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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士大夫及士风和名节(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河北学刊》 王曾瑜 参加讨论

史实证明,无论是北宋末、南宋初,还是南宋末,大多数士大夫并没有响应范仲淹和欧阳修的号召,做守节者或死节者。这就足以证明,尽管在一个强调名节的时代,儒家节义观的教育对宋儒所起的作用也不宜高估。
    明朝的专制淫威大大胜于宋朝的优礼士大夫,皇帝对臣僚却异常苛酷,很多诤臣都死于廷杖。尽管如此,但一批又一批的诤臣,还是前仆后继,一不怕罚,二不怕死,而彪炳于史册,这反映明朝的士风确有值得称道的方面。但另一方面,明朝士风之糟,也同样令读史者触目惊心。《明史》评论说:“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中叶以前,士大夫知重名节,虽以王振、汪直之横,党与未盛。至刘瑾窃权,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迨神宗末年,讹言朋兴,群相敌仇,门户之争固结而不可解。凶竖乘其沸溃,盗弄太阿,黠桀渠俭,窜身妇寺。淫刑痛毒,快其恶正丑直之私。衣冠填于狴犴,善类殒于刀锯。迄乎恶贯满盈,亟伸宪典,刑书所丽,迹秽简编,而遗孽余烬,终以覆国。庄烈帝之定逆案也,以其事付大学士韩爌等,因慨然太息曰:‘忠贤不过一入耳,外廷诸臣附之,遂至于此,其罪何可胜诛!”’特别是天启时,宦官魏忠贤得势,大批经无耻士人争相趋附,“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内竖自王体乾等外,又有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三十余人,为左右拥护。外廷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僇,号‘五彪’。又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而为呈秀辈门下者,又不可数计。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这正是明代士风的真实写照。
    梁庚尧依据南宋的丰富史料撰写了《豪横与长者:南宋官户与士人居乡的两种形象》。但他没有说明豪横是主流,还是长者是主流。何以在今存史料中,似乎精英们的比例较大呢?我想至少应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史料上的有善方录;二是史料上的隐恶扬善。
    传世的士大夫辈手笔,出于表彰乡贤,宣传儒道等各种原因,记录了一些士大夫的善举。至于更多平常的、普通的事,则往往认为没有记录的必要。其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是需要重视更多的带有普遍性的事物。今以《朱文公文集》卷十六、十七及《朱文公别集》卷九、十所载,宋孝宗淳熙时,朱熹在南康军和浙东施行的荒政为例加以说明。朱熹在南康军城郭与星子等三县共“劝谕到上户”二。六户“共认赈粜米”,其中有“进士(举人)张邦献赈济过米五千石,合补(文官从九品)迪功郎,待补太学生黄澄赈济过米五千石,合补迪功郎”。但“其间有上户却将湿恶粗糙米赴场出粜,有误民间食用”。他又“切虑各县逐场监粜济官,容纵合干等人,减克升斗,及容上户将砂土、碎截、湿恶、空壳米谷赴场中粜济,及巡察官不即前去”。浙东荒政,反映的弊端就更多,如“绍兴府都监贾祜之不抄札饥民”,“绍兴府指使密克勤偷盗官米”,这是与吏胥合伙犯罪为恶。“衢州守臣李峄不留意荒政”,官员张大声和孙孜“检放旱伤不实”,“衢州官吏擅支常平义仓米”,“上户朱熙绩不伏赈粜”等,朱熹奏明推赏者则有四人:“婺州金华县进士(举人)陈夔献米二千五百石”,“婺州浦江县进士郑良裔献米二千石”,“婺州东阳县进士贾大圭献米二千石”,“处州缙霎县进士詹玢献米二千五百石”,分别授官迪功郎和上州文学。以上记载多少反映了在荒政中之举,决不是乡士大夫辈人人乐意捐助。
    南宋晚期,黄震在抚州(治今江西临川西)举办荒政,也发生类似的情况。
    其实,在阶级社会中,剥削和统治阶级的多数是为富不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如若仅仅摘取为富者仁、乐善好施的记录,则不能不以偏概全。论析豪横是主流,还是长者是主流,其实根本离不开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指导,唯以马克思主义阶级论为指导,方能有科学的论析。今之视昔,犹后之视今。例如,在目前的媒体报道中,孔繁森、任长霞等的先进事迹固然层出不穷,令人感动,但他们到底在为“官”(应是公仆)者中占了多少比例,社会主人们一般是胸中有数的。如若后人依据目前的媒体报道,认为现在的为“官”者,多数就是孔繁森、任长霞之列,或者同时有公仆和贪官两种形象,不分什么主次,今人又当以为如何?
    很多历史人物可说是亦好亦坏,但若依据片面的、隐恶扬善的文字,就有可能作出至少是不全面的评价。例如,《宋史》中将赵鼎称为“中兴贤相”,并将他与峭直孤忠、鞠躬尽瘁的宗泽并列。然而依据今存史料,特别是朱熹的评论,赵鼎并非没有做过好事,但最终却沦为主和派。“赵丞相亦自主和议,但争河北数州,及不肯屈膝数项礼数尔。至秦丞相,便都不与争。”“赵元镇亦只欲和,但秦桧既担当了,元镇却落得美名。”南宋初年,将行在设于建康府(治今南京)还是临安府(治今杭州)事实上体现了战与和的政策分歧。李纲上奏,并专门修书给赵鼎,强调“建康有长江天堑之险”,“车驾不宜轻动”。时任宰相赵鼎却力主并主持迁至临安。《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七、卷一百三十一说,“其(按:指赵鼎)行事亦有不强人意处。如自平江再都建康,张德远(张浚)极费调护,已自定叠了。只因郦琼叛去,德远罢相,赵公再入,忧虞过计,遂决还都临安之策。一夜起发,自是不复都金陵矣。”“为大臣谋国一至于此”,“为大可恨”!陆游诗也批判说:“庙谋尚出王导下,顾用金陵为北门。”东晋以建康为国都,建康亦名金陵,而赵鼎力主将“行在”从建康后撤临安,其实就是无复北顾中原的象征。
    宋孝宗的老师史浩颇有聪明才智,表现在极善圆满地排解专制政体和官场的各种纠纷,也作了若干好事,但处置军国大事,却又是十足的庸劣。《宋史·史浩传》无疑是承袭宋代史官的曲笔,特别是只字不提史浩出馊主意,招致了德顺之战的最终大败,川陕宋军的主力被歼。宋孝宗最终才明白:“此史浩误朕!”史浩对金朝早就提出“欲以弟侄之礼事之”,无非仍是稍稍争取点体面,而忍辱苟安。他“既参知政事,(张)浚所规画,浩必阻挠,如不赏海州之功,沮死骁将张子盖,散遣东海舟师,皆浩之为也”。这当然也是误国失策的行为。如果不是参对其他史料,也难以较为全面而公正地评价史浩。
    胡舜陟与前两人相比,当然不算重要历史人物。但胡舜陟文武兼资,也有政绩。综观史料所载,也不无污点。据《朱文公文集·乞褒录高登状》和《宋史·高登传》载,时任广西经略安抚使的“胡舜陟谓登曰:‘古县,秦太师父旧治,实生太师于此,盍祠祀之。’登曰:‘桧为相亡状,祠不可立。’舜陟大怒,摭秦琥事,移荔浦丞康宁以代登,登以母病去。舜陟遂创桧祠,而自为记,且诬以专杀之罪,诏送静江府狱。”这两份记载又使我们见到了胡舜陟的另一种形象。他企图以“创桧祠,而自为记”来讨好秦桧。
    笔者当然不承认如赵鼎、史浩、胡舜陟等人算得上精英,这与某些学者所称精英的范围,是大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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