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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明清两代坐享“小南京”的盛名，两代交替之间，湘潭依然遭受了战争的毁灭性打击。明末清初是食槟榔起源故事所指向的食俗发生期。当时，湘潭城受战乱影响，城中居民大多逃亡他乡，加上清兵屠城之故，城中幸存的本地人寥寥无几。战后，大量外地人口的迁入为湘潭的居民做了一次大换血，并为湘潭补充了城市发展所需的农业与商业人口。在人口迁入的带动下，当地经济与人口水平得以复苏。外地商人来潭后，于县内修建码头与会馆。外地商人的势力大小也不断变迁，乾隆年间，湘潭的客商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江苏，当时郴州、永州、茶陵、衡阳、攸县等二十余个州县所需食货“皆于是地供给，故江苏客商最多”（19），又乾隆《湘潭县志·风俗》卷载，“客多江苏资之者”，可见江苏商人实力之雄厚。百年后，据《光绪志》卷七《礼典》所记，在各地外来人口所建会馆中，江西省建有十三家会馆，江苏四家，湖北三家，安徽两家，福建、广东、江西各一家，晋、鲁、豫、陕、甘五省共建一家，还有来自省内城市的永州、衡州、郴州会馆各一家，可知百年来，江西客商的势力得到了极大发展。此外，从会馆数量便知，各地商人实力差距较大，北五省需合力共建一会馆，而江西商人财力雄厚，势力覆盖面较广，单一省便占去会馆总数四成有余。各地商人所从事的经营也各有不同。江西商人主要把持药材、锡箔、钱店的经营，此外还包揽了油、盐、铜、铅、蜡、丝等货品的经营，“他方人亦莫能搀也”。山西人主要经营汇票生意，淮商所贩多为裘褐、汾酒、关角、潞参等物；闽商所售为利润丰厚的烟草，“岁亦数百万”；苏商贩绸布，江南人卖酒酱，至于槟榔，则是广东商人的主业，“银朱、槟榔、葵扇为大家”。（20） 本地人与外来人口的交往时有冲突产生，在战后外来人口大量涌入的背景下，当地以土人与赣商的矛盾最为突出。据邵鸿对上海图书馆所藏湘潭家谱提要，在总计三百五十余种中，至少有两百种为江西移民，其迁入时间多是在明代至清初。（21）“湖南湘潭城外，向来江西客民在彼贸易者十居七八，本地居民不过十之二三，各码头挑夫江西人尤多，平日恃众强横，最喜滋事”（22），因江西人占据了“挑夫”一行的许多市场，在此领域经营的土人心有不满，双方时常发生冲突。嘉庆二十四年，城中还曾发生大规模的土客仇杀事件，“江西优人演戏火神祠，操土音，土人哗笑之，江西人以为大辱。甲子，演于万寿宫江西会馆也，土人复聚哄之。丁卯，江西商复设剧诱观者，闭门举械杀数十人，乘墙倾糜粥以拒救者”（23）。此次械斗事件规模较大，对当地也有着相当影响，罗汝怀于《绿漪草堂文集》的商贾论中述到，土客械斗事件后，“贾易顿减，久之渐兴而难复旧”。 不同文化的差异是许多冲突的起因。“城总土著无几，豫章之商十室而九”，与文化背景各异的客商相比，湘潭土著“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立本务农的当地风俗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之下，显现出包括信仰、服饰和饮食等习俗在内的新变化。（24）“县去省城不百里，而服饰恒异”，究其原因，在于大量的客商带来了各地不同的服饰。（25）据光绪《湘潭县志》卷七，县中所存祭祀场所包括较常见的宗教祭祀场所（佛寺、道观等）、行业神与保护神的供奉之地（龙王庙、财神庙、关帝庙、天后庙等）、各族宗祠，还有各地客商所建、既作为同乡活动场所又作为神明祭祀之地的会馆，会馆所祀偶像往往带有较浓的地方色彩，如江西会馆万寿宫中供奉江西道师许真君，北五省会馆（新关圣殿）祭拜来自山西的武圣关羽，亦儒亦商的安徽人亦以同乡、宋代理学大家朱熹为偶像。各家祭祀多有不同，显现出多元化的信仰风俗。 冲突与差异的背后，并存于湘潭的多种文化亦有融合的情况。一方面，在湘潭的客商保有自己家乡的文化特征，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能融入当地社会。光绪《湘潭县志》卷八《人物》载，明末湘潭战乱，城中五僧于当地收尸，得到安徽商人汪大军相助；又有卷七《礼典》载，同治四年李志衡等人呼吁商人们捐款，募来款项作为主敬堂为当地民众看病开药的经费，每年的六月份到十月份为就诊高峰期，受此医疗福利的民众达数万人，“经费出入，报县令岁核之”。外地商人除协助当地民众消疾禳灾，对城市建设也作出了相当的贡献。卷二《建置》记载，位于一总的长沙桥是由江南徐姓客商所建徐家桥所改建而成，十总的曾家巷先是由众家捐修，后来“江西客民重修”。外地商人在湘潭行善，修建公共设备，对外地人在土人心目中的形象有所加分，此类举动不排除为己利益、方便自家经营的考虑，但换个角度来看，也可看出外来人口获得湘潭土人认同，为当地社会所接纳的愿望。 三、湘潭食槟榔传说从日月星辰到花石草木，对于一切事物，人们都希望获得合理解释。湘潭民间流传着槟榔食俗产生的几类传说： 一是战乱瘟疫说，也是流传最盛、记载最多的一种，此说的起源时间在三种版本中分别为顺治元年、顺治六年与乾隆四十四年。相传顺治元年清兵于湘潭大肆屠杀，持续十余日，尸横遍城，不下十万，后“有老僧收白骨，以嚼槟榔避秽”（26）；顺治六年之故为，一老和尚将口嚼槟榔避疫之法教给一位来自安徽的程姓商人，商人依此法在城中收尸，而后他于湘潭安家，也将嚼槟榔习俗延续下来；乾隆四十四年则“……居民患臌胀病。县令白璟将药用槟榔劝患者嚼之，臌胀消失。尔后嚼之者众，久而成习”。（27） 顺治年间的清兵屠城事件起于湖南一带的反清运动，当时明湖广总督何腾蛟于湖南集结抗清势力，于湘潭为清兵所俘，拒降被杀。光绪《湘潭县志》卷三记载了这期间湘潭所经历的屠城始末：“五年十一月，明溃，将马进忠、牛万材、刘体纯、袁宗第、张光翠、杨国栋等贼十四家，合众数十万，自武林桃源来堵，胤锡率高必正、李赤心蹑之，喋血五百里，连营、宁乡、益阳、湘潭三县闲攻长沙，长沙坚守，退湘潭，分屯四十六里，焚掠三月，杀男妇数十万口，其余死雪中，及冻饿者无算，唯花石以前副将胡景仁统众兵不至，得全十。” 顺治六年二月，何腾蛟与胤锡在湘潭会合，何责备胤乱杀百姓，并向营中难民发米，但难民不愿回乡，都表示希望待在湘潭。当年正月，胤锡与马进忠不合，李赤心与高必正趁机进犯马进忠势力范围内的常德，马大怒，将居民驱逐出城，并将民房尽焚，与其部下弃城去往武冈，当时其麾下守将中，除宝庆守将王进才弃城走外，其余人皆“焚营，溃湖南州县为一空”。而后何腾蛟在讨伐马进忠的途中进入湘潭，被其旧部徐勇抓获，徐勇劝何腾蛟降清，何不从，于流水桥被杀。此时的湘潭再次遭受了一场浩劫，徐勇率领的清兵“以余贼未靖，下令屠城，自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方止罢，知县阎安邦以李磷代之”，新知县李璘募资掩埋居民尸骨，民众生活艰难，每天只能食粥，加上收成不理想，当年甚至不能按时纳税。 清兵屠城之举将湘潭变为一座堆积尸骨的荒城。乾隆《湘潭县志》志卷二十四《湘磷化碧碑记》载，“潭自顺治四年二月以兵服明，年冬又称不庭，越六年正月，万骑自长潜渡，屠其城，尸坟起，与桓檐平”。从前述史料可知，当时的湘潭在清兵到来之前，还曾经历过反清势力的焚掠，因而这些堆积的白骨中，不单有清兵的一份力气，还有之前反清势力所杀害未能及时清理的尸体，由于尸骨长期堆积，难于收拾，城中开始滋生瘟疫。光绪《湘潭县志》卷九记“顺治六年正月，大疫，时兵过，杀戮方盛，余诊成疫也，有一门殄绝者”，足见当时瘟疫之厉。王岱《猛虎行》描述了当时的情形：“己丑之岁屠潭州，白骨如雪成山丘，蓬蒿百里行人绝，猛虎寄穴城西头。”十四总后念佛林旁有一白骨塔，为安徽商人黄希倩、程青（28）所修。乾隆《湘潭县志》卷二十四载“国朝顺治庚寅有黄希倩、程青来者，徽商也，始购地与兰若念佛林之旁，聚骸累万而瘗之”，顺治寅庚年即为顺治七年，可知此处所掩即数年来城中遇难群众。“当兹冢之未建也，白骨如山积，鬼皆夜哭，行路惶惶而卒无人焉，发大悲愍，度聚魂于青磷碧血间，可胜悼哉”，黄希倩与程青所闻夜哭之声如“万亿蛙声”，亦即土人口中的冤魂之声，白骨冢修好后，一来破坏了白骨塔一带蛙类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也使潭城百姓心中有所慰藉，当地的鬼哭事件遂大为减少。（29） 顺治六年（1649）正月清兵屠城和乾隆四十四年（1779）大疫之事得见记载，但行文中未见槟榔。（30）民间传说乾隆年间知县白璟所授嚼槟榔辟疫之法为其家乡风俗，但据光绪《湘潭县志》卷五《官师》，“白璟字希宋，奉天人，乾隆中补湘潭知县，以严为治”，可知其为辽宁沈阳人，家乡亦并无食槟榔盛行的情况。 这两场瘟疫是否带来了槟榔食俗虽未见古籍记述，但史上食槟榔习俗由来最早者，确皆为瘴病最为盛行之地。以明清时期为例，瘴病严重的地区如云南、两广（其他地区如四川、湖南等地也有局部较严重的情况，但多出现在山区），食槟榔习俗较为盛行。（31）槟榔的除瘴之功效多见于医书记载。因辟瘟疫而食槟榔成风的说法同样存于台湾，据传台北一带新辟土地“阴霾之气极甚。而且恶毒等物盘踞其中，积聚已深；秽浊之气，散溢两间”，士兵初到此地，纷纷染疾，许多人因病而死，后有人发明用雄黄涂鼻孔，口嚼槟榔，心中壮胆的方法，才得以趋避瘟疫。（32）因长期食槟榔所需花费并非小数目，这类贵族习俗在短时间内成为全城之所好也非易事，因此瘟疫之说确有站得住脚的理由，即大疫之后，民众因受瘟疫之苦而不得不服用相应药物，人们通过政府资助或个人出资等途径，购得大量供驱瘟辟疫的槟榔，储于家中，并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嚼食之后，久而成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