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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氏的检讨，措词十分强烈，亦正显示出他对于党务所面临问题有相当透彻的了解。然而党务改革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加上抗战胜利后，中国国民党所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环境十分艰困。吴氏以其身份及所处地位，更多的精力与时间用在处理党派协调等相关事务，以及指导监督行宪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选举等工作，中国国民党的改革直到1950年才在蒋中正领导下正式展开。 二、参加政治协商1946年1月，国民政府为在宪法实施以前，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商国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0日在重庆开幕。会议会员三十八人，其中中国国民党（即政府代表）八人，为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等。吴氏以中国国民党秘书长身份参加，从会议筹备、进行，乃至后续工作，可以说是全程参与。 政治协商会议经各党派代表商定，议题分为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国民大会及宪法草案等五个分组委员会，另设一综合委员会，凡是各组不能单独解决的问题，以及和其它小组相关的问题，均提到综合委员会讨论，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综合委员会仍继续存在，相当于国民参政会闭会后的驻会委员会。（14）吴铁城为国民大会组委员，并为综合委员会之政府代表。面对党派间的协调，以及党内对于会议结果不满的声音，可以说是竭尽心力。同时参加政协会议的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曾感慨地说：“党为了要实践还政于民的诺言，决定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国际友人为了早日结束战事谋求和平，强迫与共产党谈和。于是产生了政治协商会议……我和铁城先生都被中央指派为代表之一，与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民主社会党（民社党）及社会贤达的代表共同协商宪法草案，政治、军事……问题，无日无夜的开会，舌敝唇焦的讨论。党内的意见，要不惮辞费的求沟通；友党的意见，要接纳，要让步；共产党的意见要争辩，要驳斥；国际友人的意见，要尊重，要解说；直到国民大会开会的前夕，我和铁城先生简直到了日夜不得休息，身心交瘁的境况。”（15） 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国民政府依据政协宪法草案分组委员报告之建议，组织宪草审议委员会，依据政协会议拟定之修改原则，并参酌五五宪草之相关修正案，于1946年4月完成《政治协商会议对五五宪草修正案草案》，提供国民大会采纳。（16）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并展开召开国民大会准备工作。惟此时国共冲突日益激烈，而在政治协商会议所商定之协商事项，有中国国民党在国民大会未举行前，为准备实施宪政起见，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扩大国民政府委员名额，延揽党外人士参加。来华调处的美国特使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遂于8月24日在庐山谒见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时，建议组织五人小组，专门商谈国民政府改组问题，希望藉此缓和国共的军事冲突。蒋氏接受马歇尔建议，并以为五人小组会议方针，除改组国民政府外，召开国民大会、要求中共提出国民大会代表名单及重行颁发停战命令三事，应同时解决，吴铁城与张厉生奉派担任政府代表；周恩来、董必武为中共代表；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为美方代表。然中共方面提出“必须政府保证停战”，以为其参加五人小组会谈之先决条件。除此之外，中共方面复要求在四十名国民政府委员名额中，中共需占十席，使其与民主同盟所占四席相加达十四席，亦即国民政府委员会讨论涉及施政纲领议案三分之一以上的否决数，方同意参加五人小组会谈。（17）旋以国军收复张家口，国民政府颁布国民大会召集令等，五人小组始终无法发挥作用。 10月17日，吴铁城偕邵力子等奉命赴上海，分别探访民主同盟、青年党、民社党及社会贤达等人士，商谈以第三方面出面协调国共恢复谈判。18日，吴铁城在上海自宅邀集黄炎培等，听取黄氏代表说明第三方面于前一日晚间与中共方面谈话经过，随后与第三方面代表联袂前往周恩来处，与中共方面进行第一次三方会谈，达成初步协议，作为第三方面意见：（一）必须在相互谅解之下，尽速促成和平；（二）尽速就停战等问题，取得协议；（三）组织军事考察团，协助停止冲突恢复交通事宜之进行；（四）尽速召集政协综合小组，依照政协决议，会商政府改组及国民大会问题。（18）19日，黄炎培等与周恩来齐集吴铁城宅，进行第二次三方会谈，确认黄氏提出前述第三方面意见，期望以此为赴南京商谈基础；与会诸人并询问周恩来能否同往，周表示同意，且与吴铁城握手合影。而在吴、邵与第三方面商谈时，蒋氏曾于19日致电两人，嘱即回京复命。此因蒋氏于16日发表《关于处理目前时局声明》，重申政府以和平解决政治问题之诚意，并提示由美方所主持之三方会谈应立即召开之具体实施办法八项；次（17）日，中共方面回应必须恢复1月13日停战令实施前之驻军位置，与实施政协一切决议，为参加谈判之先决条件，并表示不能接受蒋氏在声明中所提示之八项办法；蒋氏以中共态度仍十分强硬，主张暂取静观态度，决定要吴、邵两人返京。（19）吴氏在上海之交涉，虽处于内外交迫的状态，然在席间“谈笑周旋，动中绳墨”，与会者“无论各方的心理如何，至少在表面上作到大家尽欢而散”（20），终于完成任务。吴氏于19日当晚与邵力子返回南京，20日谒见蒋氏报告赴上海邀约各党派代表至南京商谈经过。蒋氏十分欣慰，决定推迟原定当日飞台湾巡视的行程，于次（21）日在国民政府接见第三方面代表与周恩来等，并询问周氏有何新意见；结束后，偕夫人搭机赴台湾，参加光复周年各项活动。 三、处理党团统一1947年7月2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会正式通过《关于党团统一组织案》，设立中央党团统一组织委员会，任务为：“（一）指导各级党部团部统一组织事项；（二）随时商决党团有关之事项；（三）本党改造方案之研究事项；（四）党团统一组织委员会重要决定事项，应提出中央常务委员会并报告总裁核定后，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行之。”由吴铁城、陈诚、陈立夫、刘健群召集之。（21）正式展开党团统一的工作。 党为中国国民党，团为三民主义青年团，虽然都以蒋中正为领导，成员亦有部分重迭，但党、团实为两个不同的组织，彼此间呈现“微妙而公开的紧张关系”。（22）1947年6月30日，蒋中正在中国国民党中央联席会议讲话，要求“改革党务，统一意志，集中力量”，正式提出党团合并统一的主张，说：“我认为青年团与本党再不容许有两个形式的存在，必须青年团与本党合并统一。决不能像现在那样于党部之外，另立组织，另成系统。我们如不把青年团与本党合并，则不仅同志之间意志分散，减损实力，而且有的地方甚至互相摩擦互相攻击，以致增加工作的困难，抵消革命实力。所以现在必须把青年团与党统一组织，成为一体，将青年团的力量和党的力量汇合起来，对共同目标而努力。”（23）对于党团统一，绝大多数三青团成员不愿与国民党合并，各级党部干部对于党团合并亦大多抱持抗拒的态度，合并的阻力很大。（24）吴铁城身为中国国民党秘书长，对于党团统一工作负主要责任。事实上，对于党团不合的问题，吴氏颇为了解，曾因地方党部与青年团冲突事件频传，甚致“县长多利用，互相挟制，苟安旦夕，政令难于推行”，奉命约集内政部长张厉生、三青团副书记长袁守谦等共同研讨，并依据《绥靖区当地最高军事长官统一指挥党政军办法》，拟订改进办法：（一）党团与当地政府，必须按照现行各项办法，密切联系，协力推行政令，并对各级民意机关，加强领导，运用党团组织，务期合作。（二）绥靖区高级军事长官，如察明当地党政团负责人员有不称职，或自相磨擦，贻误事机者，准其再行补报，先行撤换或调整。（三）分别命令各省党政团主管机关，对于所属切实考核，加强督导，如地方发生纠纷，把持妨碍政令推行情形时，应即派员彻查，严予纠正。（25）而在党团统一正式进行之前，吴氏亦奉蒋氏指示，就党团统一组织方案展开研究，曾以余井塘所拟《改造本党方案草案》及郑彦棻所拟《党团统一组织实施纲要草案》两案并陈，请蒋氏决定党团统一应采何种方式进行。（26） 1947年9月9日，中国国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及党团联席会议，13日闭会，会议通过《统一中央党部组织案》，确定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部并入中央党部之相关办法。16日，蒋氏指示吴铁城：“各级党团合并工作应限十月内完毕，不得延误。又各级党团合并组织之方式，以党部主任委员为主任委员，支团部干事长为副主任委员，县级亦同，应以此为原则，除有特殊情形，将来再行调整，可也。”至于各级党团合并后，书记长之委派，指示：“党部书记长为书记长，团部书记长为副书记长。”（27）对于若干党团既不协调、干部资历亦有差异的地区，如上海、北平、广东、湖南各地党团部，如统一组织，实际上有不便时，蒋氏指示吴铁城等，“可使团部干事长辞职，或调中央训练筹备委员会任职，而由其书记充任党部副主任委员亦可”，“其它县级党团如确有困难，亦可如此办理”。（28）至于党团统一后，蒋氏指示中央党部内应设置干部训练筹备委员会，负责训练干部，并筹办干部转业，参加收复区地方行政，以及督导区内党政工作。（29）并指示吴铁城应分批调训各级负责干部，同时对转业之干部，亦应施以专门技术之训练，希望立即由干部训练筹备委员会研拟具体计划与实施训练方案呈报。（30）各项工作颇为烦琐，尤需化解团方的反弹。为便于推动，遂以三青团副书记长郑彦棻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副秘书长，协助进行，郑氏回忆：“在党团统一期间，铁老更充分表现了他的恢宏度量和调协才能。许多问题，他都能从远处大处着想，接纳别人的意见，调和各方，力谋团结。所以，党团统一能顺利实施，党的力量能团结集中，铁老贡献至大。”（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