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历史地考察一下南京最高军事当局关于淞沪地区对日作战的战略和战役构想，就不难发现，其实在七七事变之前，南京最高军事当局已基本上确立了当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我方应在上海实行“先发制敌”的战役方针。1936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制定的《民国二十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明确既定了淞沪对日作战的方针：“长江下游地区之国军，于开战之初，应先用全力占领上海，无论如何必须扑灭上海之敌军，以为全部作战之核心。尔后直接沿长江、海岸阻敌上陆，并对登陆成功之敌，决心攻击而歼之。不得已时，逐次后退占领预设阵地。最后须确保乍浦-嘉兴-无锡-江阴之线，以巩固首都。”[16]1936年10月4日，按照南京军事委员会的指令，负责统筹上海、南京地区国防战备和对日作战事宜的京沪长官张治中，在致蒋介石的密电中，即已提出一旦上海形势突变，中国军队应主动进击驻沪日军的主张：“在事变之初，（我军）必先以充分的兵力进驻淞沪，向敌猛攻，予以重创，至少亦须保持我与租界交通，取攻势防御。若自甘被动，虽占苏福线或澄锡线，亦属非宜。”[7]15这一作战指导思想，获得了蒋介石的首肯。后者还下令张治中为扫荡日军驻沪海军陆战队预作筹划和准备。据时任京沪警备司令部作战科长的史说回忆，“蒋介石亲下手谕给张治中，如战事发生，我军应先扫荡这些据点及在虹口、杨树浦的日海军陆战队，使它无法策应登陆的日军。张治中命我拟订扫荡计划，我的主要设想是陆空军配合强袭，张批准了，转报给蒋。”[7]89 七七事变爆发后，张治中进一步申述并积极主张实施“先发制敌”的作战指导思想。他说：“这时我有一个基本观念：这次在淞沪对日作战，一定要争先一着。我常和人谈起，中国对付日军，可分作三种形式：第一种他打我，我不还手，如九一八东北之役；第二种他打我，我才还手，如一二八战役、长城战役；第三种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做‘先发制敌’，又叫做‘先下手为强’。这次淞沪战役，应该采用第三种。”[7]17张治中本着这一战役作战思想，审察当年7月中、下旬的中日关系和上海的形势，于7月30日向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军政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程潜和训练总监部总监唐生智提交了上海对日作战我方“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较为有利”的建议[17]259。蒋介石当即于次日复电，同意张治中“先发制敌”的建议：“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7]17由此可见，在八一三开战前的第12天，从淞沪战区的司令部到南京最高统帅部已一致地确立了“先发制敌”、主动发起淞沪战役的作战方针。虽然，后来在8月12日至18日之间，蒋介石出于对外交和政治上的考虑，曾有过三次短促的暂停进攻的处置，对实施先发制敌的方针有些延误，但从总体而言，首先主动发起战役进攻，围歼驻沪日军的决策并未改变。当然，蒋介石决定主动发起淞沪之战，有着内外远近诸方面的深刻背景，是在衡量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等等各种利害关系的基础上而做出的抉择。 除了从中国军事当局的决策层面进行剖析外，对淞沪会战初始阶段的实际进程加以考察，也不难得出是中方首先发动的结论。事实上，自虹桥机场事件发生，中日双方在上海的谈判陷入僵局，南京统帅机关已清醒的作出判断：日军即将对上海发动进攻。决定在日本陆军师团到达上海之前，迅即主动发起在上海的进攻战役，首先歼灭日军驻沪部队。为此南京统帅机关当即下令在沪宁线一带待命的京沪警备司令部所部进军上海。8月10日，独立第二十旅主力奉命开抵沪郊。据旅长钟松回忆：“我于8月10日晚上10时左右接到命令，将驻在苏州的部队于8月11日清晨进入上海市郊的真如。”[10]8月11日，南京统帅机关正式决定向上海日本驻军发动进攻，当日其《上海作战日记》记述：“中央决心围攻上海。”并于当日晚做出以下部署：命令“张司令官治中率领第八十七、八十八师于今晚向预定之围攻线推进，准备对淞沪围攻。”同时决定，“令蚌埠之第三十六师星夜开苏州，归张治中指挥。”[18]263张治中后来回忆道：“8月11日下午9时，我接到南京统帅部的电话命令，将全军进至上海附近。”[7]19张治中乃于当晚下令第八十七、八十八师等部运用汽车和火车输送，快速挺进上海。8月12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秘密决定，自本日起，全国进入战时状态[19]87。何应钦在会上表示：在上海“如果他（日军--引者注）稍有动作，就要打他，否则等他兵力集中，那就难了。”[20] 8月12日黎明之前，京沪警备军各部进抵上海市郊，向市区对敌围攻线推进，开始实行战役展开。第八十七师一部进驻吴淞；主力进至大场、江湾一带，当日上午前出江湾新市区之中心区，将进攻矛头指向虹镇和杨树浦日本海军陆战队沪东根据地。第八十八师主力进至真如、大场之线，准备前出江湾、闸北，将攻势指向虹口公园附近的日军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独立第二十旅一团由松江转进至南翔待命。炮兵第十团一部和炮八十团进入真如、大场占领阵地。原隶属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上海保安总团和警察总队，以主力固守真如、闸北、吴淞和江湾新市区中心区，一部警戒沪南与沪西，掩护八十七、八十八师向围攻线推进。 其时，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及其部署，据张治中8月9日致蒋介石的电报称：“总合各方情形，计陆战队官兵约5000人，业经组织健全之在乡军人约3000人，壮丁义勇队3500人。各种轻重炮约30余门，高射炮8门，战车及装甲汽车各约20余辆；本日长江上游抵沪之日舰，计9艘，连原有在沪之日舰3艘，合计12艘，各舰可随时登陆之水兵共约3000人。”①[18]251 8月10日至12日之间，日本海军加紧增调兵舰和陆战部队来沪，兵舰达30余艘，陆上部队达五六千人。日军的部署，置重点于东江湾路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及其周围地区和杨树浦东端浦江沿岸的公大纱厂及其周围的军事据点。为收缩兵力，8月12日，日方自行放弃沪西中山路的丰田纱厂和戈登路（今江宁路）、宜昌路的同兴纱厂、日华纱厂的军事据点。 综上所述，八一三战争打响前夕淞沪战场的总体态势，呈现为以下基本特征。（一）日本军部和政府已确立进攻上海、攻略宁沪杭地区的决策，日海军已下达准备进攻上海的作战指令，陆军正在组建上海派遣军，准备开赴上海。中国最高统帅机关已发布围歼上海日本驻军的命令，京沪警备军已开抵上海市区附近围攻线。淞沪地区一场大战已是箭在弦上，处于一触即发之势。（二）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的战场态势，日本海军舰队分布于黄浦江、长江末段水面和吴淞口内外海面，在水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处外线包围态势。然而在地面，中国军队占有相当大的优势，而且后续部队正在向战区调动，完全处于外线进攻态势，“当时我军兵力超过日方在沪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兵力约八九倍，进攻力量绰有余裕。”[7]43，相反，日本海军陆战队居于劣势，处于内线防御之态势。（三）日本陆军其时正倾注全力在华北战场作战，虽然在8月10日至11日已做出组建上海派遣军，调动2个师团出兵上海的决定，但部队动员、集结和经海上输送，至少需要10天时间才能到达上海。因而，日本陆军当局并不主张立即在上海开战。与此相反，中国军事当局鉴于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处于劣势，为争取主动，争取时间在日本陆军抵沪前将对方歼灭，因而决心立即发起淞沪之战。（四）日本海军当局特别是第三舰队视上海长江一带为其行使武力的范围，在亡华灭华的侵略野心驱动下，不甘心于落在陆军之后，急于在南方挑起战火。然而驻沪海军陆战部队仅凭它自己的力量无法在淞沪地区与中国军队打一场大的战役，直至八一三战争爆发，它没有也不可能做出举行淞沪战役的全盘计划和部署。相反，中国京沪警备部队（8月13日改称第九集团军）已在八一三之前做好了围歼驻沪日军的战役计划和作战部署了。 面临着上述局势，南京统帅机关和京沪警备司令部乃按照既定的先发制敌的作战方针，抢在日本上海派遣军抵沪之前主动地发起淞沪战役，先就歼日本驻沪地面部队，摧毁日军在上海的陆上根据地，并尽可能地给其海军舰船和航空兵以打击，以便为尔后的淞沪作战构筑有利于我的良好基础。然而，张治中为了使我国在政治上、外交上立于更为有利的地位，力求避免中同军队先打响第一枪。8月12日早晨，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刘劲持和参谋处长朱侠当面向张治中建议不待日军开枪，在当天就动手攻打日军，“不料张治中回答说：‘委员长指示，等敌人先动手打我们，我们才能回击，否则国际舆论对我们不利。’”[7]43他要等待日军先打第一枪，然后立即发起进攻战役。日本驻沪海军部队既狂妄轻敌又鲁莽冒进，更不甘心落在陆军之后才动手，不待其国内陆军兵团到达，也未做好战役作战的准备和部署，更谈不到实行了战役展开，就以小股兵力向中国闸北驻军进行挑衅，先打响了第一枪。 8月13日上午9时15分左右，日军对闸北的武装挑衅，就日方而言本来是属于大战前的一次“火力侦察”和“火力搜索”行动[7]92，还不是作为一场战役的开端。然而战争形势的发展是不以日本侵略者的意志为转移的。玩火者必自焚。中国军队奋起还击，八一三淞沪战役由此正式揭开序幕。这第一枪是日本军队首先挑起的，中国军队随即发动进攻，主动发起淞沪战役，后来在诸种因素的作用下，又发展成为一场大规模的会战。历史事实是，淞沪之战开始之初，中国军队立于主动地进攻地位，正如杨天石先生所言，“卢沟桥事变是日本挑衅，淞沪抗战的特点是中国政府中国军队首先向日本军队进攻。当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目标是，把日本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统统赶下海去。淞沪之战是蒋介石在华北战场之外开辟的第二战场。”[1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