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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魏文所说“当地耆绅为敌通风报信，敌扣留利用大小沙流船数百艘为其运输”是否确有其事，答案也是否定的。据笔者了解，几十年来没有一件可靠的史料有这样的记载，许多杭州湾北岸战场的亲历者也从无一人说过如此史实。当时日军登陆过境的的江苏省金山、奉贤两县（今属上海市，改设为县级区）和浙江省平湖县（今改县级市）的地方史志机关，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曾对日军登陆杭州湾北岸事件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均未发现当年日军登陆过程中（1937年11月5日至10日）有“当地耆绅为敌通风报信”之事，更无什么为敌“提供大小沙船数百艘为其运输”兵员登陆的事情。事实上，仅凭几个区区“耆绅”汉奸分子，要在短短三五天中征集到数百艘沙船也是极少可能的，况且当地已驻守有第六十二、六十三师部队和警察保安队，负责当地巡逻，汉奸分子几乎没有可能进行调动数百艘船只提供于日军的如此大规模的活动。魏文所说的历史情节，从一般常情来说也难以令人置信。至于日军登陆使用的船艇，据《金山县志》记载，11月5日拂晓，日军第十军等六师团、第十八师团和国崎支队分乘运输船155艘，在金山卫东西15公里沿海登陆。这150余艘作为换乘靠岸登陆的小型船艇是随同负责海上输送第十军的第四舰队一道，在11月4日夜由东海进入杭州湾金山卫海面的，也就是说并非是在当地临时征用的[22]728-729。 四、怎样评价蒋介石在淞沪会战中的功过是非 魏文第六节提出的是关于“上海战争的经验与教训”问题。然而，通览这一节全文，笔者发现，魏文并未对淞沪会战的经验教训进行探讨和分析。事实上，魏文这一节的主旨和基本内容是抨击和批判蒋介石在淞沪会战时的错误及其责任。 如何评价蒋介石在淞沪会战中的功过是非，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存有争议的历史问题。淞沪会战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研究淞沪会战不应回避蒋介石与淞沪会战的关系，需要研究蒋对于这次会战的功过是非问题，这是题中应有之义。 淞沪会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和影响之下，以国共两党的合作为中心，全国各爱国党派团体，中央和地方各系抗日军队、各界爱国民众以及海外侨胞，在抗日御侮、共赴国难的基础上发动和进行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在波澜壮阔的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和配合之下，这一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罕见的声势浩大的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的大会战，终于发动和开展起来了。如果没有上述历史条件，就不可能有这一伟大会战的发动和坚持。蒋介石作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帅，在淞沪会战中居于非常关键的地位，与这场会战的关系至关重要。实事求是地说，蒋介石对于淞沪会战既有功，也有过。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前后，终于放弃了以往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实行联共抗日，走上对日抗战道路，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领导和指挥淞沪会战，是蒋介石这一历史性转变在抗战初期最重要最集中的表现。蒋介石定下了发动淞沪会战的决策。在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在华北发动大规模进攻时，蒋介石毅然决然地决定主动发起淞沪战役，在华东开辟第二战场。这是全国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作出的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决策，其中蒋介石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蒋介石自始至终领导和指挥了淞沪会战，是这场大会战的最高领导者和指挥者。在淞沪会战期间，蒋的抗战态度是比较积极的和努力的。他檄调黄埔系中央军基本力量和空军、海军投入淞沪战场。积极主动调整和改善与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刘湘、龙云、何健、余汉谋等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动员和组织地方部队出兵上海，川军、桂军、粤军、湘军、黔军、鄂军以及东北军、西北军的部队，都纷纷登上淞沪战场，这是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举国一致反对外敌入侵的宏伟局面。这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强大威力，是整个民族觉醒和民族凝聚力空前上升的一大表现。在作战指挥上，蒋尽管犯有不少错误，但也应当看到他也有过正确的谋划和决断，起过好的作用，是一个既有正确的决断和指挥，又犯了若干严重错误的决策者和指挥者。 蒋介石在淞沪会战中的主要错误在： 一是在会战中实行了单纯防御即专守防御战略。单纯防御战略之下，战役战斗的作战方针上采取的是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如此方针导致几十万中国军队被牢牢地困死在分散的阵地上，死守战壕，摆着被动挨打的架势，消极地等待敌人来攻，并与之死拼消耗。整个会战期间，除了最初的虹口和杨树浦的市区攻围线，10月的南翔以东蕴澡浜南岸短暂的反击战以外，几乎只有战术性的反击战，从未进行战役性的反击战，打的都是战役战斗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从未举行在战役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完全处于战略战役上的消极防御态势。这就使得中国军队在战场上丧失主动权，不可能主动创造和捕捉战机，在一个个具体战役中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敌一路，相反的却使自己一天天的付出比敌人高出数倍的消耗，而无法阻止敌人的进攻。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如果战役和战斗方针也同样是‘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例如抗战初期之所为，那就完全不适合敌小我大，敌强我弱这两种情况，那就决然达不到战略目的，达不到总的持久战，而将为敌人所击败。”[23]475 二是采取阵地战方针。蒋介石不顾敌我双方各方面的状况和条件，主张并要求实行深沟高垒、步步为营、死守硬拼的阵地战。8月18日，蒋发表《告抗战将士第二书》，号召“要固守阵地，坚韧不退，以深沟高垒厚壁，粉碎敌人进攻。”[24]1148在阵地战中，中国军队只有招架之功，而无反手之力，付出了惨重代价，而且未击退西进南下之敌。10月间以大场攻防为中心的十月会战，蒋介石依然热衷于阵地的不计代价的死守，达到了阵地战的最高潮。中国军队左翼集团和中央集团的主力40余个师投入以大场为中心的蕴藻浜、走马塘中间地带的狭小阵地上，兵力密度之大为中外战史所罕见。几十万大军在日军优势火力之下倍受摧击，平均每日伤亡不少于万人。10月28日苏州河以北阵地战已告崩溃，蒋在松江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依然强调“要严密纵深配备，强固阵地工事”，“要不怕阵地毁灭，不怕牺牲一切”。[24]1179 10月阵地战高潮，中方损失兵力约近一半。阵地战方针违反了有什么军队打什么仗、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有什么地形打什么仗的一般原则，在部队状况、武器装备和地理条件都不适宜打阵地战的上海近郊坚持打旷日持久的阵地战，这无疑是一个严重错误。 三是实行战役战斗上的持久战。蒋介石和南京最高统帅部在八一三抗战前夕已确定全国对日作战的总战略即基本战略是“持久消耗”。实行这个总战略的战场作战方针，在战役战斗中应与此相反，实行战略持久战之下的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方针，方能克敌制胜。但是，蒋介石总是寄希望于英美等同制裁日本，调停中日战争，想从国际形势的变局中寻找出路，从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利害关系着眼，一再等待苏联对日开战，又期待英美法等西方大国和九国公约签字国干预中日之战，而多次拖延上海战局，以致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战斗上的持久局面。从而一再贻误战机，多次丧失调整战线转移阵地的有利时机。 四是对于淞沪战场南北两翼毗邻杭州湾和长江的凸形边境疏于防范，是一个严重的战略性错误。日本上海派遣军八九月间在淞沪战场的长江南岸登陆得逞，已暴露出统帅机关忽视了抗登陆作战问题。特别是在日军最易实行战役展开，从上海西南方面对淞沪战场形成迂回包围之势的杭州湾北岸这个战略要地，未引起统帅部的重视，未作出应有的防御部署，以致日军第十军在金山卫一带轻易登陆成功，造成淞沪抗战的最后失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失误。后来蒋介石自我反省说：“由大场撤退至苏州河南岸以后，以张发奎为指挥官，使金山卫、乍浦一带负责无人，不注重侧背之重要，只注重浦东之兵力不足，调金山、乍浦大部移防浦东，乃使敌军得乘虚而入，此余战略最大之失败也。”③ 五是决策和指挥淞沪前线大军西撤一再摇摆不定，多次延误战机，最后又仓促下令，以致这场大规模撤退演变为一场纷乱失序的大溃退。刘行失守前后，蒋未能接受陈诚、张发奎等人的建议，主动调整战线，是丧失退却的最佳时机于先。大场陷落以后，形势虽比以前大为不利，但迅速实行后退吴福、乍平嘉既设国防线，仍不失为有利于我的明智选择，但蒋左右摇摆，为配合九国公约国家布鲁塞尔会议上的外交斗争，仍然不接受白崇禧、刘斐等人的退却建议，却下令在沪西苏州河南岸实行固守，这是丧失退却有利时机于后。殆至日军金山卫登陆，敌军南北两翼迂回的态势业已形成，蒋未能接受陈诚等人的立即调整战线的建议，仍要求“再坚持三日”[26]，从而丧失了最后一次比较有利的退却开始时机。直到11月8日，蒋才下令全线西撤。退却的命令突然下达，仓促实施，造成全军一片纷乱，以致西撤大军队伍失控，一路溃退，损失极为严重。 任何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都要经受历史的检验。淞沪抗战离当今已经有70多年了，对于这场会战及其领导者的功过是非的评价，治史者宜立足于现时代的高度，冷静地审视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的各个方面的史料和以往的经验，以更加理性和更为科学的态度，力求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对历史问题作“再评估再认识”，沿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才是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