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州女真当时的人口，估计约为一万五、六千人（15），逃亡的汉人奴隶和建州女真人口的比例是1∶10，而得以逃脱的只能是少数，绝大部分仍处于被奴役地位。由此可知，建州女真社会中，仅掳来的奴隶，就占有很大的数量。
    建州女真社会的另一个重要奴隶来源，是买卖奴隶（16）。猛哥帖木儿曾对朝鲜官员说：“管下人将牛马衣服买得人物，逋入庆源、镜城之境，则以杨木答兀管下人例论，专不送还，管下人痛心欲掳掠庆源龙城人物，以偿所亡”（17）。凡察曾多次向朝鲜政府提出“抗议”，抗议将其逃跑的买来的汉人奴隶解送辽东，杨言“将掠庆源、城镜、甲山、闾延之人为奴使唤”（18）。对待这件事朝鲜政府十分为难，曾准备“实属凡察所买者，勿受，送还”（19）。凡是女真奴主持有买卖文书（“文券”）为证据的”（20），都还给女真奴主，可是怕明朝政府谴责。如果照例解送辽东，又怕引起边衅。如果给以偿价，收买下来再送辽东，还怕“野人若见我买被掳汉人，谋利之徒，争来买（卖）之……援例求偿”，“必将所掳，不论老幼，事必卖之，则边将难支矣”（21），朝鲜政府受不了。
    建州女真社会不仅有汉人奴隶和朝鲜人奴隶，其本族人也有沦为奴隶的。正统七年（1442年）朝鲜政府给明朝政府的报告说：“凡遇中国军民，自辽东逃来人，不拣汉人、女真人……随到随解”（22）。《李朝实录》上从来是记载逃来的奴隶的族别的、如汉人、唐人、本国民、本国边民。
    建州女真社会大量奴隶，是用于农业生产。“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23）。建州女真社会也是如此，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之有无，关系到女真奴隶主的生存。《李朝实录》记载：凡察与土官金得渊说道：我的使唤人口，虽系上国人民，既已作妾为奴，如今农忙月被夺转解，深以为闷（24）。江界满浦口子相对：彼土皇城（今集安县附近）住兀良哈张三甫，与镇抚安有谦说：我等奴婢，汝节制使节送京师，使我等不得存接。故……乘隙渡江，剽掠江边农民，可以偿吾所亡（25）……”唐女三之，莫只，被掳野人，转卖于柳尚冬哈，逃来锺城。尚冬哈来言曰：我以牛马购奴婢，若不及还，亲操耒耜必矣。乞还之（26）。
    不仅建州女真使用奴隶耕作，海西女真也是如此。《明实录》有所记载：锦州卫指挥佥事吴良奏：臣奉命使海西，此女真野人家多中国人，驱使耕作，询之有为掳去者，有避差操罪犯逃窜者，久陷胡地，无不怀乡（27）。
    从上面史料可知，所谓“使唤人口”“奴婢”等，不可误认为不事耕耘，仅供家内使用的家用奴隶。恰恰相反，主要是“驱使耕作”，“操耒耜”的农业生产奴隶。
    综上所述，可知建州女真在明代前期，是以奴隶来从事农业生产的。这种奴隶，在其社会总人口的比例，是相当大，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承担者。
    那么建州女真社会的奴隶占有是采取什么样的形态呢？
    《李朝实录》记载汉人奴隶阿加化说：“俺年十四岁时，为建州贼松古老等所抢，随住其家。松古老妻一人，子二人，女一人，唐女二人”（28）。据此可知松古老的一家，是由“若干数目的自由人和非自由人在家长的父权之下组成一个家庭”（29）。它的特点，“一是把非自由人包括在家庭以内，一是父权”（30）。父权体现了个体家庭私有，奴隶、牛、马和其它财物，都是家长的财产。这种家庭形式，恩格斯称之为“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31）的家庭，这种奴隶是“家内奴隶”，“随着家长制家庭的出现，我们便进入了成文历史的领域”（32）。即进入了奴隶制时代，这种家长制家庭占有的家内奴隶，是早期奴隶的占有形态。但是，建州女真社会的家长制家庭和恩格斯所说的“完善的典型”的家长制家庭不同，已经超越了“包括一个父亲所生的数代子孙和他们的妻子”。“住在一起”（33）的阶段，而是，分为小家小户的小家庭的家庭奴隶占有。具有了“达到充分发展的奴隶制”（34）之一种形式，“古代的劳动奴隶制”（35）的性质。这种奴隶占有形态的特点，在于奴隶没有个人经济，他的生活一切，全包括在奴隶主家庭内，从事生产劳动。这种奴隶，有的是单身奴隶，有的是有妻的。如：1426年被掳逃来（朝鲜的）汉人李善辈（冀？）妻奴奴、子拘子、女唆儿等（36）。
    1436年（徐）庆守将有小三口，自野人逃来。有野人指挥佟木哈追来，请还日……吾买于辽东，为奴使唤已有年矣。偷予世传指挥诰命及杂物而逃”（37）。
    上述两例说明这种奴隶是有妻小的，但是奴隶的配偶，“只被看作简单的同居”（38）。他们没有自己的家庭，即没有自己的经济。这是一种占有形态：家内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