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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立民，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辛亥革命后，随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下简称“临时政府”）的建立，中国的法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亦包括地方立法。在上海，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各自为政，是一种“一市三治”的格局。本文拟对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华界的立法作些探析。 一 华界立法的三个阶段辛亥革命的时间虽不算长，但从上海华界立法产生、发展的情况来看，仍可划分三个阶段，即开创、发展、影响阶段。 1.开创阶段 这一立法阶段的时间从1911年11月3日上海起义始，到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以前止，前后不到二个月时间。这一阶段立法的主要特色是，在废除上海清政府立法的基础上，开创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华界立法的新篇章，并以此来进一步推进这一革命的开展。因此，其立法内容大量具有创新性，目的在于确认上海华界的辛亥革命成果，建立社会的新秩序。第一，政治方面的立法。先后颁布了一些规章条例，包括《沪军都督府条例》、《沪军都督府办事简章》、《值日规则》、《会议规则》、《会客暂行规则》、《都督府编制职员表通告》、《沪军都督府问事处规则》等等。其中，《沪军都督府条例》对都督府的机构及其职责作了明文规定。①它下设司令、参谋和军务等3个部。每个部又下设一些部门，比如，军务部下设有军事、人事、军械、军需、执法、训练和总务等7个科，每个科都有自己的职责。执法科的职责是“关于军事司法、监及一切事项。”训练科的职责则是“关于军队之教育、演习事项；校阅军队之精粗。”同时，对新生政权的运作也作了规定。比如，沪军都督府的办事规则也有明文规定。《沪军都督府办事简章》共10条，分别对办事时间、人员出勤、缺席情况、纪律要求和会议时间等都作了规定。②办事时间“以上午九时起，至下午六时止。”但是，办事人员“务于办事时间前三十分到齐”。经过立法的创建，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新生的革命政权不仅具有了合法性，而且还可以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运作，发挥其作用，使辛亥革命的新成果在上海得到实实在在的体现。第二，经济、金融方面的立法。沪军都督府在执政期间，十分重视营造新的经济秩序。这一秩序的建立关系到上海华界经济的发展、民生的保障和社会的稳定。上海华界人民曾饱受清政府苛捐杂税之苦，沪军都督府首先废除这些苛捐杂税，营造新的经济秩序，认为“暴征苛税，是皆满清之虐”，所以特废除“一切恶税，尽行豁免，以抒我父老之难”。③针对部分商店闭门停业的情况，沪军都督府要求店主开门营业，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并保证他们的营业安全，“所有各该店主生命财产，本军政府力任保护，不使扰及分毫。吾民其各安居乐业，各守秩序”，“所有本埠居民人等，俱可各安生业，开市贸易”。④另外，为了解决上海华界的金融问题，营造新的金融秩序，沪军都督府督促上海的投资者，在上海创设“中华银行”。它具有“国家银行之性质”，从事各种银行业务，发行公债票及军用钞票，还“兼收商民助饷等款”。同时规定：“所发各种钞票，务须一律通行，流行无滞”，“不得有故意克扣压抑情事。”⑤第三，社会治安方面的立法。上海华界的新生革命政权在辛亥革命爆发以后，用立法创建新的治安秩序，维护华界的良好社会治安，保证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其中，采取了一些有力的立法措施。比如打击抢劫犯罪，规定“如有匪徒造谣生事，希图抢劫等情，一经拿获，当以军法从事”；⑥有偿收缴失散在社会上的枪械，规定“自今日收缴洋枪，凡新枪刺刀、皮件全备者，给洋八元；旧枪刺刀、皮件全备者，给洋四元”等；⑦禁止赌博，规定无论何人“设台聚赌情事，一经梭巡查见，立即严拿，从重惩办，决不姑宽”。⑧第四，军事方面的立法。上海辛亥革命的胜利，军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上海华界新生的革命政权建立后，重视用立法来营造新的军事秩序，维护正常的军队纪律，保证军队的战斗，塑造在人民心中的良好形象。其中，较为重要的立法是“军律十一条”、“刑赏条例”和“军规赏罚十八条”。⑨主要内容聚焦于赏和罚的规定。比如，“军律十一条”中，有五条是赏，其中包括了临阵冲锋勇敢者、擒获敌军将领者、捕获敌军间谍者、恪守纪律者和能招降敌军者等；六条是罚，其中包括了奸淫掳掠者、招摇撞骗者、加害外人生命财产及扰害租界者、反抗上官命令者、泄漏军机及降而复叛者、散布谣言者等。第五，其他方面的立法。上海华界的革命政权还进行了其他方面的一些立法。这些立法同样具有开创性，有利于革命成果的巩固和新秩序的形成。其中主要有：不再使用清朝的宣统纪年，规定“即日起用黄帝纪元，不准再用‘宣统’字样”；⑩男性不得继续留辫，需一律剪辫，规定“仰各团体苦口实力，辗转相劝，务使豚尾悉捐，不惹胡儿膻臭，众心合一，还我上国衣冠”；（11）强调通过诉讼来解决纠纷，规定“嗣后如有民、刑诉法，以及关于民政案件，可经向本属司法或行政等署分别呈诉，不必由本府间接办理，以省无穷繁重之手续。”（12）这些都是新的立法成果，具有开创性。同时，在上海华界辛亥革命时期立法中还具有奠基意义，为以后两个阶段的立法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发展阶段 这一立法阶段的时间从1912年1月1日中国民国成立始，到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卸任临时大总统前止，前后三个月。这一阶段立法的主要特色是在原有立法的基础上，不断向前推进，立法内容有所深化，使其与中华民国开创的新时代相匹配，也使临时政府的意志在上海华界的立法中得到体现。这一立法发展突出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第一，根据出现的新情况，作出新的规定。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上海华界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对于这些新情况，需要作出新的规制，以维护社会的安定。其内容主要是禁止一些有害于社会、民众的行为。当时，一些非法分子，对民众进行欺诈，以图非法之利，“有奸诈无耻之徒，乘此时机，谋为不法，或冒名而行诡计，或假公以使私图。愚民无知，往往受其欺诈，贻害匪浅”。沪军都督陈其美便发布“禁例五条”，规定凡冒称官长者、僭用官府服饰和徽章者、伪造民国通用货币者、伪造官府印章者、伪造官府文书者“一经觉察，本都督当按军法从事，决不宽贷”。（13）另外，当时还发现吸食鸦片死灰复燃，“现自民军建义以来，军务倥偬，不暇顾及，而吸烟者来此时会，有死灰复燃之势”。这对民众十分有害，“凡我同胞沉溺于鸦片之中，废时实业，败产荡家者以数百千万计”。于是，沪军都督府又及时作出规定，“如有私卖灯吸者，一经察出，财产立即发封，本犯严行惩办”。（14）第二，根据出现的新问题，作出新的规定。南京临时政府执政期间，上海曾出现过一些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就会对新建立的政权和秩序产生消极影响，于是上海华界的革命政权及时采取措施，用立法加以规范，着力解决这些问题。那时，出现了有些军人在妓院、戏馆混闹的问题，这有损于军人形象，需要及时得到解决。“访闻军界中，有身穿戎服，出入于花天酒地之中，结队成群，毫无顾忌，丧失军人资格，实贻民国之羞”。于是，沪军都督府马上作出规定，防止这一问题的再度出现。“凡有见穿军服之人在妓院、戏馆混闹者，许即扭解来府，即以军法从事。扭解之人，立予重赏”。（15）当时还发现有人造谣惑众，危害民国，“本都督访闻，有宗社党党员到处煽惑，希图破坏民国。上海及五方（杂）处，良莠不齐，难保无该党党员，混迹造谣，惑我人心”。对于这一新出现的问题，沪军都督府也及时作出规定，加以禁止，并要求“各商团、各区巡警严密防查，谨慎防守外，合亟令行各军队一体遵照”。（16）第三，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新需求，作出新的规定。中华民国是民主共和国，是以“三民主义”为指导的现代国家，需要体现现代文明，贯彻现代精神。于是，上海革命政权在其施政期间，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新需求，作出了一些新规定。上海作为一个大都市，华界也应清洁卫生，这是一种趋势，“举办清洁，系地方行政卫生要图，势在必行”。如果有人要反对，进行干扰，那就要法办，“擅行聚众集议抵抗，意在扰乱，实属大干法纪”，有必要“先将聚众为首之人，提交司法署严讯”。（17）还有，受现代法制和司法文明的影响，规定开始在军队中废除肉刑，取而代之以“新法”即现代刑罚。“现闻该营军士，每犯过失，有治以割耳、插耳箭等毒刑情事。查此种军律，乃从前之恶习，刻正改良新法，不宜袭用。嗣后各军队均应按照现行新律，不得擅用旧律”。（18）这些新规定都为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临时政府执政时期上海华界的革命政权所制订、颁行，对于上海华界的稳定和发展均具有进步意义。 3.影响阶段 这一阶段从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卸任临时大总统始，到1913年7月28日郑汝成任上海镇守使前止，时间持续了一年多。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以后，临时政府夭折，北京政府掌控国家政权。可在此时，陈其美仍控制着上海华界的政权，上海华界的立法还受到以前立法的影响，作出了一些有利于上海华界社会发展的规定。但是，1913年7月28日北京政府任命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后，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在击败了讨袁军之后，又取消了带有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上海市政厅，同时加强了对上海华界的专制统治。（19）此后的立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阶段上海华界立法的主要特色是，尽管临时政府已经不复存在，但受其法制的影响，上海华界的立法仍具惯性，没有完全改变民主共和国的色彩，其立法内容对上海华界的发展和稳定仍具有积极意义。第一，稳定米价。大米是上海华界民众的主要食粮，它的涨价会直接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因此米价需要稳定，不可随意上涨。可在1912年5月上海华界一度米价大涨，“近来米价昂贵，已在十元以外。”为了平抑米价，沪都督府作出了相应的规定，“须知目前地方人民生计困难，米价已至十元以外，若再增贵，其何以堪？此后但可减低，不可再涨。该商等务当顾念大局，共体时艰，切勿居奇，致酿变故。其各遵照”。（20）第二，维护城市环境和饮水卫生。在此时的立法中，还有一些维护城市环境和饮水卫生的内容，这都有利于上海华界向现代化城市发展。当然，作出这些规定均有一定的针对性，即针对出现的一定情况而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当时，有厂家生产硝磺、镪水且又无环保设施，以致上海华界民众受害。“据公民袁尽之等呈称，前清禁闭之药水厂旧基，近又开设协昌硝磺、镪水厂二家，日夜烧炼，气秽酸臭，实与就近居民大有妨碍等因”。于是，上海华界便及时作出规定，命其立即停业，限期迁走。“速令该两镪水厂立即停工，限期迁去。如违，发封严办”。（21）以后，有人发现一种卫生泡水柜，可以使水易开而卫生，于是就用立法形式，推广使用。据1912年7月24日的《申报》报道说：“余宝生以市间老虎灶所售之水，俱系半滚半冷，食之有碍卫生，今另创一种卫生泡水柜，使水易滚而洁净，且用煤又省”。因此，沪军都督府规定推广使用，“自应饬老虎灶仿造置用”。（22）第三，禁止伪造军用钞票。那时，出于维护上海华界金融秩序的需要，曾发行过军用钞票。“适当金融阻滞，市面恐慌，不得已发行军用钞票，由中华银行兑收，无非为应对军需、维持市面起见”。可是，一些不法分子竟伪造假钞，从中渔利。“有罔法之徒，大胆妄为，竟敢伪造前项军用钞票到处混用”。对于这种非法行为，沪军都督府及时作出规定，禁用这种假钞，并对制造假钞的不法分子“严密侦缉，尽法惩办”。（23）第四，把匿名信控告作为无效处理。那时的匿名信控告不仅时有发生，而且还内容不实。“近来匿名控告不一而足，甚且有隐名假托者”。对于这些匿名信，沪军都督府认为：“匿名书函，事不足凭；诬告挟嫌，罪当反坐。”为此，作出无效处理的规定，“此后如有告密、控诉等事，须将原告、姓名、住址详确开明，以便传案质讯。否则无从根究，作为无效，其各遵照毋违”。（24）可见，这一阶段的立法内容受前二个阶段立法内容的影响，对上海华界的发展仍具有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