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用于择日的数术书《日书》中，已经有所谓“钱良日”。汉代墓葬出土“钱树”的文化象征意义，有多种解释，但是与民间追求“大富”的风习有关，应当是没有疑义的。汉代画象多有以钱纹作装饰者，也反映了同样的社会背景。千百年来流行的所谓“厌胜钱”有辟邪消灾、趋吉迎祥的作用，也值得注意。民间有以“钱”为道具的岁时风俗，如元日贴五色纸钱，二月二引钱龙，寒食清明纸钱致祭，以及七夕钱、压岁钱等。又有以“钱”为道具的人生礼仪，如初生洗儿钱，周岁外家送彩钱金银钱，婚礼抛喜钱、开门钱、撒帐钱，丧葬落气钱、望山钱、口含钱、洗阱钱等。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很早就出现了“钱神”的说法。不过，所谓“钱神”，其神性与神格与通常民间信仰的诸神有所不同。
    《钱神论》
    晋人成公绥有《钱神论》，其中写道：“路中纷纷，行人悠悠，载驰载驱，唯钱是求。朱衣素带，当塗之士，爱我家兄，皆无能已。执我之手，托分终始，不计优劣，不论能否。宾客辅凑，门常如市，谚言”钱无耳，何可誾使“，岂虚也哉！”当时世人对于“钱”的崇拜，得到了生动的描述。影响更为广泛的则为鲁褒的《钱神论》。关于这篇神奇文字，严可均校辑《全晋文》卷一一三有所辑录。其中有些文句，已经脍炙人口。例如：“钱之为体，有乾有坤。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难朽象寿，不匮象道。故能长久，为世神宝。亲爱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強。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君长者丰衍而有余，臣仆者穷竭而不足。《诗》云：‘哿矣富人，哀哉茕独。’岂是之谓乎？钱之为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匮。无远不往，无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劳讲肆，厌闻清谈，对之睡寐。见我家兄，莫不惊视。钱之所祐，吉无不利。何必读书，然后富贵。”
    钱，在特殊社会文化背景下具有了令人惊异的神性：“无位而尊，无势而热。排朱门，入紫闼。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诤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怨仇嫌恨，非钱不解。令问笑谈，非钱不发。洛中朱衣，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终始。不计优劣，不论年纪。宾客辐凑，门常如市。谚曰：‘钱无耳，可闇使。’岂虚也哉！又曰：‘有钱可使鬼，而况于人乎？’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吾以‘死生无命，富贵在钱’。何以明之？钱能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长短，相祿贵贱，皆在乎钱。天何与焉？天有所短，钱有所长。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钱不如天。达穷开塞，振贫济乏，天不如钱。”鲁褒还写道，“夫钱，穷者能使通达，富者能使温暖，贫者能使勇悍。故曰：君无财，则士不来；君无赏，则士不往。”
    当时“钱”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因此而生成的对“钱”的崇拜，即所谓“钱”被看作“神物”，人们甚至以为“天不如钱”，“钱”于是得以“为世神宝”的情形，得到了真切的反映。
    《晋书·惠帝纪》曾经说到这篇《钱神论》写作的背景在于“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天下谓之‘互市’焉。”《晋书·孝怀帝纪孝愍帝纪》引干宝语也说，“民风国势如此”，于是有“《钱神》之论”。《晋书·隐逸列传·鲁褒》也写道：“元康之后，纲纪大坏，褒伤时之贪鄙，乃隐姓名，而著《钱神论》以刺之。”都认为鲁褒《钱神论》是时政批评，这或许低估了这篇作品的社会价值。因为其中所揭示的，其实是民俗史和文化史的多彩画面。
    《钱神论》曾经有深远的影响。《北齐书·文苑列传·樊逊》说，樊逊上言，有“朝无铜臭之公，世绝《钱神》之论”的期望。《旧唐书·李密传》中可以看到“钱神》起论，铜臭为公”的文字。《太平御览》卷八三六引綦毋氏《论钱》，在严可均校辑《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的《先唐文》卷一也题为《钱神论》。其内容为：“黄金为父，白银为母，铅为长男，锡为適妇。天性刚坚，须火终始。体圆应乾，孔方效地。”
    “钱神”通灵
    唐诗中有涉及“钱”和“钱神”的词句，可以反映较为普遍的社会层面对“钱”的神力的认识。如李峤的《钱》诗：“汉日五铢建，姬年九府流。天龙带泉宝，地马列金沟。赵壹囊初乏，何曾箸欲收。金门应入论，玉井冀来求。”诗句列述了“钱”的社会作用和文化典故。“地马列金沟”，即王济“好马射，买地作埒，编钱币地竟埒，时人号曰‘金沟’”故事。“赵壹囊初乏”，典出《后汉书·文苑列传下·赵壹》。“何曾箸欲收”，事见《晋书·何曾传》。李峤还有另一首《钱》诗：“九府五铢世上珍，鲁褒曾咏道通神。劝君觅得须知足，虽解荣人也辱人。”此诗见于清代类书《渊鉴类函》卷三六二以及《古今图书集成》中的《经济汇编·食货典·钱钞部》，后辑入《全唐诗外编》，是否确为唐代诗作尚存疑问，但是仍可说明“鲁褒曾咏道通神”的历史影响。此外，李翰《蒙求》诗也有“鲁褒《钱神》，崔烈‘铜臭’”的文句。
    唐人徐夤的《咏钱》诗写道：“多蓄多藏岂足论，有谁还议济王孙。能于祸处翻为福，解向仇家买得恩。几怪邓通难免饿，须知夷甫不曾言。朝争暮竞归何处，尽入权门与倖门。”钱可以翻祸为福，买仇得恩。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篇诗化的《钱神论》。当然最后一句“尽入权门与幸门”，暗含社会批判的意义。又如罗隐的《钱》诗这样写道：“志士不敢道，贮之成祸胎。小人无事艺，假尔作梯媒。解释愁肠结，能分睡眼开。朱门狼虎性，一半逐君回。”基调是对“钱”的消极作用的批评。然而“解释愁肠结，能分睡眼开”句鲜明地形容了“钱”的神奇的社会影响力。
    黄滔的《钟陵故人》诗，其中明确说到“钱神”：“荆榛翠是钱神染，河岳期须国士钟。”因铜绿而以“钱神”借喻绿色，可知“钱神”的说法已经相当普及。
    唐诗中还可以看到“钱神”和“酒圣”相对应的文例。如白居易《江南谪居十韵》：“忧方知酒圣，贫始觉钱神。”韦庄《遣兴》：“乱来知酒圣，贫去觉钱神。”杜牧《题桐叶》：“钱神任尔知无敌，酒圣于吾亦庶几。”“钱神”和“酒圣”的关系，反映出“钱神”神性的特殊性，与一般的“神”相比，有更为浓重的世俗气味。
    

元代无名氏《神奴儿大闹开封府》第四折：“尀奈顽民，簸弄钱神，便应当斩首云阳，更揭榜晓喻多人。”也说明“钱神”在社会观念中的存在。清人黄遵宪《番客篇》诗也说到“钱神”：“到手十贯索，罔利各筹防。名为叶子戏，均为钱神忙。”“钱神”在这里，只是象征着一种对财富的追求，而与通常人们所说的“神”大不相同。
    《宋史·刘黻传》中形容当时政界腐败，有“‘钱神’通灵于旁蹊，公器反类于互市”的话。《明史·张翀传》也说到“‘钱神’灵而王英改问于锦衣，关节通而于喜竟漏于禁网”的情形。《明史·张养蒙传》也可以看到对于“进献之途渐重”之危害的警告：“将见媚子宵人投袂竞起，今日献灵瑞，明日贡珍奇，究使败节文官、偾军武帅，凭借‘钱神’，邀求故物，不至如嘉靖末年之浊乱不止也。”又如《明史·忠义列传·张继孟》：“奏筹边六事，末言己被抑南台，由‘钱神’世界，公道无权，宜严禁馈遗。”可见，宋明时代，以“钱神”为文化符号所代表的社会风习已经十分引人注目。而所谓“‘钱神’灵”、“‘钱神’通灵”的社会现象和文化意识已经相当普及，而“‘钱神’世界”的说法，给人以更深刻的印象。
    清代学者俞樾《茶香室四钞》卷二○有“钱神入梦”条，引录了一则有关“钱神”的故事：“元刘一清《钱唐遗事》云：咸淳癸酉，贾相奏乞出视师，且谓臣之料钱招军悉有实状，可以按覆。奏罢归府，合目静坐，忽梦一男子圆面方口，突然而入，曰：‘我金主也。相公早间入奏太激，天下事不由相公，皆由我。相公好好做三年，我六年后亦不复顾人间事。’贾相醒，与所亲言之。三年而贾相罢，六年而钱禁行，乃知男子钱神也。按钱神示梦已奇，其身圆而方口，适肖钱形，更奇矣。”“钱神”竟然有具体的形象。不过一说“圆面方口”，一说“其身圆而方口”，有所不同，但是都形容其“适肖钱形”。
    民间神钱故事
    在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中，有所谓“男钱”，传说妇人佩之可以生男。唐人段成式《戏高侍御七首》之六有“私带男钱压鬓低”句。又有所谓“母钱”、“子母钱”。吴融《和韩致光侍郎无题三首十四韵》诗中说到“子母钱”：“子母钱徵笑，西南月借颦。”褚载也有“相逢多是醉醺然，应有囊中子母钱”句。又如许浑《赠王山人》诗：“君臣药在宁忧病，子母钱成岂患贫。”看来，这里所谓“子母钱”很可能与道家炼丹术有关。有一种对“子母钱”的解释，以为即“青蚨钱”。传说青蚨生子必依草叶，大如蚕子。取其子，母即飞来，不以远近。于是据说可以利用其性，以巫术形式使金钱用而复归。其说出自晋人干宝《搜神记》卷一三“青蚨”条。
    类似的有关“钱”的神异传说，又有《艺文类聚》卷七八引《神仙传》所说葛玄故事：“以数十钱，使人散投井中。玄以一器，于井上呼钱出，于是钱一一飞从井出，皆向所投也。”《太平御览》卷八三六引《葛仙公别传》：“以十钱，使人一一投井中。公井上以器呼钱，人见从井中一一飞出，入公器中。投人刻识之，所呼皆是所投者。”与这一传说相类似的，又有沈玢《续仙传》中唐人马湘的故事。马湘，字自然，有道术，尝于江南刺史马植坐上，能遍身摸出青铜钱，投井中，呼之即出。与能遍身摸出青铜钱相类似的道术，又见于《大中遗事》记载的轩辕先生故事。轩辕先生居罗浮山，宣宗召至禁中，能以桐竹叶，满手挼之，悉成钱。唐《逸史》记录了这样的故事，八月望夜，师与上游月宫。还潞州城上，俯视城郭悄然，而月光如昼。上乃掷金钱于城中而还。旬日，潞州奏八月望夜获金钱。这也是一则天外飞来的神钱传说。
    历史上多见“雨金”、“雨钱”的记载，也多带有神秘色彩。例如，《史记·六国年表》：“（秦献公十七年）栎阳雨金，四月至八月。”《史记·秦本纪》：“（秦献公）十八年，雨金栎阳。”《北史·王劭传》：“（隋文帝仁寿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仁寿宫内再雨金银之花。”《新唐书·则天顺圣武皇后武曌纪》：“（垂拱三年七月乙亥）雨金于广州。”《宋史·五行志四》：“（宋高宗绍兴二年）七月，天雨钱，或从石甃中涌出，有轮郭，肉好不分明，穿之碎若沙土。”《明史·五行志三》：“成化十三年六月壬子，雨钱于京师。”“嘉靖六年五月甲午，京师雨钱。”这种“雨金”、“雨钱”的现象，只是异常天象，很可能与龙卷风一类旋风形式有关。《宋史·五行志四》有这样的记载：“庆元二年十二月，吴县金鹅乡铜钱万百自飞。”铜钱因风势风力“自飞”，又于另一地雨落，正是这种异象的合理解释。然而在古人眼中，这一情形大多被看作瑞象。以上只是正史中的记录。地方志中又有关于“雨钱”的更详尽的记载。
    传说中的“雨钱”、“飞钱”，可以举出《稽神录》卷五中的“林氏”和“曹真”两例。如林氏故事：“汀州有林氏，其先尝为郡守，罢任家居。一日，天忽雨钱，充积其家。”又曹真故事：“寿春人曹真出行野外，忽见坡下有数千钱，自远而来，飞声如铃。真逐之，入一小穴，以手掬之，可得数十而已。又舒州桐城县双港戍，有因风卷钱，经市而过。市人随攫其钱，以衣襟贮之。风入石城荆棘中，人不能入而止。所得钱归家视之，与常钱无异，而皆言亡八九矣。”这两则故事，是比较典型的以神钱为主题的民间传说。这些故事都说因飞钱而意外得钱，又有“邢氏”条，则说因飞钱而意外失钱：“建业有库子姓邢，家贫，聚钱满二千，辄病，或失去。其妻窃聚钱，埋于地中。一日，忽闻有声如虫飞自地出，穿窗户而去。有触墙壁堕地者，明旦视之，皆钱也。其妻乃告邢，使埋瘗之，再视，则皆亡矣。邢得一自然石龟，其状如真，置庭中石榴树下。或见之曰：‘此宝物也。’因装置巾箱中。自尔稍稍充足，后颇富饶矣。”
    能够使邢氏“聚钱”“皆亡”情形不再发生的，是“宝物”“自然石龟”。而另一则故事“徐仲宝”中，与神钱相关的，是神蝶和神雀：“徐仲宝者，长沙人。所居道南有大枯树，合数大抱。有仆夫洒扫其下，沙中获钱百余，以告仲宝。仲宝自往，亦获数百。自尔每需钱，即往扫其下，必有所得。如是积年，凡得数十万。仲宝后至扬都，选授舒城令，暇日与家人共坐。地中忽有白气甚劲烈，斜飞向外而去，中若有物。其妻以手攫之，得一玉蛱蝶，制作精妙，人莫能测。后为乐平令，家人复于厕厨鼠穴中得钱甚多。仲宝即率人掘之，深数尺，有一白雀飞出，止于庭树，其下获钱至百万。钱尽，白雀乃去，不知所之。”正史中竟然也可以看到类似的传说，如《旧五代史·晋书·张篯传》写道：“篯始在雍州，因春景舒和，出游近郊，憩于大冢之上，忽有黄雀衔一铜钱置于前而去。未几，复于衙院昼臥，见二燕相斗毕，各衔一钱落于篯首。前后所获三，尝秘于巾箱，识者以为大富之征。”后来张篯家果然“厚积”，证实了燕雀衔钱为“大富之征”的说法。
    讨论神钱传说，自然应当涉及“钱龙”故事。《南史·梁本纪下·元帝》中可以看到有关发生于承圣三年（554）的“钱龙”异象的记载：“三月，主衣库见黑蛇长丈许，数十小蛇随之，举头高丈余南望，俄失所在。帝又与宮人幸玄洲苑，复见大蛇盘屈于前，群小蛇遶之，并黑色。帝恶之，宮人曰：‘此非怪也，恐是钱龙。’帝敕所司即日取数千万钱镇于蛇处以厌之。因设法会，赦囚徒，振穷乏，退居栖心省。又有蛇从屋堕落帝帽上，忽然便失。又龙光殿上所御肩舆复见小蛇萦屈舆中，以头驾夹膝前金龙头上，见人走去，逐之不及。城濠中龙腾出，焕烂五色，竦跃入云，六七小龙相随飞去。群鱼腾跃，坠死于陆道。龙处为窟若数百斛圌。旧大城上常有紫气，至是稍复消歇。”此后，“六月癸未，有黑气如龙见于殿内。”
    

“钱龙”又被作为财神的称谓。《酉阳杂俎》卷一二《语资》中可以看到实例。又如元人王晔《桃花女》第四折：“也不索家贮神龟，户纳钱龙，畅道术似君平，财如邓通。”明人寓山居士《鱼儿佛》第一出也有“钱龙到家家道整”的说法。
    在中国古代，钱也曾经用作卜问未来吉凶的神秘工具。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八“铜钱代蓍”条写道：“今人卜卦，以铜钱代蓍，便于用也。”清代学者赵翼《陔余丛考》卷三○有“以钱代蓍”条，也写述了钱卜的形式。徐珂编撰《清稗类钞》一书《方伎类》中，可以看到“掷卦”条，其中说到“占时，用三钱掷之”的卜钱方式。卜钱风习的盛行，也反映在传统民间意识中，钱，是似乎是具有某种神性的。
    通过清人竹枝词的文字可以知道，当时民俗内容中还有其他以“钱”寄托某种文化象征意义的形式。例如，葛徵奇《寒食竹枝词》写道：“万家帘静不烘烟，几处长斋绣佛前。未祝儿夫生富贵，先来祈子打金钱。”唐人王涯《宫词》“内人争下掷金钱”句，情景似乎类似，说明这种“祈子”形式由来久远。当然，所谓“掷金钱”、“打金钱”等，其用意有可能主要在于“祈”“祝”，与直接卜问前景的“卜钱”略有不同，然而也都表现出借用“钱”的神秘作用可以实现某种意愿的传统礼俗，因而也是值得重视的社会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