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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文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段红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梁启超（1873-1929）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其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著述，并倡导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史界革命”，对近代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各种文体的革新、史学研究的发展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就史学研究而言，针对中国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梁启超先生从1899年开始发表民族史方面的研究论文，到辛亥革命为止，属于他前期的民族史研究。这期间，梁启超先生先后发表了《中国史叙论》（1901年）、《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2年）、《新史学》（1902年）、《中国历史上人口之统计》（1902年）、《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1902年）等论文以及若干中外人物的传记。这一时期，梁先生对民族史学研究的重要性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①在此基础上，梁启超先生批判传统的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②的弊端，将进化论的观点引入史学研究，运用进化史观看待客观的历史、解释撰述历史，并对“民族”概念问题、中国民族的来源、中国民族的分类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这一时期梁启超民族史研究的一些观点和言论今天看来虽不乏偏激或错误之处，但对于民族史学由传统政治史的附庸向独立完整的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推动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等方面具有首倡之功。 辛亥革命以后，经过护法运动、护国运动，梁启超逐渐淡出政治舞台，致力于学术研究，是为其民族史研究的后期。这一时期梁先生的历史研究论著主要有《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历史统计学》（1922年）、《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1923年）、《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年）、《中国文化史》（1927年）等论著。其中《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对前期民族史研究的相关概念、民族的来源、民族的分类和民族间相互关系等方面进行了修正和进一步的论述，并对民族史研究的对象、基本任务、研究内容、学科名称及特点都做了规定和阐述，已经有清晰的思路、严密的逻辑、合理的结构，基本形成了具有内在逻辑性的中国民族史学学科思想，奠定了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的基础。 本文主要以《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为基础，重点讨论梁启超先生后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 一在民族及相关概念问题上，梁启超先生仍以民族概念为中心，对种族、国民、民族意识做了深入分析。在其前期的民族史研究中，民族的概念常用“人种”、“部族”、“人群”、“种族”等含义不太确定的词语来表达，如在《论中国人种之将来》中用“人种”一词表达“民族”之义，而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则“民族”与“种族”又相互混用。但在他后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已经完全不同，较为准确地使用和区别民族及其相关概念。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③主要研究了与民族概念相关的问题：第一，民族与种族不同，种族是人种学研究的对象，是从骨骼及其他生理上的区别作为标志，一个种族中可以包含无数民族。第二，民族与国民不同，国民是法学研究的对象，共同居住在一个国家之中，以国籍作为区别国民的标志，同一民族的人可能是两个国家的国民，反之则同一个国家的国民可包含两个以上的民族。 与1902年梁启超先生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的认识不同，梁先生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认为，尽管血缘、语言、信仰是构成民族的重要条件，但还不是最核心、最重要的要素，最重要的是民族意识：“民族成立之唯一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④对于什么是民族意识，梁先生有这样的形象比喻：“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例如“‘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一遇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⑤这一学术观点至今仍在学术界得到公认。 梁先生不但强调民族意识构成民族的重要性，还进一步深入论述民族意识的产生过程，即最早是一些有血缘关系的人群，共同生活在一个自然环境中，在相互的刺激与反应之中，心理交流越来越多，发明了共同使用的语言、生产工具。在此基础上“养成共有之信仰学艺及其他趣嗜；经无数年，无数人协同努力所积之共业，厘然成一特异之‘文化枢系’，与异系相接触，则对他而自觉为我”。⑥由于民族意识是整个民族共同体长时间共同发展形成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民族属性，其核心就是具有民族意识，在与他族的交往中“自觉为我”。 在讨论了民族的概念及相关问题后，梁先生开始研究中国民族的起源问题。 首先，梁先生认为这个问题对于中国人或者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本不是问题，而欧洲人则认为中国民族从西方来，并且众说纷纭，有中亚细亚说、美索不达米亚说、新疆说、外蒙古说、马来半岛说、印度说、埃及说、美洲大陆说等等。对上述各说，梁先生明确表示：“吾以为在现有的资料下，此问题只能作为悬案。”因为“中国古籍所记述，既毫不能得外来之痕迹，若摭拾文化一二相同之点，攀引渊源，则人类本能不甚相远，部分的暗合，何足为奇”。并且还针对中国民族广泛使用玉，以麟、凤、龙为灵物等事实进行论述：“外来说之较有力者，则因有数种为此地稀乏之物，我先民习用而乐道之，例如玉为古代通宝，而除于阗外，此土竟无产玉之区；麟、凤、龙号称三灵，而其物皆中亚细亚以西所有。然此等事实，认为古代我族对西方交通频繁之证，差足言之成理，经指彼为我之所出，恐终涉武断也。”⑦ 既然中国民族非西来或外来，那么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对此，梁先生以当时最新的科学结论作为论据，认为“据近年地质学者发掘之结果，则长城以北，冰期已有人迹；即河南中原之地，亦新发现石器时代之遗骨及陶器多具，则此地已有住民，最少亦经五万年，若不能举出反证，以证实此骨非吾族远祖所遗，则不能不承认吾族之宅斯土，已在五万年以上”。⑧这样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 其次，梁先生对中国民族起源是一元还是多元也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中国民族由同一祖宗血胤衍生耶？抑自始即为多元的结合？”从《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来看，唐、虞、夏、商、周、秦、汉都共同以黄帝作为人文初祖，似乎中国民族内部只有一个纯粹的血统，但梁先生认为《史记》所载前后矛盾，使人难以相信，“且如商、周之诗，颂其祖德，曰：‘天命之鸟，降而生商。’曰：‘厥初生民，时维姜嫄。’使二代果为帝喾之胤，诗人何至数典而忘。乃反侈陈种种神秘，以启后世‘圣人无父，感天而生’之怪论？”梁先生抓住《诗经》中关于初民产生的记载，来反证《史记？五帝本纪》中认为夏商周同一始祖的不可信。其论证相当有力，使人信服，即认为夏、商、周是三个存在于不同空间的三个民族。虽然古代最初的情况难以考证，但最初的人群，彼此之间没有所谓的系属关系，“盖黄河流域一片大地，处处皆适于耕牧，邃古人稀，尽可各专一壑，耦俱无猜，故夏、商、周各有其兴起之根据地”。因此，夏、商、周是同时并存的三个民族，先后分别建立夏朝、商朝、周朝，他们所统辖的民族也不止一个，“诸部落以联邦式的结合，在‘群后’中戴一‘元后’，遂以形成中华民族之骨干”。⑨ 再次，梁先生在对文献进行综合分析后发现，神话传说时代的伏羲、神农、黄帝、颛顼、帝喾都分布在黄河下游，但有史时代的尧、舜、禹却呈现分布上的一个逆向态势，即从山东、河南、山西向陕西发展。对这一现象，梁先生从地理环境变迁来探讨民族发展中的迁徙问题：“吾确信高等文化之发育，必须在较温腴而交通便利之地，黄河下游为我文化最初枢核，殆无可疑，尧、舜、禹之移居高原，其唯一理由，恐是洪水泛滥之结果。”⑩不管梁先生的推论是否准确，但他能从广阔的学术视野、多维的角度来思考民族发展与环境的关系，这本身对后学就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