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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百越组民族的分化与融合。对于百越的发展情况，梁先生有一个观点，认为“从人种上观察，百越与群蛮，可云同系”。（25）故有的学者将苗与越合为一族，这种观点的考察基准是百越民族与苗蛮民族同是南方民族，在生产和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上有一些类似性，故如此言。但实际上苗与越并非同源民族，因为百越系各支共祖夏少康，而苗蛮则共祖蚩尤。 百越组民族内部又分为越、瓯越、闽越、南越、山越，这是对从春秋到三国时百越组民族分化与融合的一种动态认识，这些民族都是同源异流的民族。越分布在以今浙江为中心的地区，因建立过越国而得名；瓯越、闽越、南越则因在秦汉时曾积极参与当时的各种政治斗争而人们认识；山越则是百越各支大都融入汉族后，退入山区的部分，故称为山越。以上至今都是学术界的共识，但对于各支的情况，梁先生仍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越人历史上的文化特征是断发文身，与华夏有明显的文化界线，其在战国后期融入华夏。瓯越与闽越到汉代时发生巨大变化，一部分被汉武帝强制性迁到江、淮间融入汉族，留在当地的大部分也融入汉族，故对于福建的汉族，梁先生认为“含有极诡异之成分”，（26）这为汉民族多元合源的发展历史提供了有力证据。对于南越，梁先生认为南越是广东在汉代的名称，其民族是摆夷，而广东汉族是华夏与摆夷的混血。这一认识与今学术界的看法颇有出入，因为南越不光是地名，还是民族名和民族政权名；民族名不叫摆夷，而是和摆夷具有同源共祖的南越族。山越是三国时才出现的，梁先生疑其与中国境内的小矮人有关，实际上这是分布在山区的越人，南北朝以后融入汉族。 6.氐羌组民族的分化与融合。梁先生对氐羌组民族的分类较为细致，一些观点与现在的结论差别较大，如认为氐羌民族中杂有苗蛮等。此外对于氐羌民族与现代藏缅语民族的源流关系，梁先生也没有提及。但他认为氐羌内部“种类繁多，其同化于诸夏之年代，亦先后悬绝”。这是较为客观且准确的。除了从微观上对氐羌组民族分别分析外，梁先生还从宏观上对氐羌组民族的发展做了归纳，指出氐羌组民族曾建立过四个大国：“一曰汉时之月氏……本居敦煌，为匈奴所迫西徙，度葱岭，曾征服中亚细亚及印度……二曰六朝时之吐谷浑，国主虽为鲜卑人，其统部皆氐羌族，唐时灭于吐蕃，其地即今青海也。三曰唐时之吐蕃……四曰宋时之西夏。”（27）梁先生上述观点至今仍有较大影响。 7.群狄组民族的分化与融合。在群狄组民族中，梁先生又细分为匈奴、东胡、杂胡、其他诸异族四大类，每类下边还有众多具体的民族，涉及了整个广义上中国北方的古今民族，因此可以将这一部分内容作为整个中国北方民族发展的纲要性论述，对研究阿尔泰语系各民族的源流发展史、民族关系史、汉民族的形成发展史意义重大。 匈奴是梁先生论述最多的一个北方民族，他认为匈奴与华夏族交往时间最早，对华夏族的冲击最大，古代文献中的玁狁、鬼方、昆夷、犬戎指的都是匈奴。到了汉代，由于匈奴与汉族多以矛盾斗争的形式来表达民族关系，所以匈奴也处在分化与融合之中，南匈奴大部分融入汉族，北匈奴则在公元88年“为窦宪所攘，越阿尔泰山北遁，开西方民族大迁徙之局”。（28） 东胡是汉初与匈奴并存的民族，与汉民族的关系较为复杂。梁先生认为“纵观二千年史迹，外族与我族（按：指汉族）之关系，以东胡最频繁，其苦我也最剧，其同化于我亦最晚……东胡民族，全部变为中华民族之成分”。（29）其内部又分为汉以前的东胡、乌桓、鲜卑、契丹、渤海及女真、满洲。汉以前的东胡，被华夏称为北狄，与西周、春秋时期的华夏有众多的交往，燕昭王时被击破，始居塞外。 乌桓，汉代东胡被匈奴击败后，退保乌桓山的东胡称为乌桓，曹魏时开始融入汉族，但梁先生认为《旧唐书》中的室韦是乌桓后裔。（30） 鲜卑也是东胡被匈奴击败后退居鲜卑山的部分，内部又有拓跋氏、宇文氏、慕容氏等，并分别进入中原建立政权，绝大部分融入汉族。所以，梁先生说：“盖中世诸夏民族之化合，鲜卑人实加入诸成分中之最重要者。”（31） 梁先生认为没有进入中原的东胡分化为库莫奚、契丹等民族。唐安史之乱，大量借用契丹士兵平乱，契丹由此强大并在五代建立辽朝。辽朝灭亡后，契丹消亡，但梁先生没有对契丹的去向做出交代。 对于杂胡的解释，梁先生有一段十分重要的论述：“胡以匈奴族之自称得名。因此凡塞北诸族，皆被以胡号。其在最初，与匈奴对峙者，惟古代之山戎，故盟曰东胡。匈奴奚徙之后，复有与彼类似之族出现，其族大率抚有匈奴之旧部，而与匈奴不同系，我族因统名之曰杂胡。诸史所谓杂胡，除蒙古外，大抵皆突厥民族，与匈奴同干别支者也。其主要者曰柔然、曰突厥、曰回纥。”（32）在这段论述中，梁先生表达了几层意思：第一，“胡”是匈奴的自称，所以凡是塞北与匈奴有亲缘关系的民族都泛称为“胡”，因而分布在匈奴之东的民族群体也就称为“东胡”；第二，与匈奴有同源异流关系的民族群体被汉族统称为杂胡；第三，蒙古族也属于杂胡之中的民族，与柔然、突厥、回纥同为杂胡中的四大民族。 梁先生认为属于杂胡的四个民族群体对世界历史发展影响最大的民族是突厥和蒙古，前者进入中亚，定居于小亚细亚，占领东罗马故都君士坦丁堡，形成了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各民族；后者曾“据中国为中心，以武力统一欧、亚两洲，建设空前绝后之大帝国……故其帝国瓦解后，仍保持其民族性，居漠南北故地，至今为中华民国五族之一焉”。（33） 8.其他诸异族。梁先生所说的其他诸异族主要指汉代分布在今新疆伊犁河两岸的乌孙、分布在葱岭的塞种，以及唐以后的居住在中国境内的波斯人、阿拉伯人、犹太人。（34）虽然梁先生没有对这些民族进行深入论证，但他从世界民族发展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民族的学术视野给后学以很大启示。 以上是梁启超先生对几组古代民族分化与融合情况的论述，但不知何故没有谈到群貊组民族的分化与融合情况。 四在对中国所有民族分化与融合的历史发展做了条分缕析后，梁先生从学科的学理角度，以汉民族作为民族融合考察的基点，对中国民族的融合过程、融合方式进行了规律性的探讨，这是目前所知最早关于民族融合的综合理论研究。 历史上当两个及以上的民族由于相互接近、相互影响而最终成为一个民族，这种现象被称为民族融合。在这个融合过程中必然有一个民族或其中的一部分丧失本民族的特征而融入其他民族中，这个过程是民族同化的过程。民族同化又可分为自然同化和强迫同化。梁先生根据中国民族分化与融合的过程特点，将中国民族的同化过程分为三类： 属于自然同化的有：各少数民族以平等的方式和汉族接触、交流，渐渐融入汉族；汉族在军事上、政治上战胜少数民族后，“徙其民入居内地，使濡染我文明，渐渐同化（于汉族）”；汉族以经济上的优势，到少数民族地区经营，因此产生民族同化。 属于强迫同化的有：“我族征服他族，以政治力支配之，感化之，使其逐渐同化”；汉民族凭借“政治上势力，徙置我族于他族的范围内，使我族同化力得占优势，向其地发展……秦徙民万家于蜀，发谪戍五十五万人开五岭之类是”。 属于特例的情况：“他族征服我族经若干岁月之后，遂变为文化上之被征服者”，进而融合于汉族；海外居民“缘通商流寓，久之遂同化于中国”。（35） 正是由于不断的同化与融合，中华民族才不断发展壮大，并具有强大的内聚力。“甲时代所谓夷狄者，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而同时复有新接触之夷狄发现。如是递续编入，递续接触，而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遂得以成立”，“大抵每经一度之化合，则文化内容必增丰一度。我族亦循此公例，四五千年，日日在化合扩大之途中，故精力所耗虽甚多，然根柢亦因之加厚”。（36）对汉族在几千年的民族融合过程中具有强大内聚力的历史原因，梁先生有如下的分析： 其一，从地理上看，汉民族发源于大平原地区，“一主干的文化系既已确立，则凡栖息此间者，被其影响，难于别成风气”。（37）实际上应该将梁先生的这一观点理解为农耕的稳定性在民族融合中凝聚力很强，所以进入农耕区的民族才会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此外，当时中国地广人稀，能够让各民族有迁徙移动的空间，这也在客观上为民族融合提供了条件。 其二，从文化上看，由于汉族具有象形特点的汉字，所以语言各异的少数民族便借用汉字作为“传达思想之公用工具，故在同文的条件下，渐形成一本科分裂之大民族”。此外，在汉民族文化观念中以平天下为最高理想，所以“怀远之教胜，而排外之习少，故不以固有之民族自域，而欢迎新分子之加入”，而表现出汉族爱和平，“尊中庸，对于他族杂居者之习俗，恒表相当的尊重……同化自能奏效”。（38）当然，汉民族宗教观念中同姓不婚的原则也使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产生民族融合。 其三，从政治上看，北方强大的民族进入汉民族农耕文化区，“为我固有文化所熏育，渐变其质”。（39）而中原汉民族数次南渡，也使南方民族发生融合。而从经济上看，汉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在向外发展的过程中，也对民族融合产生作用。 在对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国民族的融合过程、融合方式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梁启超先生认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一、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二、此复杂巩固之民族，乃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三、此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