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建州女真的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是家，即户。
    那么建州女真的“家”是怎样分法？有何特点？下面仅举三条材料加以剖析。
    被掳逃出的汉人奴隶阿家化说：“建州贼松古老家是“妻一人，子二人，女一人”③。
    建州卫首领李达罕（即光者秃，李满住之孙）的第三子沙乙豆（即撒鲁都）向朝鲜国王李娎请赐鞍马说：“父达罕关我云：前者，子包“罗大（即弗喇达，长子），李多乙之介（即多之哈，次子）受大国鞍马而来，不胜感戴。然皆别居，无益于我。汝则同居一家，幸蒙上恩，又受鞍马而来，则我得而资之矣”④。
    建州一酋长金主成可的女婿童尚时说：“主成可率二子同居，长子、次子及我则各居”⑤。
    这三家都是建州女真的酋长，而且李达罕是建州卫的首领，可是他们的家庭成员都不多。首先，建州女真的家是小家庭。是一家一户，小家小户。其次，建州女真的分家是先长后幼，结婚则分居。再次，家和“个体经济”是同一个意思。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经济单位。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建州女真的小家小户的个体经济家庭，已经超越了氏族制度末期野蛮阶段的家长制的家庭公社，超越了“包括一个父亲所生的数代子孙和他们的妻子，他们住在一起”⑥的家庭公社。但是这种小家庭和现代意义的小家庭根本不同。其本质性的差别，一是它是村落组成的单位，对部落和部落联盟承担参加狩猎和战争的义务，有分得狩猎和战争所获的权力。从这一点来说，建州女真的家庭个体经济，受着部落的制约，它还没有超出“野蛮阶段”的家庭。
    三、部落或部落联盟，基本上是族缘性的，但是已经出现了破坏和超出族缘关系的因素，部落联盟酋长也超出了部落联盟的界限。《李朝实录》中有下列一段记载：
    永乐二十二年（1124年）“婆猪江住野人李都巨等5名，指挥童凡察等41名，……各月到闾延郡小甫里口子……皆欲乞粮为生”⑦。凡察是建州左卫斡朵里部猛哥帖木儿的异母弟，建州左卫指挥使，也是部落的首领之一。前年，随其兄自辉发河上流迁到图们江下游会宁一带，迁徙时第三批的领队。此时，却到婆猪江（佟家江）建州卫胡里改部李满住管下任指挥。其后，正统初年（1436年），凡察又回到建州左卫斡朵里部，猛哥帖木儿死后，又代替其成为斡朵里部首领，职掌建州左卫事。凡察出入于斡朵里部落联盟和胡里改部落联盟，更说明两个部落联盟的界限处于被突破的过程。这对建州女真族的形成上，有着历史性的意义，它标志着建州女真的形成。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说过：
    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的团结起来。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
    不久，各亲属部落的溶合，从而各个部落领土溶合为一个民族的共同领土，也成为必要了”⑧。
    十五世纪中叶的建州女真正处于这种状态。关于建州女真的村落密集情况，《李朝实录》记载颇多。密集的村落，排除了“彼此由广大边境地带隔离开来”⑨的状态。建州女真社会氏族制度的三级组织，更处于悄悄地但又是激烈的变革之中，一方面保存着氏族制度的外壳，另一方面，血缘关系的姓和族的联系在瓦解、消失着。建州女真的这一变革过程，也正是由“野蛮”进入“文明”的过程。
    二、建州女真的奴隶占有形态
    “生产关系的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⑩。在已经产生阶级对立的社会里，生产关系中起着决定性质作用的是阶级关系，即不同阶级的成员，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什么样的联系，对立着的具体特点是什么。这种特殊性规定着其社会的特殊性。
    明代初期，在建州女真的社会里，存在着大量的掳掠来的汉人奴隶和朝鲜人奴隶。《李朝实录》中记载：斡木河，婆猪江等外地面散住野人等类，与叛人杨木答兀结为群党，掳掠辽东开元等处军民男妇及本国边民为奴使唤，前头被掠人口等，不胜艰苦（11）。建州女真掳掠汉人（或称唐人）和朝鲜人为奴隶的情况，是十分惊人的。据《李朝实录》记载，自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十年间，汉人奴隶自建州女真逃来朝鲜，被朝鲜政府送还辽东都司的有“五百六十六名”（12）。至景泰三年（1452年）20年间“在先人口陆续逃来转解辽东共该八百三十四名，又于近年辽东等处被掠人口，或逃来小国边邑，或野人带来遂为边将收夺，节次解送共计一百六十九名”（13）一千零三人。此外，明朝政府派遣官员直接从建州左卫讨还被掳为奴的汉人为566人（14），总计1500多人。此后，这种从建州女真逃来朝鲜的汉人奴隶，在《李朝实录》上，一直不绝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