“神奈川县知事周布公平致外务大臣林董函”，[3]（P76-78）令人感到不可解。核对原始文件，才知道这是把同在440709页上的前一个文件的结尾误作为本文件开头的缘故。 1908年冬，程家柽奉袁世凯之派到日本与中国革命党人接触。程家柽在日本留学时，于1903年发起拒俄义勇队，1905年与宋教仁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后加入同盟会且被推为外交部长。1906年回国任京师大学堂农科教习，在北方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又与铁良、袁世凯、肃亲王善耆等上层人物周旋。西太后与光绪帝死后，袁世凯感觉自己地位不稳，故派与革命党本有渊源的程家柽到日本活动。黄兴、宋教仁曾与程会晤。当时日本各方都视程为清政府间谍，一些革命党人对程也误以其“变节”而予以冷遇。黄兴在与程晤面之后约在12月26日曾对人说：“程家柽初为革命党员，然与铁良一派关系甚深，遂成为间谍。予在彼抵（日本）京（都）期间二、三度晤面。彼实为正直男儿，自承为间谍，说明仕于政府只是为了得到金钱。并请求予在无碍大局的限度内，告知一些事情。彼毫不介意地说，北京政府方面的间谍大都如此。”[1]（P440963）此事与谈话，《黄兴集》与《黄兴年谱长编》未载。《黄兴在日活动秘录》在“正直男儿”之后的译文是“自白自己已成间谍。予恳请其在无妨之范围内，为了得到金钱而仕于政府。北京政府的间谍仅是此类，毫不介意。”[3]（P78）把两种译文交日本学者对比判定，日本学者认为前者符合黄兴谈话之本意。 孙中山和黄兴曾长期以日本为活动基地，多次革命活动曾得到日本民间“志士”的帮助，但如前面所附带谈到，“志士”误事亦不少。且其动机究意何在？黄兴曾公开提出疑问。1909年3月下旬黄兴有一段谈话：“本人知道，要在日本从事革命运动是全然不可能之事。理由有三：（1）日本政府对清朝廷采取保全政策；（2）警察监视之严密；（3）日本同志的操节薄弱。其中第三点最令人痛心。即使是宫崎虎藏，其心中也有某种打算。……”[1]（P441137）当时的革命党人和后之历史研究者对宫崎滔天等“志士”全是赞扬，而黄兴却有微辞，是否因其为当事人而了解某些底细？ 1912年10月16日，黄兴在上海对日本领事馆馆员作过较长谈话，分析当时政党内阁的状况。他批评了“总理赵秉钧为首之国务员全部决定加入国民党，此事多少不免有形式性之嫌”，并表示“关于袁今后果真能否诚实努力实行吾党之政党内阁（之方针），内心不能不稍有怀疑”，但自信“假若今后袁派显出反动之行为，吾党亦有迫使他之办法。”[1]（P450807-450808）还有1913年1月下旬，黄兴视察两湖后回到上海，又对日本领事馆馆员作过较长谈话，除了预计“召开国会，本党可得优势”之外，谈到大总统人选时，他表示，“各党派之意见可能有种种不同，但如袁世凯及孙逸仙均为最有力之人。孙因没有当第一任大总统意志之故，袁如果同本党之政见完全一致，组织纯粹本党之政党内阁，并致力于国家之统一，予不会认为有排斥他之必要。”[1]（P450833-450834）以上重要谈话，前述各著均未收录，值得提出介绍。 三、有关宋教仁者1908年7月25日前后，宋教仁针对清政府向法国借兵镇压云南起义一事发表谈话，最后曾说：“外交权在于庆、袁二人手中。彼等愚昧，不通世界大势，外交丧失机宜，利权丧失”等等。[1]（P440757）同年10月，袁世凯为收买宋教仁，曾让考察宪政大臣李家驹与宋谈判，宋教仁加以拒绝。但宋教仁与杨度则有某种合作与默契。同年11月下旬，宋教仁有一篇较长讲话，除了介绍革命派的立场之外，还就光绪与慈禧逝世后的政局作了推测，尤其是划分了革命党、宪政公会、保皇会三者的界限。他说：“余等革命党欲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之弊政，其实现目的的手段之一，即是大力宣传革命之必要性。”“目前已在北京设立之宪政公会本部，正在为颁布立宪政策而努力，以期国政有所改变。但仍缺乏实力派人物，能称为首领之人仅只一个杨度，完全不足以引起世人注目。宪政公会会员之主张以及所欲达到之目的，是要革新中国之弊政。我等革命党员之主张，与其仅以改良为目的之主张，二者之间有极大差异。同时亡命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之主要目的，是想扩大皇权，故其等组织之保皇会，与余等革命党员之主义及目的完全不一致，相反几成一种反目疾视之关系。”[1]（P440848-440849）可见宋教仁坚持了革命立场，但对杨度却有好感，对康梁则如冰炭不同炉。 1910年12月中旬，宋教仁又有一段较长谈话，他除了批评日本东亚同文会会长根津一“根本不了解中国情形”之外，还以生动的事例证明朝廷施政错乱无章，“越出常识”，根本不懂立宪政治的精神，预计国会开设必然乱象丛生，“到时解散国会和阻止解散两者对立，必引起人心动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谈话中还有这样几句：“无论是孙的势力或是康的势力，都难望得到永远存续。到国会终于开设时，肯定会有新人物出现。”[1]（P450142-450144）1911年1月10日，又有一份报告称“宋曾经对串户真佐树说过，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的趋势。好象绝望于革命运动。而且他听说资政院有对康有为及梁启超一伙亡命者给予特赦决议的消息，认为他们不久将蒙受恩典，而自己等革命党员也许要到宣统五年终于召开国会时，才能回国公开参加政治活动”。[1]（P450157-450158） 由以上两件资料可以窥见宋教仁对宪政的特别关注和热中，并且认为孙中山缺乏利用“国会”这种斗争场所的眼光和能力。对照1912年3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后，宋教仁积极主持组建国民党、并在年底开始的参、众议员选举中大力奔走活动，对担任内阁总理跃跃欲试的情形，就可明确地看出宋教仁的心路历程。当然，报告中称宋“好像绝望于革命运动”是不准确的。宋教仁1910年末在日本负债累累，难过年关，悄然返回上海出卖文稿，从1911年2月起到同年4月，连续在《民立报》等处发表近30篇极具战斗性的文章，声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斥责清政府祸国殃民的罪行，尤其是揭露其“伪立宪”的真面目，可证明宋教仁正在奋斗。另外1911年5月18日宋教仁从香港寄给串户真佐树的信中说到，“鄙人来香港无他，即为此番发起广东事件。黄兴君在美国运动的结果，获得少许金钱，因而欲以广东为中心向中原进发。鄙人亦怀担负一部分责任之念来港”，接着略述战斗经过及革命党牺牲情形后，说“鄙人目前滞留本地，研究善后之策。幸得逃离虎口保全余生，乃不幸之万幸”。[1]（P450407）这是宋教仁参与辛亥广州起义的直接证据。 出版于1981年的《宋教仁集》，没有可能利用这些档案资料，所以1907、1908、1910三年中，每年仅有1篇文章，1909年更是空白。而这部日文档案中除上面提到的以外，至少还有4-5篇，可作为《宋教仁集》的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