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定位在“边界”与“边疆”之间变迁
    在秦汉时代，长城基本上就是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政权之间的分界线。如果用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关于“内部朝圣”的观念来阐释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当秦朝倾全国之力将战国时期各国修建的边墙接续成长城之时，由于长城所具有的阻止内部人走出去的作用，城墙之内的芸芸众生就只能在这样的区域内流动。当汉朝继续将秦长城加固延长之时，城墙之内民众的活动空间就被进一步固化了，“汉族”这一名称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如果说，秦朝的短命使得秦朝民众的政治朝圣之旅不足以固化为统一的政治文化意识的话，那么两汉绵延400年的国祚则使得这种内部政治文化朝圣之旅成为一种稳固延续的惯例，成为一种汉民族的内在文化特征。
    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大一统王朝中较为特殊的例子，可以说，明朝在长城防御体系的建设与建筑工程技术等方面都达到了顶峰。明朝在长城沿线设九镇，确立了分段修筑、分段管理、分段防守的制度。镇下设路、关，沿线设镇城、路城、卫城、关城、堡城、敌台、烽燧等不同等级、不同形式、不同用途的机构。与这种建设思路相伴随的是一种将长城作为边界堡垒的意识，而这种意识的后果之一就是，一旦长城防线被突破，明帝国的统治就岌岌可危了。明中叶“土木之变”以后，女真势力突破长城对内地的侵扰就是一个明证。
    蒙元时期的特征与清朝类似，较之明朝，元、清这两个王朝所实现的全国大一统不仅使元与清政权自身摆脱了区域化的“内部朝圣”状态，而且还通过对西域及青藏地区的行政管理弱化了当地的“内部朝圣”，使他们的朝圣行为更多地转向中原的某一地域（元-大都、清-承德），从而构建起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认同。清朝通过系统化的满蒙联姻制度以及精心构思的满-蒙-藏藏传佛教信仰系统，经由对帝国民族交流中心--承德的苦心经营，使帝国的整体性“内在朝圣”常态化。
    在清代，长城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权分界线，而是被作为清帝国内部的一种贸易界线及移民界线来看待。康熙帝所说的“不设边防”、“不修长城”，是针对清朝以前所出现的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之间持久不断的对峙局面、历代中原王朝在此方面所秉持的“夷夏之防”观念提出的。康熙帝曾说：“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可见守边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