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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余子道，复旦大学教授。 八一三淞沪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上一场震撼中外的重大战役。这场会战规模之巨大，前后方动员之广大，参战兵种之众多，战役过程之持久，战斗之激昂惨烈，战场之辽阔，以及它在国内外产生的影响之广大，在中国正面战场20多次重要战役中是极为罕见的，在许多方面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淞沪会战以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深远意义，被载入中国近代民族解放战争的史册而熠熠生辉。正如魏宏运教授不久前在《民国档案》杂志发表的《关于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几个认识问题》一文中指出：“八一三淞沪抗战，在中国抗击日本战争史上占据着极重要的地位，承载着沉甸甸的历史”，“从对外战争的角度讲上，上海战争和卢沟桥战事都是里程碑式的事件，是永远研究不完的课题。”[1]123在魏先生的文章里，我们读到了关于淞沪会战的不少真知灼见，真可说获益匪浅；而且魏先生提出对这一史事的“有些问题需要再评估再认识”，这对于继续深化淞沪会战的研究无疑地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笔者以为魏文关于淞沪会战若干问题的叙述和论断似乎还需要探讨和商榷。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史实，尊重科学的精神，本文就若干问题略诉己见，以就教于魏先生，也恭请史学界同行和读者们不吝指教。 一、虹桥机场事件是不是八一三战争的导火线关于虹桥机场事件在八一三淞沪会战全局过程中的历史定位，虽然不能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却是研究这场会战不能回避的不可不考查清楚的一件史事。因为这一事件是八一三战争发生和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历史关节点，带有一定的历史标杆性意义。从75年前淞沪会战结束以迄于今，关于淞沪会战的论著中比较普遍的见解，都认为虹桥机场事件是八一三事变的导火线，也是淞沪会战的导火线。当时直接指挥这场会战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在会战结束不久的1938年初，在《第三战区淞沪会战经过概要》一文中，明确写道：“自八月九日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淞沪方面战云弥漫，中日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至十三日双方前哨开始接触，全面战争遂告爆发。”[2]377虽然这份文献并未使用“导火线”词句，然而在这里，是虹桥机场事件直接触发了八一三战争的爆发，这个含意是十分清楚的。1938年在上海编写的《文汇年鉴》，在回顾总结八一三抗战全过程的基础上，给了这个事件以“战争导火线”的确切的历史定位：“新的上海战争，是以虹桥飞机场事件为导火线而扩大开来的。正如华北战争是以卢沟桥事件为导火线一样，都是日本军阀有计划的挑战行动。这和日本侵略者历年来在中国制造的地方事件，以诈为借口来对中国政府施以恫吓或威胁的阴谋，是完全一致的。”[3]15抗日战争结束后，时任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当年淞沪会战的主要决策者和指挥者之一的陈诚，回顾总结这场会战时明确指出：“中日战争之必然爆发早在吾人意料之中，淞沪战争的导火线是虹桥机场事件。”[4]1946年冯子超所著的《中国抗战史》，作为一部颇具影响的战史，也明白表述：“日本侵占淞沪之战的导火线--‘虹桥事件’”[5]41。1986年台湾学者王平编著的《抗战八年》一书，也明确表述：八一三淞沪“战争的直接导火线，起于八月九日虹桥事件。”[6]201987年，淞沪抗战的亲历者，时任张治中统率的第九集团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的史说，在回忆文章中也明确指出：虹桥机场事件是“八一三淞沪战役的引火线”[7]90。1999年出版的《上海通史》，同样确认虹桥机场事件是“日军在上海挑起战端的导火线”[8]327。2000年余子道、张云的专著《八一三淞沪抗战》一书，再次指出：“日军挑起的虹桥机场事件，虽未由此直接开始中日双方之间在上海的大战，但却成为大战的导火线。”[9]73 显然，关于“导火线”的论定是有其充分的根据和符合淞沪会战的客观历史进程的，因而是正确的。现在，魏文提出要对此进行“再评估再认识”，说“论者常以此（指虹桥机场事件--引者注）作为八一三的导火线，也是不恰当的，因为没有虹桥事件，也必然会发生其他事件。”并且认为，“无论从什么样的角度上讲，都不能讲虹桥事件……是八一三上海抗战的导火线。”那么，否定“导火线”说的论据是什么？通观魏文，我们发现它提出的唯一论据是，“因为没有虹桥机场事件，也必然会发生其他事件。”这个说法着实令人费解，因为它是以推理而非以事实作为论说的前提，而且在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诚然，如果当时没有发生虹桥机场事件，当然或迟或早也会发生其他事件，从而引发上海的中日两军的一场战争，那么“导火线”的角色就会由那个事件来充当了。但是，研究历史不应以假设作为依据。用假说中会发生的事件，来否定在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事件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这无论如何是不能成立的。 虹桥机场事件“导火线”说，之所以长期以来为史学界和舆论界普遍认同，是因为此说符合这个事件本来就具有的性质和地位。这个事件是一个具有深刻的军事政治背景的突发事件，其发生的时机、地点和情节无不具有非同寻常的性质和特点。日本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华北驻屯军和关东军在北方大举进攻，意欲鲸吞整个华北。在南方，攻略上海、南京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其既定的一个主要战略目标。游弋于东海、黄海和长江水道，以上海为主要基地的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和驻沪海军特别陆战队，在七七事变后已进入发动上海之战的临战状态。7月初，第三舰队主力在台湾海峡举行军事演习；七七事变爆发，该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按照东京海军军令部的指令，率舰队驶回上海、青岛等港口“警戒”备战。7月11日，日本政府内阁首相近卫文麿召开有陆、海、外、藏四相参加的会议，决定向中国增派陆军和海军，以击败中国军队，逼迫中国政府投降。 日本军部规定海军的任务是除第三舰队和旅顺、马公要港部队所属舰艇做好作战准备外，其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也各自集结待命。另外又下令联合舰队所属第二舰队配合在华中华南沿海的作战，主要作战方向为上海。7月28日，日本海军军令部下达准备进攻上海的命令。次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永野修身下达“第一号作战命”：由第一舰队主力驶赴上海，联合第三舰队在上海和长江作战。在此前后，日本海军大大小小的舰艇接二连三地开进黄浦江，海军陆战队一批批登陆上海，会同原有驻沪部队，在虹口、杨树浦据点构筑工事准备作战。8月4日，长谷川清根据东京海军军令部指示，制定了《关于上海登陆作战计划》。8月8日长谷川清正式下达了作战部署的指令。8月9日的虹桥机场事件就发生在这个关键时刻，它在七七事变之后，在上海首次发生了中日两军士兵的正面交火，双方出现了人员死亡，而且由此引起的中日双方当局在谈判过程中的外交斗争以及谈判的最后破裂，迅速引发了八一三战争的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