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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关康有为者康有为本人在日文档案中出现较少，但所涉及者具有另一种意义。 1908年9月30日日本驻瑞典大使向外务省报告，“据说康在美国及墨西哥募捐的金额达一百万美金，将其作为资产在墨西哥设立银行。”又说，“离瑞典国都斯德哥尔摩16公里、乘坐火车30分钟之处，有名为‘萨尔折巴登’（译者按，据日文假名翻译）之地，为风光极佳之处”，康有为当时居住于此。“不久康有为偕同林翻译来访，因此乘便侦查彼等动静，访问该人住宅。其房屋在萨尔折巴登的一个小岛，需乘坐私家自动汽船来往。据康所说，该岛之一半即大小约一平方公里的地皮以及房屋，一共以28000格伦（相当于吾国14000日元）购买，又为维修花费7000格伦。房屋虽非广大，但约可供10人居住，而且家俱及装饰等极其豪华，似乎颇为富裕。”[1]（P440768-440770）对比革命党人的困窘，康有为可谓手头阔绰，十分享受。 但康有为的“党营事业”，所获利使用不当，很快亏损，不仅引起派内纷争，而且导致属下冒险杀人越货。1909年夏，广西道台刘士骥受官府委托（一说为受广西巡抚委托，一说为受两广总督委托，但均为兴办实业），在南洋、澳洲和美国募到一笔资金，而康派大将徐勤即图谋“分肥”。日本驻香港领事8月18日给外务省的报告详述了此事原委。称刘士骥携款回到香港时，“本地保皇党却要求刘抽出其募集资金之一半，充入保皇党之财政机关萃益公司资金中。其中徐（勤）之态度极为强烈，然而刘却未答应此要求。”于是“徐某对此怀恨在心” ，指使下属何其武采取行动，何其武遂雇佣骆木保暗杀了刘士骥。事发后骆木保被捕，何其武“奔暹罗（泰国）”，“真正教唆者、《商报》记者徐勤”即“逃往布哇（夏威夷）”。[1]（P441226-441228） 刘士骥一案影响非常恶劣。到1911年6月当日本政府允许康有为入境时，广东商人和横滨华商上书日本政府表示抗议，认为康“若仅为政治犯，贵国政府可招待之；然今彼乃为谋财杀人之私罪主犯，贵国招待之，其理何在？”重提前年之案，并揭出康有为与此事的直接关系，刘士骥募款“归途中遇康有为（两人相熟），康威逼之，令其将已筹得资金留于康所组织之保皇会”。后来“刘士骥之子往北京都察院上控时，持有康有为手书之恐吓信及电报，谋杀证据极其显明”。以致“此后康有为两次返回香港，香港总督……命其离境”；“且澳洲、南洋、南北美之华商受康组织之保皇会恐吓、致巨款被骗之事传遍四方，故无不怨恨此人。”[1]（P450449-450450）此件档案署名“横滨清商”，外务省收到的时间在6月18日前后。以前我们读到章太炎批评康有为及保皇党“贪叼”、“奢侈”、“诈骗”之类的文字时，颇不以为然，以为章夫子作迂腐之论，但康有为注重享受，保皇会非常“重财”，均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这种“道德有亏”恐怕也是康派人士（梁启超除外）在清末和民初迅速丧失政治活力的因素之一。 康派中人在书信中有时称康有为为“南佛”[1]（P440859）。 五、有关梁启超者梁启超在日滞留时间最长，档案中有关梁启超的行踪、通信、谈话很多，内容涉及谈论世界大势，分析中国政局，开办海外华商子弟学校，组织在日本的华商团体，指导投入国内宪政运动等等，这些在影印的《饮冰室合集》、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以及新近于1999年由北京出版社重编的《梁启超全集》中，基本都没有收录。由于此类档案较多，而且篇幅越长者越多模糊难辨之处，我们也未能全部译录，此处仅介绍此前未被研究者发现和利用的两封书信，在台湾的一篇讲演及一段谈话，并略加讨论。 1908年冬，光绪、慈禧先后死去，朝政面临变局，住在日本须磨村的梁启超感到必须有所动作，故在这年11月23日至25日三天之内发出电报和书信多件。其中近一半被日方通过不知何种手段侦悉。本来梁氏的此类书信就语多隐晦，日方人士抄录时又增加谬误，故有些语句令人难解，有的人名不知所指（日方在信后批有“文意不明”），但最大的意义是让我们知道了梁启超此时用过的一个化名。现将其中两信照录如下： 其一信寄上海海宁路须征里何清逸。文曰：兹公夜已到。此数日内沉静之局使人闷绝。此次在南方当无从着手，惟有北行之一法。然今日夜见山公确已首途。然兹公之入北，正不易了。无论如何，必以设法，能此为妙。子笺处最当注意也。今日夜昏言，仓主提议速布宪法。手启点日之可畏，奈何。匆匆。即请大安。余详荐函。雨浑 今日匪学文语，夜已收到。[1]（P440840-440841） 另一信亦寄前述何清逸，文曰： 对、虎两公同鉴：构父来，得具悉。虎公不获与山公偕行，诚大憾事。今所忧者无途可以入都。可无论如何必须设法者，若能者得自有生发，不一日得一日也。十乘昨未一半，乃事前取发不遇告急，可尚待次函，乃别有消息也。 今晨东电言，子笺已起用，此亦可注目者。虎公入北当必能见此公也。名心叩。 高叟与山公偕否，座示知。[1]（P440846-440847） 从前后相关文件看，可知此时梁启超针对“两宫驾崩”一事与神户同文学校汤觉顿、张寿波、吴肇祥等作过密谈，讨论了种种计划。同时有名为向构父的人从上海来，24日拜访了梁启超，并交给其“不明物件”。故梁在23日寄给上海一信后，25日又补寄一信。两信主旨都是赶紧派人入京活动。信中提到的“山公”、“子笺”、“仓主”、“对公”、“虎公”、“高叟”等，都难以确认，希望素有研究者指教。 但从这两封信中得以知道“雨浑”和此处“名心”就是梁启超，有助于研究者解读前述《赵凤昌藏札》的一些疑问。《赵凤昌藏札》中有数封他人写给雨浑的信，亦有雨浑致他人的信。我们所见到的《张謇全集》和《辛亥革命在上海资料选辑》中，有把“雨浑”误作“两浑”，或把雨浑当作他人者，此类疑误藉此档案可以得到明确解决。至于“名心”，据桑兵教授说，他看过清末民初落款为“名心”的书信不下百件，凡在事涉秘密、不愿署真名而对方又知道写信人的场合，就可能落款“名心”，那么其意近于今天还偶用的“知名不具”。此说可供参考。但上述第二信为梁氏所写无疑，而《赵凤昌藏札》中也有数封落款“名心”的信件，写信人仍须考证。 梁启超的访台，使我们注意并回顾了二十余年来境内学者所写的有关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等名人访台的文章（或专著中的有关部分），发现这些著述多数没有利用日方档案，其中张寄谦教授连载于《台湾研究》1994年第1、2期 《清末民初孙中山和梁启超等人与台湾的关系》史料最为丰富，但也只是在谈孙中山时部分利用过日文档案，而关于梁启超的访台资料，只是依据《饮冰室专集》中的《游台湾书牍》，加上转引《台湾近代民族运动史》中引用的《林献堂先生纪念集》中甘得中文章的几段文字。张著提到了梁氏在台北东荟芳酒楼欢迎酒会上的演说，但没有运用这部分日文档案。 于是梁启超游台的观感和言行，就只呈现出印象恶劣“此间百无所有，惟有一总督府耳”，“总督，天帝也”；日本官吏妄自尊大，“别有一种习气”。还有日本在台湾的行政措施，使梁“刿心怵目，无泪可挥”，“非直吾国所能学，抑又非吾之所忍言也”，谴责日本殖民者歧视台湾人民，任意强取人民土地，不顾台湾人民死活，以及实行愚民教育等等，于是梁表示“吾兹行乃大失望”，并寄语国中父老昆弟：“勿以亡国二字为口头禅，勿谓为大国顺民可以耕食凿饮也”。这些是梁氏游台的真实观感，其“哀愤”之情溢于言表，张著已有详尽的引用和分析，但由于没有看到日文档案，故未能反映梁氏游台的思想变化。 梁启超在1911年3月28日抵台，4月11日离台重返日本。日文档案中前后共有7份报告专载或涉及其事。值得一提的是，4月1日晚在台北东荟芳酒楼举行的有50余人出席的欢迎酒会上，梁启超发表了如下演说： 诸位原是清国臣民。刘铭传抚台之后，虽进行铁路敷设及其他设备，但从人民征收金钱，刘虽是台湾的开发祖，可惜人民和当时的清国政府都不欢喜他，这是很遗憾的。台湾是明治28年由清国政府割让而为日本领有的。领有以后，日本政府抚爱人民，无论交通产业振兴，工业和其他种种设备，施行得当，没有遗憾。诸位如不心服，那是错误的。台湾人即是诸位，假如父母有小孩，但没有养育其小孩的能力，就给与他人，此时小孩表明不心服，那是不对的。对待养父母像对父母一样尽孝顺，应该是当然的。表示不满意是不孝顺的。诸位把日本政府也当作养父母，诚心诚意跟随它，这是当然的。我漫游各殖民地，而且熟悉其情况。台湾是一个殖民地，从世界上殖民地的情况来看，殖民地一般受支配国的虐待，然而日本则一视同仁，对待诸位跟（日本）内地人相同，受到内地人一样的待遇。但重要的高等官还不能由台湾人出任，很可能有人为此表示不满意。那是因为台湾人的脑筋还不够的缘故。要紧的事是要造出其头脑。意大利曾把匈牙利作为保护国，匈牙利人觉得很遗憾，很用功而且达到和意大利同等的文明，终于作为自治团体亲自进行治理。假如台湾人也用功的话，达到跟日本人同等的地位亦未可知。所以自己用功的话，重要官员很可能也由台湾人出任。因此盼望诸位尽量不发牢骚，诚心诚意忠实行事。希望诸位作为日本臣民越发勤奋。[1]（P450197-450199） 同日的另一份报告中，记有梁氏谈话称来台考察，“发现在所有方面均有进步，而且政府治理良好，超出想象之外”。[1]（P450200）5月3日台湾民政长官在总结梁在台言动的报告中记载梁到台北当天，“首先到台湾神社参拜”，在东荟芳酒楼演说“颇为赞扬本岛的施政，表示希望诸位作为日本臣民不要不服，应诚心诚意忠实于国家”。还汇报谈到梁逗留台中林献堂家中时，“林献堂曾就台湾隶属于帝国版图一事郑重发问，梁说，与其在清国的顽冥政治下生活，不如当帝国政府的臣民幸福。而且赞赏本岛发展迅速并各种设施井然有序”。[1]（P450268-450271） 长期跟随林献堂的甘得中（类似秘书助手）在《献堂先生与同化会》一文中详细述及梁启超游台与林献堂的关系，以及梁启超在台湾的行止与有关谈话。甘文称，1910年林献堂、甘得中在日本初晤梁启超时，林问：“我们处异族统治下，政治受（原文如此--作者）差别，经济被榨取，法律又不平等，最可悲痛者尤无过于愚民教育，处境如斯，不知如何而可？”梁回答：“三十年内中国绝无能力可以救护你们，最好效爱尔兰人之抗英。在初期爱尔兰人如暴动，小则以警察，大则以军队，终被压杀无一幸存。后乃变计，勾结英朝野，渐得放松压力，继而获得参政权，也就得与英人分庭抗礼了。……你们何不效之？”当在东荟芳举行欢迎梁氏宴会时，“日官民无一参加，而侦探特务则四伏矣”，“席散后侦骑四出，追问参加宴会者”。处在日本人监护下生活多年的梁启超，自然知道日本人的手法，尤不愿累及赴宴的台湾友人，“因隔窗有耳，辞意委婉，非细味之，不能知其底蕴”。[4]（P520-5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