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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牛淑贞（1975-），女，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灾荒史、中国历史地理。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及儒家学派创始人，也是古人顶礼膜拜的偶像。用以祭祀孔子的礼制建筑--文庙最早出现于公元前478年。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宣传儒家思想学说的庙宇。文庙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载体与象征，随着历朝历代的尊孔，从家庙发展到国庙再到遍地开花，至清末全国共有孔庙1560多座[1]2。近年来学界对文庙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多数研究成果是从历史沿革、遗存状况、祭祀从祀、建筑装饰等角度谈及文庙，具有一定的知识普及性和资料汇编性，从学术深度看则稍显不足。同时，对各地文庙的研究不够平衡，与山东、四川、湖南、江西等内地文庙的研究相比，边疆地区的文庙研究还没有引起学术界关注，无论是数量还是深度都稍显薄弱[2]37。而以往对于位处北部边疆民族交错带的归绥城文庙的研究[3]第2集，415－416[4]70，也多着眼于对其历史沿革的研究。其涉及边疆地区历史发展方面的研究，尚付阙如。归绥城在清代边疆内地化背景下建立的3座文庙，不仅是重要的祭孔设施，而且从意识形态的层面加强了对蒙古地方各族官民的统治，为边疆内地化提供了文化支持。它们作为归绥城空间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建成区形成过程中明确的标志性建筑，对其周围的人文环境起到了一定的塑造作用。 一、文庙的建立清代，归绥地区人口结构最大变化在于民族结构的改变。在明末至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开发过程中，不断的移民改变了这里的居民构成，由明末的蒙古游牧地转化为蒙、汉、满等族的聚居区，其中汉族人口居多数。因此，从清雍正初年到光绪初年，在归绥城这个远离中原且文化多元的城镇里兴建文庙，推广儒家文化，引导、规范各族居民的文化认同，就不会有来自民族文化差异方面的阻力，这是清代归绥城能够兴建起蒙、满、汉3座文庙的重要原因。蒙文庙，也叫土默特文庙，俗称南文庙；汉文庙，俗称北文庙或县文庙；满文庙，俗称新城文庙[5]764。在同一座城市中同时存在3座文庙，是归绥城作为北部边疆民族交错带城镇的重要特征之一。 归绥城中最早建立的文庙是蒙文庙，据《归绥识略》记载，雍正五年，“归化城商民卜地庀材，为都统丹津①建立生祠，欲以所奉费大将军者奉之。都统固辞弗许。而材木俱以齐备，势难中止。乃与尚书通智奏请改建文庙。……春秋祭祀，亦副都统主祭。”[6]84据《清世宗实录》记载，雍正二年正月庚子，“建孔子庙于归化城，左右两翼各设满学教官一员，从都统丹晋请也”[7]（一）卷15，十二，242。这条史料证明蒙文庙建于雍正二年，《归绥识略》等方志中蒙文庙建于雍正五年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而《大清一统志》中关于蒙文庙建于雍正元年的说法[8]143却不能算错，因为雍正二年正月庚子为正月二十五日。以此推断，动议之日必在此前，故雍正元年之说不能算错。蒙文庙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归化城土默特地区蒙古族的汉化趋势。 对于蒙文庙的历史沿革，在清朝末年至民国时期的几部地方志②中有不同的记载，其最主要的争论，为宋朝在丰州建的孔庙与雍正二年所建孔庙有无关系这一点上。实际上，二者之间没有沿革关系。因为宋辽金时期的丰州城位于归化城东四十里的地方；雍正二年所建文庙位于归化城南门外，与丰州城相距过远，二者不可能有关系。 光绪年间，归绥城建立了汉文庙和满文庙。据“重修文昌祠碑记”记载，乾隆十六年建汉文昌庙时，“绥市尚无（汉）文庙，乃合祀孔子于祠”[9]266－267。至光绪十一年，“就（归化）城内杨家巷旧义学一所，添买隙地，改修文庙。……仍留义学在内”[10]第4册卷4学校。光绪年间，绥远将军贻谷在八旗书院中设立了满文庙[11]84。总的来看，归绥城文庙实行庙学合一制度，其庙、学的设立分为因庙设学和因学设庙两种情况，蒙文庙属于前者，而汉文庙和满文庙属于后者。 归绥地区在清代经历了历史时期以来最重要的一个变革阶段。由于以归绥城为中心的土默特平原“地处漠南，秦晋直倚为藩篱，库、乌、科视为堂奥。大青山、狼山以后，广袤万余里，平沙无垠”③。对内它是中原地区的门户，对外它是清朝西北路陆上贸易必经之地。《归绥县志》也称，土默特平原东控北平，西连甘肃，南为山西之门户，北扼蒙古之咽喉，“四冲要域也”④。因此，这一带在历史上一直是北部边疆的民族交错带，民族争端、农牧演替此消彼长。清朝统治该地区后，渐次推行了一系列内地化的政策。边疆内地化包括推广中原的统治制度和传播以中原传统儒家思想为主的汉文化[12]133[13]158。推广中原的统治制度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清雍、乾年间在归绥地区设立道、厅管理制度，而汉文化的传播则主要是推广国家正统信仰。国家意识形态为国家政权提供合法性的理论基础，也是维护统治秩序的一种工具。国家正统信仰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以正统信仰填充、控制官员与民众的精神空间，从而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14]106。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是其核心，它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主要框架。文庙与儒家文化的关系很密切。因此，在漠南蒙古的中心城市--归绥城中建文庙，可以扩大儒学的涵盖地域，濡染以蒙古族为主的众多北方少数民族，从而达到以国家正统信仰之一的庙学来规范文化多元的蒙古社会的文化认同。作为儒家文化的聚合场，3座不同民族的文庙将与归绥城地区的三套管理体制⑤对应的官员和文人学士以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式聚合在一起；作为儒家文化的辐射源，文庙为官方向各族民众传达国家意志和主流话语提供了平台；作为正统儒学的最高殿堂，文庙传授着正统的儒学，为各民族培养了具有儒学素养的人才。《土默特旗志》称：归化城最早的文庙--蒙文庙“乃土默特作育人材之始基也”⑥卷6，祀典。光绪八年，张之洞称：口外七厅“目前民人读书者甚众，归化厅旧有文庙，近年兼有书院义学”[10]卷，职官。归化城土默特地区“自建文庙设义学以来，则渐习汉文矣。文教涵濡”。到光绪后期，土默特蒙古学童与汉籍文童一体应试，已出现“土默特学生亦应童子试于五原、萨拉齐厅之间”的情况。土默特蒙古学童巴文峒、奎杰被录为乙巳科文生⑦，更加速了蒙古族研习儒经、汲取汉文化的进程。正是由于庙学对于儒家思想文化的传播，才使归化城土默特地方的居民“气息风声久同内地”[15]25680－25683。可见，在清代边疆内地化的背景下，清廷实质上放松了对蒙古封禁的政策。 随着蒙、汉、满文庙的建立，儒家文化得到了较快传播。儒家文化的传播无形中推动了归化城土默特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推动了蒙、汉、满三族之间的文化进一步交融，对于归绥地区多元一体地域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清朝在边疆内地化背景下在归绥城建立的3座不同民族的文庙，既是清朝对儒家文化传入蒙古地区的认可，更是儒家文化与以蒙古族为主的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 二、文庙的建筑规模、格局 若论文庙的建筑规模，归绥城内的3座文庙首推蒙文庙[3]第2集，415。民国档案称：“本旗（归化城土默特旗）所属有至圣先师孔子文庙一处，系清初建筑，坐落本市南文庙街。向为绥远城将军、归化城副都统春秋祭丁之所，规模宏敞，殿宇崔嵬，为塞北文庙之冠。”⑧蒙文庙于雍正二年初建时，“正殿三间，东西庑各三间，后殿三间。后殿东为井亭，西为祭器库。正殿前泮宫门三间，东西两小角门。角门东名宦祠三间，西乡贤祠三间。门外有桥一，下为泮池，东西斋房各一间，棂星门三间。东西两小角门外东西两辕门，与南照壁相道。正殿祀至圣先师孔子暨四配十哲。东西庑祀先贤先儒。后殿为崇圣祠”[6]第12册，84。蒙文庙初建成时并未达到规制要求，后来逐渐改修才符合规制。据雍正十三年乙卯孟秋立的“归化城文庙官学碑记”记载，雍正二年，将丹津生祠改为蒙文庙时，“其殿宇垣墉虽未尽合宜，而其重道尊儒之念，育材教士之诚，有可观焉。雍正甲寅冬，兵部尚书通讳智奉命来整斯土，经营一载，政通人和，于明年乙卯春奏请皇上动用帑金，并诸公捐赀，凡庙内不合式者移改之，缺略者增补之，由殿宇而门庑、桥池，巍峨壮兴，美奂美轮。方嶫峵于始建，肯涂肯艧，彩藻绘于特新”[16]40。从“文庙官学碑记”所载内容可看出，归化城蒙文庙经过雍正十三年的大规模改修，才比较符合文庙规制。所以，（光绪）《土默特旗志》称，蒙文庙“规制祀典如他郡县”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