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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梁启超先生后期的民族史研究已经具有十分严密的内在逻辑性，即在讨论了民族及相关概念，在研究中国民族的起源问题之后，在前期对民族进行分类的基础上从古代与现代的学术视野对古今民族进行分类，讨论民族的源流及分布问题。 梁先生首先从现代民族识别的角度把境内民族分为六大类：“中华族（即汉族）、蒙古族、突厥族、东胡族、氐羌族、蛮越族。”同时，他认识到民族的源流关系不是简单的事，存在着多源多流、同源异流、异源同流等情况，指出：“若一一寻其历史上之渊源，则各族所自出及其相互之关系，殆复杂不易理，即如我中华族（此处指汉族--引者），本已由无数之族混成，其血统与外来诸族杂糅者亦不少。”（11）从现代的角度对民族进行分类之后，梁先生对中华族（即汉族）以外的五个民族有更为详细的说明。 蒙古族，有广义蒙古族和狭义蒙古族，广义的蒙古族指历史上出现过的山戎、乌桓、鲜卑、吐谷浑、奚、契丹、室韦、鞑靼等，（12）显然这是指东胡系统的民族；狭义的蒙古族专指建立蒙古帝国和元朝（含北元）的蒙古族。前者仍然是指古代民族，后者则指现代民族。 突厥族，从梁先生的叙述来看，突厥族似乎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突厥是从古代民族的角度来看的，主要是“史籍上所谓獯鬻族、玁狁、匈奴、柔然、铁勒、回纥、葛逻禄、乃蛮、黠戛斯等，皆属此族。此族自远古后期至近古中期约二千年间，为祸甚剧，但未尝一度入主中夏”；而从狭义的、现代民族角度看，突厥族则是“大部分今居于中亚细亚及欧洲东部，其小部分则明清以来号为回回，散居新疆与甘肃、云南之一部”。（13）当然，这儿的“回回”并不单指回族，当还包括西北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部分其他民族。 东胡族，梁先生认为东胡族与广义的蒙古族有些重合，甚至是融合“广义的东胡族，如前文所说，实可谓为蒙古族所自出，与现在之蒙古族分子混化甚多”。而狭义的东胡族“专指古来居于今东三省及朝鲜半岛者，史籍中之肃慎、挹娄、勿吉、靺鞨、高句丽、渤海、女真等属之。最近满洲入主中国，可谓为此族之全盛”。（14） 氐羌，广义氐羌指汉代的月氏、唐代的吐蕃、宋代的西夏、元代的乌斯藏、明代的西番，这些都是古代民族；狭义的氐羌族专指云南的罗罗、川西的土番。 蛮越族，梁先生所指的蛮越族几乎包括了中国南方的所有古代民族，以及现代的苗瑶语民族和壮侗语民族。连他自己都认为“此族极复杂，三代之苗蛮濮，汉之南越、瓯越、爨、僰，唐之六诏等，皆属之。此族在今贵州、云南、广西一带，犹存苗及摆夷等名，以示别于吾族；其在境外者，则安南（苗）、罗（摆夷）其胤胄也”。（15）从现代研究的结论看，蛮越族至少包括了蛮族群和百越族群，而不能简单地概括为一个民族。 在对中国民族进行区别的同时，梁先生还以春秋时期的民族为着眼点，将先秦时期的民族分为八个组：诸夏组、荆吴组、东夷组、苗蛮组、百越组、氐羌组、群狄组、群貊组。这八个组与他从现代角度进行分类出来的六组相对照，其内在联系为：现代的中华族与古代的诸夏组和东夷组有关；现代的蒙古族与群狄组有关；突厥族与群狄组有关；现代的东胡族与群貊组有关；现代的氐羌族和古代的氐羌组一脉相承；现代的蛮越族和荆吴组、苗蛮组、百越组有关。 此外，梁先生还对先秦时期古代民族八个组的分布进行了论述： 诸夏组民族以河南、山东为根据地，河北、山西、陕西、湖北的大部分地区也是诸夏民族的分布区；荆吴组民族以湖北、江苏、安徽为根据地；东夷组民族（包含夷、岛夷、徐夷等）分布在山东半岛，安徽、江苏的淮河流域；苗蛮组民族（包含苗族、黎族、南蛮、卢蛮、濮人等）分布在湖南、江西、广西、贵州、云南；百越组民族（包含东越、瓯越、闽越、南越等）分布在浙江、福建、广东；氐羌组民族（包含巴、庸、蜀、骊戎、阴戎）分布在四川、甘肃、河南、山东；群狄组民族（匈奴之前身）分布在山西、直隶；群貊组民族（东胡之前身，又名山戎、北戎）分布在辽东、河北。（16） 今天看来，梁先生对民族分布区的研究，似乎不算什么创新，但在当时却是具有开拓性的研究，因为将古代民族的分布区用现代的政区来一一对应解释，有利于对古今民族的发展变化做对照性研究。 三如果说对民族从古代和现代角度进行分类是梁先生的开创性研究，那么梁先生后期民族史研究中更重大的学术贡献在于他对古代八个组的民族逐一进行民族分化与融合的研究，从而奠定了中国民族史研究最基本的学科内容。 1.诸夏组民族的分化与发展。梁先生认为在神话传说时代就开始的文化接触，给尧、舜、禹时代诸夏民族意识的确立打下了基础。当夏、商、周王朝建立后，诸夏迎来了一个民族大发展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诸夏族开始大量融合吸收秦、楚、吴、越等民族，分布区也由黄河中下游地区向四方扩展。在文化特征上，诸夏族已经与其他民族产生清晰的文化边界，有自己鲜明的文化特征。具体有三点：第一，发型差异，与西北民族被发、东南民族断发、西南民族编发和锥髻相比较，诸夏族是冠笄民族。第二，语言差异，“似各组中多复音语系，与诸夏之单纯用单音语者不同也”。第三，诸夏族尊天敬祖，有一神教的色彩，而其他民族则信仰多神。（17） 2.东夷组民族的分化与融合。东夷在古代文献中支系众多，故有“九夷”说，在春秋时期最大的群体有莱夷、淮夷、徐戎。对他们的分布与发展，梁先生第一次做了系统研究。 莱夷分布在山东半岛，对他们的来源，梁先生认为：“不知其所自来。以情理度之，或自海外漂流而至。”（18）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推测，只能给我们提供一种思路。从西周开始，华夏就与莱夷有关系，如齐太公初封营丘，莱夷来和他争地，后来齐国的名相管仲也是莱夷之后。正因为与齐鲁文化频繁接触，在战国时莱夷融入华夏族。 淮夷最早见于《禹贡》，其与华夏族的往来较多，但多以矛盾冲突的形式进行，《尚书？费誓》、《诗经？江汉》、《诗经？常武》记载了周穆王、周宣王时淮夷与华夏族的斗争。徐戎在昭公十三年被吴国所灭。至于原因，梁先生认为：“徐戎强于淮、莱，而衰亡亦较速者，殆以逼近诸夏，不如边远者之能苟延也。”（19） 对于东夷族，梁先生还从中国民族发展的角度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华夏族之所以没有从黄河中下游南下进入长江下游，主要是由于淮夷、徐戎挡住了华夏族的南下之路，而更深层的原因是“所以如此者，或缘淮域一带，湿量过重，夏期酷热，非古代诸夏所克堪，惟土著之民习焉，而其人又悍不易驯，故江、河两带之联属久衍其期也”。（20）即是由地理环境和东夷的民族性格所决定。第二，东夷融于华夏族有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是秦始皇并六国之后，把当地民众纳入编户，故“自汉以后，此一带无复夷之名也”。（21） 3.荆吴组民族的分化与融合。荆吴组民族实际上指的是春秋时楚国的楚族和吴国的吴族，二者虽同是长江流域的民族，但前者在长江中游，后者在长江下游，并非同族。不知梁先生为何将之列为一组。对于楚族的融合情况，梁先生认为楚人在西周时有非常强烈的民族意识，但在对华夏的众多军事行动中最后融入华夏。吴族从其先祖泰伯到西周晚期是独立发展的，但春秋战国以后便沿着与华夏或友好交往、或矛盾斗争的历史轨迹，最后在战国晚期融入华夏族。 4.苗蛮组的分化与融合。梁先生所说的苗蛮组民族主要是中国西南、东南民族。他们与华夏族自古就有交往，内部又有苗、摆夷等。梁先生的上述观点与今天学术界的认识有所不同，今日学术界认为上述各族只是同样属于汉藏语族的民族，而分别为汉藏语族之下的苗瑶语族、壮侗语族、藏缅语族的民族。对于上述民族的起源，梁先生有一个大胆的推测：“此族来自何地，无可考，惟现在尚有安南、暹逻、缅甸三国，代表彼族之三派，而皆在南服，或者彼族竟来自马来群岛。”（22）虽说不可考，但目前部分学者确实认为中国南方民族中有来自马来群岛民族的成分。 至于苗和蛮，梁先生认为苗族的先民即远古的三苗，首领为黄帝讨伐的蚩尤，这个民族群体经历了由北向南的迁徙过程：“经累代放逐之后，其族愈窜愈南。”（23）蛮则是中国南方的另一个民族群体，百濮为其中之一。在梁先生八个组的民族之中，苗蛮组中的一部分民族发展为现代民族，但也有许多融合到汉民族之中，其融入汉民族的途径有几条：第一，与汉民族发生矛盾冲突，进入汉族分布区“留而不归，后遂散为齐民”。第二，汉族进入苗蛮族分布区，后成为首领，“抚有其众，因率以内附”。第三，被汉族掠入汉族分布区为奴婢，“渐滋殖成偏氓”。如历史上的“僰僮”、“僚奴”。第四，在被汉族武力征服的过程中，被强迫同化。（24）因此，中国南方汉民族之中，包含有大量的苗蛮组的血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