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证明，无论是北宋末、南宋初，还是南宋末，大多数士大夫并没有响应范仲淹和欧阳修的号召，做守节者或死节者。这就足以证明，尽管在一个强调名节的时代，儒家节义观的教育对宋儒所起的作用也不宜高估。
    明朝的专制淫威大大胜于宋朝的优礼士大夫，皇帝对臣僚却异常苛酷，很多诤臣都死于廷杖。尽管如此，但一批又一批的诤臣，还是前仆后继，一不怕罚，二不怕死，而彪炳于史册，这反映明朝的士风确有值得称道的方面。但另一方面，明朝士风之糟，也同样令读史者触目惊心。《明史》评论说：“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中叶以前，士大夫知重名节，虽以王振、汪直之横，党与未盛。至刘瑾窃权，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迨神宗末年，讹言朋兴，群相敌仇，门户之争固结而不可解。凶竖乘其沸溃，盗弄太阿，黠桀渠俭，窜身妇寺。淫刑痛毒，快其恶正丑直之私。衣冠填于狴犴，善类殒于刀锯。迄乎恶贯满盈，亟伸宪典，刑书所丽，迹秽简编，而遗孽余烬，终以覆国。庄烈帝之定逆案也，以其事付大学士韩爌等，因慨然太息曰：‘忠贤不过一入耳，外廷诸臣附之，遂至于此，其罪何可胜诛！”’特别是天启时，宦官魏忠贤得势，大批经无耻士人争相趋附，“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内竖自王体乾等外，又有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三十余人，为左右拥护。外廷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僇，号‘五彪’。又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而为呈秀辈门下者，又不可数计。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这正是明代士风的真实写照。
    梁庚尧依据南宋的丰富史料撰写了《豪横与长者：南宋官户与士人居乡的两种形象》。但他没有说明豪横是主流，还是长者是主流。何以在今存史料中，似乎精英们的比例较大呢？我想至少应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史料上的有善方录；二是史料上的隐恶扬善。
    传世的士大夫辈手笔，出于表彰乡贤，宣传儒道等各种原因，记录了一些士大夫的善举。至于更多平常的、普通的事，则往往认为没有记录的必要。其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是需要重视更多的带有普遍性的事物。今以《朱文公文集》卷十六、十七及《朱文公别集》卷九、十所载，宋孝宗淳熙时，朱熹在南康军和浙东施行的荒政为例加以说明。朱熹在南康军城郭与星子等三县共“劝谕到上户”二。六户“共认赈粜米”，其中有“进士（举人）张邦献赈济过米五千石，合补（文官从九品）迪功郎，待补太学生黄澄赈济过米五千石，合补迪功郎”。但“其间有上户却将湿恶粗糙米赴场出粜，有误民间食用”。他又“切虑各县逐场监粜济官，容纵合干等人，减克升斗，及容上户将砂土、碎截、湿恶、空壳米谷赴场中粜济，及巡察官不即前去”。浙东荒政，反映的弊端就更多，如“绍兴府都监贾祜之不抄札饥民”，“绍兴府指使密克勤偷盗官米”，这是与吏胥合伙犯罪为恶。“衢州守臣李峄不留意荒政”，官员张大声和孙孜“检放旱伤不实”，“衢州官吏擅支常平义仓米”，“上户朱熙绩不伏赈粜”等，朱熹奏明推赏者则有四人：“婺州金华县进士（举人）陈夔献米二千五百石”，“婺州浦江县进士郑良裔献米二千石”，“婺州东阳县进士贾大圭献米二千石”，“处州缙霎县进士詹玢献米二千五百石”，分别授官迪功郎和上州文学。以上记载多少反映了在荒政中之举，决不是乡士大夫辈人人乐意捐助。
    南宋晚期，黄震在抚州（治今江西临川西）举办荒政，也发生类似的情况。
    其实，在阶级社会中，剥削和统治阶级的多数是为富不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如若仅仅摘取为富者仁、乐善好施的记录，则不能不以偏概全。论析豪横是主流，还是长者是主流，其实根本离不开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指导，唯以马克思主义阶级论为指导，方能有科学的论析。今之视昔，犹后之视今。例如，在目前的媒体报道中，孔繁森、任长霞等的先进事迹固然层出不穷，令人感动，但他们到底在为“官”（应是公仆）者中占了多少比例，社会主人们一般是胸中有数的。如若后人依据目前的媒体报道，认为现在的为“官”者，多数就是孔繁森、任长霞之列，或者同时有公仆和贪官两种形象，不分什么主次，今人又当以为如何？
    很多历史人物可说是亦好亦坏，但若依据片面的、隐恶扬善的文字，就有可能作出至少是不全面的评价。例如，《宋史》中将赵鼎称为“中兴贤相”，并将他与峭直孤忠、鞠躬尽瘁的宗泽并列。然而依据今存史料，特别是朱熹的评论，赵鼎并非没有做过好事，但最终却沦为主和派。“赵丞相亦自主和议，但争河北数州，及不肯屈膝数项礼数尔。至秦丞相，便都不与争。”“赵元镇亦只欲和，但秦桧既担当了，元镇却落得美名。”南宋初年，将行在设于建康府（治今南京）还是临安府（治今杭州）事实上体现了战与和的政策分歧。李纲上奏，并专门修书给赵鼎，强调“建康有长江天堑之险”，“车驾不宜轻动”。时任宰相赵鼎却力主并主持迁至临安。《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七、卷一百三十一说，“其（按：指赵鼎）行事亦有不强人意处。如自平江再都建康，张德远（张浚）极费调护，已自定叠了。只因郦琼叛去，德远罢相，赵公再入，忧虞过计，遂决还都临安之策。一夜起发，自是不复都金陵矣。”“为大臣谋国一至于此”，“为大可恨”！陆游诗也批判说：“庙谋尚出王导下，顾用金陵为北门。”东晋以建康为国都，建康亦名金陵，而赵鼎力主将“行在”从建康后撤临安，其实就是无复北顾中原的象征。
    宋孝宗的老师史浩颇有聪明才智，表现在极善圆满地排解专制政体和官场的各种纠纷，也作了若干好事，但处置军国大事，却又是十足的庸劣。《宋史·史浩传》无疑是承袭宋代史官的曲笔，特别是只字不提史浩出馊主意，招致了德顺之战的最终大败，川陕宋军的主力被歼。宋孝宗最终才明白：“此史浩误朕！”史浩对金朝早就提出“欲以弟侄之礼事之”，无非仍是稍稍争取点体面，而忍辱苟安。他“既参知政事，（张）浚所规画，浩必阻挠，如不赏海州之功，沮死骁将张子盖，散遣东海舟师，皆浩之为也”。这当然也是误国失策的行为。如果不是参对其他史料，也难以较为全面而公正地评价史浩。
    胡舜陟与前两人相比，当然不算重要历史人物。但胡舜陟文武兼资，也有政绩。综观史料所载，也不无污点。据《朱文公文集·乞褒录高登状》和《宋史·高登传》载，时任广西经略安抚使的“胡舜陟谓登曰：‘古县，秦太师父旧治，实生太师于此，盍祠祀之。’登曰：‘桧为相亡状，祠不可立。’舜陟大怒，摭秦琥事，移荔浦丞康宁以代登，登以母病去。舜陟遂创桧祠，而自为记，且诬以专杀之罪，诏送静江府狱。”这两份记载又使我们见到了胡舜陟的另一种形象。他企图以“创桧祠，而自为记”来讨好秦桧。
    笔者当然不承认如赵鼎、史浩、胡舜陟等人算得上精英，这与某些学者所称精英的范围，是大不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