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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莉，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 Identity具有“身份”和“认同”两种基本含义：当它被译为“身份”时，它侧重的是个体对“我（我们）是谁”的外在标识的回答；当被译作“认同”时，指的是个体追寻、确认自己文化身份的心理追寻过程，回答的是“我们何以、如何成为我们”的内在心理归属问题。人作为多重的社会存在，有着包括性别、阶级、种族、民族、地域宗教等多重文化身份，由此形成了多层次的认同结构。随着人类实践的变化，文化身份和认同处于不断的流变中，但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在认同结构中始终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全球化这一人类新的实践场域中，全球化带来的“时空浓缩”、“空间扁平化”，无疑影响了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身份，①使得“人们对于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感情依赖于历史象征物的认同也将趋于淡化”。②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民族文化身份的破碎化、认同的危机化，我们必须定位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新价值蕴涵，找寻强化中华民族民族认同的历史答案。 一、全球化场域中中华民族文化身份和民族认同的变化逻辑在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文化身份和民族认同分为了两个层次：一是族群（ethnicity）认同（民族认同）；二是民族-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真正形成，是在晚清时期中华各民族遭到西方列强入侵之时。面对国家主权倾丧、领土覆灭的深刻危机，历史上长期持续积淀而成的王朝意识，经由本土精英知识分子的阐发、教化和引领，蜕变成了国家认同意识，人们在灾难面前团结成一个价值共同体。在与西方强大民族的“怨恨交往”中，“我们”确定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并在“他者”俯视的目光中强化着“我们”的身份认同。在民族危机爆发时，是外在压力应激性地强化着“我们”的民族认同。但是在当前的全球化场域中，暴力侵略空间减退，隐形的西方文化扩张和各文化的平等交流并存，如何在全球化场域中来书写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身份？中华民族认同的整合逻辑在经历着什么变化？ （一）民族文化身份：集体记忆和新价值蕴涵 文化身份是人对“我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的一种追问，民族文化身份关联着民族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显示出延续性和变异性。文化身份随着民族的历史境遇不断流变，“文化身份既是‘变成’，也是‘是’，既属于未来也属于过去”。同时它总是在一定的具体历史情境中表述出来，“总是在可能的实践、关系及现有的符号和观念中被塑造和重新塑造出来”。③从晚清开始，在“歌唱”、“小说”、“神话”、“仪式”、“新闻”中，形形色色的中华民族的身份表述被书写、表现（重现）出来，成为我们的集体身份建构。民族文化身份分为两层：一是外在的象征身份表述与民族形象；二是内在价值蕴含与民族价值观。 外在的象征身份表述也被称为“表述民族主义”。在歌曲、小说等叙事中，中华民族成员的文化身份在“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人种生理共同特征的基础上，被表述为“古老”、“东方”、“龙的传人”、“炎黄子孙”、“华夏儿女”、“醒狮”、“东方的巨人”……并成为中华各族的整体文化身份的集体象征。在反复的传唱、重现中，从古到今、天南地北、众多分散的“我”被逐渐聚合起来，组成了具有血缘共性的“我们”。这些象征性的身份表述从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去寻找和拣选文化符码，并经由历史参与成为人们记忆系统中的“回忆”、“想象”、“积淀”，成为“我们”的集体认同和集体记忆。为回应西方强大民族在民族形象上对我们的扭曲和丑化，我们不断寻找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光荣与辉煌形象来重塑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如果说过去我们侧重于从过去的历史中“拣选、提取、重塑共享资源”来形成“初级的事实性认同”，以建构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善良”的民族文化形象，那么在今天我们还需要从社会主义中国的“真正的现在”出发，在全球各民族的“现实交往”的历史环境中来更新我们的民族文化身份形象，作为国族的整体的“中华民族”还需要寻找统一的凝聚和表征。④ 民族文化身份的内在意蕴是在象征性身份表述背后呈现的价值观和民族精神，是用来与别的民族进行深层区分的尺度和特征。中华民族的文化形象被表述为“勤劳”、“善良”、“勇敢”，在这表述中蕴含着中华民族整体价值观和民族精神的“意义框架”，如集体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崇德重义、仁爱胸怀的道德情操，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资源”，使我们能在“过去的叙述中来使自己定位并定位于其中”。⑤在全球化的场域中，我们要将民族文化身份的价值蕴含放在社会主义环境和全球交往环境下进行新诠释，形成“建构性认同”。用社会主义价值观来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公共性价值，如“文明”、“责任”、“和平”、“宽容”等，赋予民族文化身份新的价值蕴含。 （二）民族认同：应激型向聚合型的变化逻辑 “认同”是指确认和归属，指个体或群体辨识自己的特色、确定自己属于哪一种类属的活动，表达个体或群体的归属性⑥认同强调集体成员之间的相似性以及集体成员相信他们之间所具有的某种（些）共同性和相似性。中华民族认同就是在中国这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实体框架下，各民族成员能凭借文化相似性特质，在互动中，心理上联结成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心理过程。因此，中华民族认同实质是一种国家认同，既包括了文化认同、历史认同，也包括了政治认同。与中华民族由于遭受外在侵略而形成的“外在压力情感应激型认同”逻辑不同，在全球化场域中更强调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利用行政机构、司法体系、教育和通讯网络等手段进行政治动员”⑦的“内在动员理性聚合型认同”逻辑。 民族“认同”和“认异”是一个双向过程。在中华民族遭受外族侵略、国家面临灭亡的危急关头，“外在压力情感应激型”认同逻辑占据主导地位：一是情感认同逻辑显现。中华民族认同更多表现为一种感情上的认同，背后呈现的是一种中华民族“是我们的母亲”、“母亲伤痕累累需要我们去拯救”的情感认同逻辑；二是应激型认同逻辑。人们的心理上呈现的是一种西方“他者”/“我者”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人们心中的怨恨被激发出来，这种外生的压力使成员之间密切联系起来，强烈地认识到“我们”是一个共同体。这种“外在压力型”认同逻辑在今天的中华民族认同中也产生着重要作用，比如，当发生中国在国际上遭受不公平待遇时，“应激型民族主义”就会迅速兴起；当我们遭受到类似汶川地震的大灾带来的外在压力时，民族认同感也会瞬时激发出来，产生“与被视为兄弟姐妹的祖国同胞的休戚相关、生死与共的依恋之情”。⑧ 但是在今天，我们面临着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外在压力应激型认同”逻辑不应是民族认同产生的常态，国家和政府应根据常态的“内在动员理性聚合型认同”逻辑来聚合社会成员：一是内聚型认同逻辑。国家维护政治上的“公正”和“权威”以保护各成员的利益，缓解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塑造“文明”、“进步”的国家对外形象和政府形象，利用政治机构、意识形态教育机构来传承和创新各民族的共同历史文化；二是理性认同逻辑。这种内在的政治动员不仅能吸引社会成员在情感上忠诚、归属于国家，而且在理性上确认“我为什么爱这个国家”，是因为“我”赞同政党领导、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规范、政治价值以及政治过程，形成对国家理性的理解、赞同、支持和追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