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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初年建蒙文庙时，也设置了蒙古左右翼学[17]卷28，宦绩篇，开创了清代在蒙古地区设立官学的先河。蒙文庙院的西半部分是土默特官学的院子。“在孔庙正殿的西墙有一道上方挂着匾额的小门，通过它可以一直走进官学堂的院子”。[18]第2卷，117,118蒙文庙与归化城土默特官学各有所属的专门建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同时它们又比邻而居，相互联系。因此，可以将它们合称为“庙学”。雍正十三年，改修蒙文庙时，还在其西边增造了数间学房和一围箭道[16]40，蒙文庙和归化城土默特官学相连的格局形成。据档案记载，土默特官学的院落，即文庙西院，东西十三丈，南北二十二丈，房屋二十间⑨。 土默特庙学的建立推动了归化城土默特地区蒙古族的汉化趋势。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一份题为《报送文庙所立汉官学施工计划》的档案表明，乾隆年间土默特两翼旗在土默特官学中增设了汉官学⑨。尽管汉官学的规模并不大，但其意义非凡。汉文教学已经正式成为土默特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光绪三年，归化城杨家巷义学改建为汉文庙时，该文庙有正殿三楹，供奉先师孔子，四配十哲神位。东西庑各三楹，设先贤先儒神位。还有一座戟门。“规模陋隘，毫无隙地，所有崇圣祠、明伦堂、学署、尊经阁无地可建”[10]第4册卷4，学校。地方官员也称，“杨家巷文庙系在陋巷之中，原系义学改建，文庙正殿两庑均只小屋三楹，又无崇圣祠、棂星门等一切。文庙制度现在不能不因陋就简，设将来口外文风稍有起色，似不能不另择宽敞文明之地移建文庙，以肃观瞻”[10]第4册卷4，学校。笔者遍查相关文献，并不见有另择吉地移建汉文庙的记录。满文庙附设在八旗书院中，没有自己独立的建筑，规模也不大。 图：土默特文庙（源于《归化城厅志》卷首附图二） 综上可见，归绥城的3座文庙作为文庙建筑，其空间布局必然会受到文庙建筑规制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具有和内地文庙共性的东西。其中，以历经多次改修完善的蒙文庙的空间布局还比较符合制度化的文庙建筑要求。但是，由于归绥地处北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不但民族众多、文化多元，而且儒家文化影响力有限，所以汉文庙和满文庙的建筑往往比较简单，达不到文庙本应有的规制。 三、文庙的分布古人修建文庙，不仅为了尊孔，也为了祈求文运。因此，文庙一般选址在风水和谐的吉地--城市东南。东南方是城市中日照时间最长的方位，寓意文风兴盛、文运昌盛，适合建文化建筑。从归绥城3座文庙的具体位置看，均不在城“东南文明之地”。蒙文庙位于归化城南门外二里许费公祠的正南方。这与蒙文庙的初建情况有关。前述蒙文庙的基址最初是拟建丹津生祠，后来才改为文庙。那么，蒙文庙位于费公祠的南邻就不难理解了。汉文庙因陋就简设于归化城西距离西河不太远的杨家巷义学[10]第4册卷4，学校。满文庙附设在绥远城南街的八旗书院中。可见，归绥城文庙在择址上并不刻意追求与城市礼制传统的符合，更多地表现出一种自由随意、便宜从事的倾向。这与塞外地方多民族交错杂居、文风欠佳不无关系。归绥地方官员就曾称，“设将来口外文风稍有起色，似不能不另择宽敞文明之地移建（汉）文庙，以肃观瞻”[10]第4册卷4，学校。 而归绥城文庙在择址上并不追求城市礼制的意象，除了上述具体而微的原因之外，还有文庙的修建目的方面的原因。教育功能具体表现在政治教化、庙学合一和劝学三个方面。由于文庙是封建国家的御用工具，所以在这三个方面中，政治教化功能处于主要地位，其他两个功能处于从属的地位，是服务于政治教化功能的[19]127－132。因此，文庙作为一种城市景观，更多地承载了彰显儒家精神、礼制秩序的教化功能。前文所述，归绥城文庙三足鼎立的分布状况表明，它们的修建更多地是为了贯彻清廷在蒙古地区的文化政策和维护某些社会文化价值，而非完全基于理性的城市建设。归绥地方官员在清雍正初年至光绪年间修建文庙时，自觉地延续着它们在整合城市文化、教化民众上的功能。在这种基于教化需求而非理性城市建设观念指导下修建的文庙，其分布自然与其信众的居住区相对应。蒙古族和汉族居民主要居住在归化城，其文庙设在归化城，便于他们就近膜拜。满族居住在绥远城，其文庙自然设在绥远城。 归绥城3座文庙的分布状况，除了可以表明蒙、汉、满三个主要民族的聚居格局之外，还可以表明归绥城以归化城为核心的建成区形成过程。明隆庆六年，俺答汗始建归化城。清乾隆二年，清廷始在归化城东北五里地方建绥远城。归、绥二城的建立前后相距160多年。蒙、汉民族的文庙均位于归化城，恰好表明归化城是归绥城的核心建成区。 四、文庙对周围人文环境的塑造蒙、汉、满3座文庙是归绥城空间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介于神圣与凡俗之间的双重文化空间，它们对周围的人文环境起到了一定的塑造作用。3座文庙对于归绥城人文环境的塑造首先表现为对城市功能分区的塑造。归绥城的3座文庙，祭拜孔子等先贤是文庙最基本的空间功能。而其凡俗空间功能以公共活动空间、文教空间等方式表现出来。在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日，归绥城的3处文庙成为文人学士聚会交流之所④。其公共活动空间的功能不言而喻。清代，归绥城的3座文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设有官学，即“蒙学”、“汉学”和“满学”[5]上卷，教育志，764，从而使3座文庙成为各具特点的庙学。这种庙学合一制度，就使3座文庙不仅是祭祀孔子等先贤的场所，而且是传播汉、蒙、满族文化的学。文庙与学校连在一起，不但进一步增强了其公共性，而且凸显了其教育功能。 在民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环境下，归绥城的各类寺宇都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其城市用地形式因此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民国时期，归绥城城市用地的趋向是宗教信仰场所日益减少。建筑完整，规模较大，且地理位置优越的寺宇，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往往会被改作他用。民国十八年，教育、内政、财政三部公布的保管孔庙财产办法第五条要求：“孔庙地址应充分利用，以办理学校或图书馆、民众学校等”④。因此，民国时期，文庙多被改为学校和教育机构办公地。这也是民国时期的学校、教育机关的选址特点。学校对于寺宇的利用，正是基于它们大多处在社区中心部位和作为市民共享空间的特点[20]283。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归化城蒙文庙的蒙官学被改为蒙小学堂[15]25680－25683。民国年间，随着祭孔活动的废止，把蒙文庙划归庙西面的土默特学校。至今仍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学校的校址。汉文庙里先后设过归绥县教育局、教育会，还办过学校和文化馆，一直充作文教机关。今玉泉区杨家巷小学即为汉文庙旧址[16]第2集，416。满文庙的庙址在清同光年间先后是长白书院、启秀书院的所在地。光绪三十年，启秀书院改为绥远中学堂，1901年，绥远将军信恪将“绥远武备学堂”由新城东街迁往此院。民国四年，直隶人张志谭任道尹时，把新城文庙作为道署。民国十六年，改其为“五族学院”，后又改称“中山学院”。1936年，中山学院改为绥远省工科学校。解放初，“绥远省行政干部学校”在此办学，后内蒙古歌舞团曾占用该处，现成为内蒙古党校等单位的家属大院[21]55－56。综上可见，归绥城的文庙及其周围成为学校或教育机关集聚的地方，形成了文教区，这对于归绥城市功能分区自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塑造。 建筑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量上、面积上具有绝对的控制性，是决定城市面貌的关键因素之一。归化城中除了寺宇、衙署之外，大量的建筑是街巷建筑。它们的高度决定着归绥城的天际线。城市天际线，是指从远方第一眼所看到的城市的外边形状。蒙文庙对归绥城的天际线具有一定的塑造。与归化城商业的繁荣相比，其城市建设严重滞后。主要表现为其建筑非常简陋。早在康熙五十八年，范昭逵就看到归化城“惟土房龌龊不堪耳”[22]。光绪年间来归化城的俄国人波兹德涅耶夫称：“这是一个聚集着不少巨贾富商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做着百万巨额的生意……这一切可能会使读者以为呼和浩特有很阔气的铺子和陈设得很好的商店，等等。然而，这完全是错误的。……在归化城开设的店铺只做些零售小买卖，并且不管是在主要街道上还是在次要街道上，这些店铺看起来相当寒伧。”[18]第2卷，103－104蒙文庙院落的地面比归化城街道“约高出四分之三俄尺，并砌成基座的形状。它的总面积据说是由东到西有八俄丈二英尺宽，由北到南有三十俄丈五英尺长”[18]第2卷，115。文庙以其高大的体量，凸显于归化城街巷中大量简陋而寒碜的建筑之中，突破了原来较为平直的天际线，呈现高低起伏的状态，塑造出较前优美的城市天际线。 此外，归绥城3座文庙对其周围人文环境的影响还表现在对城市地名的塑造上，如蒙文庙南边的街道被命名为文庙街。满文庙所在的八旗书院近旁的街道被命名为书院街[23]25.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