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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培养和提高干部，特别是民族干部是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关键乌兰夫认为：“培养干部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7]（P. 449）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白色恐怖的严酷情况下，他把许多蒙古族青年送到蒙古乌兰巴托党校学习。抗战时期，他把一批又一批青年送往延安接受革命教育。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前后，通过举办干部院校和短训班，培养了数千名青年干部。在民主改革和生产建设运动中，大量吸收了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农牧民积极分子。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从各级各类学校培养了行政干部和各类专业人才。同时，动员和吸收了许多知识分子和各方面的干部来内蒙古工作。这些干部团结一致，辛勤工作，为内蒙古的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乌兰夫还特别重视培养和提高民族干部。他从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当家做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角度，认为“培养民族干部是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关键”[7]（P. 92）。乌兰夫按照党的干部政策的最高原则，对民族干部提出要求：“我们注意培养民族干部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要培养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7]（P. 146）他认为，只有这样的民族干部，才是少数民族获得彻底解放和繁荣发展的根本条件。 5. 拨乱反正，明确新时期民族地区的任务，加快经济和文化建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乌兰夫在兼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期间，非常重视民族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多次受到党中央的肯定和称赞[6]（P. 24）。新时期伊始，1979年4月，乌兰夫主持召开了边防工作会议，这实际上是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会上，乌兰夫做了重要报告，总结了建国以来民族工作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重申和阐明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拨乱反正，消除林彪、“四人帮”对民族政策和工作的破坏造成的严重影响；决定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维护祖国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明确提出民族地区必须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确定了加速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新任务；第一次提出国家要组织内地省、市对口支援少数民族地区，丰富了党的民族工作理论。这个报告由中央批转全国，对当时民族工作的拨乱反正起了重要作用；对于新时期民族工作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国家和发达地区大力帮助和支援下，民族地区发挥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经济发展步入跨越式发展阶段。 （二）理论方面的成果 1. 深刻阐明我国只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不能实行前苏联那样的民族共和国联邦制的问题乌兰夫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苏联和我国之所以采取不同的制度与方式，指出：“这是因为我们的历史条件和民族关系的实际情况和十月革命前的俄国不同。”[7]（P. 126）这些不同，一是人口比例不同，苏联少数民族将近占总人口的50％，而我国少数民族只占总人口的6％左右；二是人口分布不同，俄国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而我国是几个少数民族杂居或交错聚居；三是历史传统不同，我国长期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俄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历史要比我国短得多；四是经济基础不同，俄国许多少数民族形成了自己的经济联系和经济中心，而我国各民族间存在着经济上的互相依存的密切联系；五是历史状况不同，即沙俄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俄罗斯与边疆民族地区是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二月革命后，十月革命前后，俄国边疆各民族建立了很多资产阶级民族政权。十月革命胜利，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边疆各资产阶级民族政权也大都为苏维埃民族国家所取代。由于资本主义的包围，威胁着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各苏维埃共和国有着共同的国防利益，需要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政治利益以及恢复生产力等，正是基于这种政治、军事、经济事业的共同性和历史发展的状况，决定组成了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即苏联。我国解放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各民族人民的共同敌人是帝国主义及其勾结的国内封建统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因此，“中国各民族宜合不宜分”，各族人民只有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向“三大敌人”进行斗争，取得民族民主革命胜利，才能使整个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解放，也才能使各少数民族获得解放和自治。这种共同命运和共同的革命斗争，创造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在祖国大家庭内平等团结、友爱合作的历史基础。 以上是乌兰夫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前苏联和我国在解决各自国家的民族问题时采取的不同制度的分析和评说，是着重从“历史条件”上讲的，而在“民族关系”方面没有展开谈。到了1980年代，乌兰夫从我国民族关系的特点上多方面、深层次地论证了我国之所以采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根本原因。第一，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长期存在，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基础；第二，民族错居杂处和相依相存的状况，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有利条件；第三，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国际环境，决定了民族联合是民族解放的前提，维护国家统一是确保民族自由的前提；第四，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形成了在统一国家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力量；第五，各民族人民长期共同革命斗争，创立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基础；第六，资源分布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在统一国家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共同繁荣的重要保证。乌兰夫总结说：“我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既有历史基础也有现实基础，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既有政治条件也有经济条件，既是革命的需要也是建设的需要。总之，合乎国情，顺乎民心，是历史的抉择。”[7]（P. 365） 2. 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的精辟论述乌兰夫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不断丰富和完善起来的。因此，他与时俱进，不断深入研究和总结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经验，从而在各个历史时期有许多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精辟论述，而且一次次概括表述的语句愈加准确而又丰富，其内容和特点愈加显而易见，即在“国家不可分割的完整领土内”建立民族自治地方，达到版图统一；在“最高国家机关的统一领导下”设立自治机关，做到政令统一；民族自治在机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有广泛的自治权利；在祖国大家庭内，各民族平等团结、友爱合作，共同繁荣发展。在这些内容和特点中，内在地蕴涵着民族区域自治的巨大优越性。 3. 讲究科学、按客观规律办事，做好民族区域自治的各项工作乌兰夫指出：“我们的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都是科学，要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工作，才能把工作做好。”[7]（P. 356）他又指出：“民族工作是很复杂的工作，现成的经验更少。”[4]（P. 24）因此，必须注意虚心学习，积累和总结经验，“使我们的思想更符合客观实际”[4]（P. 483）。这就是说，要做好纷纭复杂的民族工作，必须以周密的调查研究为基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使主观思想和客观实际相一致，按照民族工作的客观规律办事。为此，他提出了要成为所从事工作的“专家”的高要求。他说：“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还要学习专业知识。做统战工作的干部一定要熟悉统一战线的专业知识，努力使自己成为这门专业的专家；同时根据工作的需要，也要学点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知识。”[7]（P. 357）这是乌兰夫对“做统战工作的干部”提出的要求。同样，对“做民族工作的干部”也是完全适合的。这是乌兰夫的经验之谈。乌兰夫领导内蒙古各族人民不仅成功建立全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而且使之成为“全国模范自治区”，就是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按民族工作的客观规律办事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最好证明。 4. 坚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观点，促进各民族同求解放，共谋幸福乌兰夫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观点是彻底的，他主张经过三个阶段解决民族问题。第一阶段，在党的领导下，中华各民族“同求解放”。这就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各民族平等、团结、自主，少数民族充分享有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第二阶段，改革旧制度，就是说必须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因为少数民族的进一步发展“绝对不能在旧的生产关系和剥削制度存在的情况下实现”[4]（P. 414）。第三阶段，各民族“共谋幸福”。要以国家帮助和各地区相互支援与少数民族自力更生相结合的办法，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消除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差距，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和谐相处。 5.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力量民族区域自治之所以被历史性地选择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并经过实践后取得辉煌成就，乌兰夫认为，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形成了统一国家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力量”[7]（P. 363）。1981年，乌兰夫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华诞而写作的重要文章《民族区域自治的光辉历程》中，重申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正确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全面总结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经验和教训。最后，得出结论：“六十年的经验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领导核心。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指引着少数民族渡过了曲折而光辉的历程……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就没有少数民族的彻底解放、自由发展和幸福生活。”[7]（P. 383）内蒙古自治区走过的道路就足以证明这一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