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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桥机场事件的发生地和事件的情节也是非同寻常的。它不同于此前1935年11月在上海市区虹口、闸北发生的日本水兵中山秀雄狙杀事件和1936年2月日侨萱生镰作枪击事件；也与发生在七七事变后的7月24日日本水兵宫崎贞雄失踪事件大不相同。虹桥机场是当时上海最大的机场，又是上海唯一的军用机场。此前不久，机场经过扩建，延长了飞机跑道，以适应新型军机的起降。中国军事当局鉴于原先担任机场警卫的上海保安总团所属的一个连队兵力单薄，乃于1937年7月13日决定调派第二师补充旅（同月24日改称独立第二十旅）赴苏南，准备改装为保安队进驻机场。据该旅旅长钟松回忆：“七七事变之后，为了积极备战，把我的第二十独立旅（驻苏州）第一团改为宪兵第十三团，开驻松江，第二团化装为保安团，秘密进驻上海虹桥机场。”[10]机场事件发生前，中方驻守机场的军警部队已处于高度警备状态。同样，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也加紧对机场进行侦察。当时驻沪日军侦察的要点有两处，一个是中日两军对峙的闸北与虹口之间的边沿地带；另一处就是虹桥机场[11]347。对于日方侦察虹桥机场的活动，中方早已多次提出抗议。“在这之前，上海市政府就曾经为日方军人屡次窥探虹桥飞机场事，屡向日方提出书面抗议。”[3]16 8月5日中午，正当中方一架飞机在虹桥机场降落时，有乘坐日军官兵8人的一辆汽车突然出现在虹桥机场边沿，机场卫兵当即拉响了警报，直到日方车辆离去。显而易见，虹桥机场当时为极为敏感的军事警戒区域。日军在这里挑起冲突，制造流血事件，意味着放出了一个战争即将打响的气球。这必定会引起中国最高军事当局的高度关注，从而决定对上海日军采取断然措施。 上海市政府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代表与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和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代表，在8月9日晚上开始至12日为止的围绕着机场流血冲突事端进行的外交交涉和谈判，是虹桥机场事件的延续和进一步恶化，这实际上成了走向八一三战争的一个短暂的过渡。对于日本当局来说，交涉和谈判是为了扩大虹桥机场事件在政治外交上的效应，迫使中国当局退让，为在上海发动武装进攻制造借口和造成有利的态势。对中国当局来说，是要通过谈判揭露日本侵略上海的野心以及它的种种非法行动，从政治和外交上打击日本，同时也是想摸清日方的企图和目的。日方在谈判中狂妄的提出中方撤退驻沪保安部队，清除防御工事的要求。“蒋介石认为，撤退保安队，上海将与北平一样，为日军占领，决定拒绝日方要求，同时下令准备作战。”[12]48而在日本当局方面，当双方谈判还在进行时，日本东京军部就作出了调遣陆军部队赴上海作战的决策。8月10日即事件发生的次日，日本政府内阁召开会议，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就虹桥机场事件作说明时，强调要求“在当前希望陆军做好动员准备”，陆军大臣山杉元对此表示“同意”。最后，“内阁会议……同意陆军做好派兵准备。”[11]341-342会后，杉山元与参谋本部次长梅津美次郎、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等人会商，决定第一步先向上海派遣陆军两个师团。日本内阁和军部的上述决策是全面侵华战争中迈出的重大一步。七七事变之初，日本陆军打击重点在华北战场，并无在近期出兵上海，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和部署。虽然在7月11日由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共同签署的《关于华北作战之陆海军协定》已有规定：“对华中华南方面，主要由海军负责警戒。在情况恶化……时，仅限于青岛及上海附近，由陆军海军的必要兵力协同担当之。”[11]312但这还是属于原则性的预案。虹桥机场事件使日本海军当局找到了一个借口，借此推动陆军当局以及政府内阁同意立即向上海调派陆军部队。8月10日内阁会议以后，日本军部迅速调兵遣将，“陆军于14日动员两个师，编成上海派遣军，并于18日以后陆续地紧急派往上海，加入战斗”[13]135。这就使得日本进攻上海的这一场大战真正启动了。 在政府和军部的决策之下，日本一方面在国内立即开始陆军出兵上海的动员和集结，另一方面加紧增派海军舰队和陆战队来沪。8月11日中午，从佐世保开来的第二舰队所属舰艇16艘驶抵上海，随舰队而来的陆战队2000名随即登陆。次日，又有日舰5艘进入吴淞口。至此，在黄浦江和长江的日舰已增至31艘。此外，还有9艘日舰停泊于吴江口外海面，其中包括航空母舰一艘。日军在沪海军陆战队这时也增至5000人以上。 综上所述，虹桥机场事件之所以成为八一三事件的导火线，是因为这一事件直接促使了侵略野心勃勃、对上海觊觎已久的日本军部和政府决定向上海派出陆军和增调海军，立即向上海大举进攻；同时，也促使中国最高军事当局更清醒更坚定地断定，日军进攻上海的战争已迫在眉睫，从而下决心调动京沪警备部队进军上海，发起对驻沪日军的围攻战。由此可见，其“导火线”的历史定位完全符合历史本来面貌，魏文以“没有虹桥机场事件，也必然会发生其他事件”为由来加以否定，在史实上和理论上都是站不住的，如此“再评估再认识”也是不正确的。 二、淞沪会战是否由中方首先发动魏文第三部分讨论的是“上海战争是由谁挑起的”问题，其中写道：“八一三战争是谁首先发动的，这本来不是问题，日本军队在中国领土上开战，还问谁先开战？不过事实上存在两种观点。”那么，存在哪两种观点呢？魏文认为，“一种说法是中方”首先发动的，这以黄绍竑《五十回忆》一书和马仲廉《论淞沪战役》一文的见解为例；另“一种说法是日方”首先发动的，这以冯子超《中国抗战史》一书的见解为例。魏文明确表示不同意黄绍竑和马仲廉的观点，而赞同冯子超的观点，认为八一三战争是由日本军队首先发动的。 以笔者之见，魏先生在这里是把有关淞沪抗战的两个不同含义、不同层面的问题混为一谈了。我们如果客观地采取分析的态度和方法考察淞沪会战起始阶段的历史，就不难发现这里存在两个不同含义、不同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八一三战争是由中方还是日方首先挑起的，即通常所说的是谁先打第一枪的；另一个是淞沪战役（淞沪会战）是由哪一方首先发动的，这后者是属于战略和战役层面上的问题，而与何方先打第一枪含意不同。如果把这两者不作区别地加以混淆，不仅在逻辑上会发生混乱，而且会对历史真实面貌作出误判。 无论是黄绍竑还是马仲廉，都是从整个淞沪会战的战略战役层面上观察和认识八一三开战问题，认为是中方首先和主动地发起了淞沪战役。笔者同意他们的见解，因为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黄绍竑是淞沪会战的亲历者，时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大本营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直接参与了南京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决策和指挥。他在战后的1946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做过如下陈述：“八一三事变的发生，是出乎日本意料之外的，亦可以说日本是被动的，而我国是主动的。最高统帅的决策，是要以主动地姿态，先把上海敌军的根据地摧毁，然后再主动地向华北作战，即使不能将敌人根据地铲除，亦须吸引其兵力到这方面，以扰乱其既定计划。”[14]403马仲廉作为一个抗日战史的研究学者，也认为淞沪战役是中国军队首先发起的，在《论淞沪战役》一文中，他指出，“淞沪战役是中国方面采取‘先发制敌’的方针，首先主动地发动了向驻上海日军的攻击……这既是战前的预定，也是根据当时敌人的动向而决定的作战方针。”[15]显而易见，黄、马两位上述论断的都非中国军队打第一枪的问题，而是说中国方面首先主动地发起了淞沪战役。至于魏先生赞同的冯子超的见解，那说的是日本军队首先挑衅，即打了第一枪，从而爆发了八一三淞沪战争。冯氏《中国抗战史》写道：1937年“八月十三日晨三时，日军向我闸北横浜桥以东及青云桥（路）一带守军开枪挑衅，我守军并未予以还击。到了九时三十分，日陆战八十七人图越淞沪铁路，冲往宝山路，我守军乃忍无可忍，当予猛烈还击。”淞沪会战就此打响了[5]44。在这里关于日本驻沪部队蓄意挑衅，首先向中国守军开枪的记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几十年来，大量的确凿可靠的历史资料已无可争辩地证实了是日军首先打响了进犯中国守军的第一枪。所以，以笔者之见，黄、马、冯三位的见解都是正确的，而魏先生误读了黄、马两先生的论著，把主动发起淞沪战役望文生义地误读为首先挑起战端打响第一枪，这显然是不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