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向人们提供一条重要的经验：由于农业在前工业社会具有经济主导性，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就不免要从农业变革人手，必须有“农业的先期或至少伴随的发展”[1]。英国的现代化模式正是一个例证。农业革命率先开始，通过对土地关系、生产组织和耕作技术的改造，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生产率，保证了英国现代化的全方位展开。
    英国历史上的确发生过一场持续了三个世纪的农业革命。这场革命使英国农业在生产技术、耕作方法和农业组织形式发生巨大的变化，使农业生产率较快地提高到一个能够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水平。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农业革命发生在1560-1880年期间，大致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在1560-1660年间，其主要特征是生产技术革新在全国各地零星出现，但改革步伐踉跄缓慢；第二阶段是在1660-1760年间，各地涌现大量的改革思想，并广泛采纳新的生产技术；最后一个阶段是在1760-1880年间，尤其在1820年左右出现一系列重大技术突破，构成农业改革的第二次高潮，史称“第二次农业革命”。
    在20世纪，中外学者沿袭传统史学的“从上往下看”的研究方法，探索英国农业革命进程，有了许多突破性进展，也留下不少疑难问题。早在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提到“农业革命”--圈地运动，却没有详细讨论农业革命的进程。马克思讲的“圈地运动”是指：大领主把在自己的土地上享有传统的封建权利（土地占有权）的佃户赶走，将土地用于牧羊业，于是有了“羊吃人”名句。但是，在描述这一过程时，马克思留下了一句非常谨慎的话：“我们暂且把农业革命背后纯粹的经济动力放在一边，集中讨论这一过程中使用的暴力手段。”言下之意，“圈地运动”只是资本主义在农村发展的一个因素，历史还有另外一面。英国农民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的问题上，马克思的论述也颇耐人寻味。他写了一个非常短的章节：“资本主义农民的起源”，指出在几个世纪的缓慢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农民。他们一方面给领主付地租，另一方面又运用手中掌握的资本雇用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小农，造成了农村的贫富分化，在农业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20世纪上半叶，厄恩利的农业改革精英论始终占据统治地位。英国农业研究先驱厄恩利爵士早在1912年发表《英国农业今古论》名著，在高度颂扬这场革命对英国农业产生深远意义的同时，提出一种“从上往下看”的“精英论”。他在《英国农业今古论》中断言：  “有目共睹的18世纪农业革命是与杰思罗·塔尔、汤森德勋爵、迪什勒的贝克韦尔、亚瑟·扬、诺福克的科克等人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大名就意示农业革命之特征。”[2]厄恩利及其同时代人认为，农业革命完全是绅士阶级中一小批农业改革精英之创举，与广大劳动农民似乎毫不相干。他们是这样论述的：l688年至l830年，英国政府实际上为土地所有者--绅士阶级所控制。他们以提高经济收入为目的，开始试验改进耕作制和牲畜饲养方法，引进“播种机”、  “马拉锄”等新工具，种植萝卜之类的新作物，推广更科学的诺福克轮作制。诸类农业改革需要他们控制土地并进行投资。但是，传统的农村结构成为改革之障碍。于是他们通过社会立法，采用传统的圈地手段来驱赶农民，集中地产，建立大型的农牧场，结果大大地提高了土地和农业劳动力的生产率。厄恩利称这一时期的农业变化是“令人惊诧的变革”，但拒绝使用“革命”一词，理由是“l8世纪的农场主的思维、生活和耕作与l3世纪的农民比较没有多大区别，真正跳出中世纪的禁锢是在1760年以后的事”。在他的笔下，英国农业革命是一小批上层社会改革精英的创举。“大领主热心创办大农场，投入大量资本，改造传统耕作方法，提高农业产量。”圈地运动作为一项合理的改革措施促进大农场的发展，使英国传统的农业向资本主义的、生产效率高的现代农业转变。厄恩利的著作多次再版，一直被认定为是英国农业发展历史的标准教材。概括厄恩利等人的理论有三个要点：其一，一小批改革精英是农业革命的主力；其二，农业耕作制度和生产技术的变革构成农业革命的中心内容；其三，圈地运动是农业革命的合理措施，无可非议。这三个要点成为后人争议不休的焦点。
    20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农业史评论》期刊上出现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资产阶级史学的大辩论，不久几本专门论述英国农业革命的著作便相继问世。l966年钱伯斯和明格合著出版《农业革命，l750-1880年》。此书的标题明确限定“农业革命”的时间在“1750-1880年”，但著者在论述中却认为农业革命始于17世纪初：当时新耕作制度业已流行，并与传统耕作制度决裂，这“标志了一个新农业时代的开始”[3]。次年，克里吉也出版了《农业革命》专著。他的深入考证发现钱伯斯所说的新耕作制度早在16世纪就已经存在，于是，克里吉把农业革命又推前了一个世纪。“农业革命发生在1560-l767年间，其核心乃是粮食作物和牧草轮种的草田轮作制的流行。这种制度在1673年就明显存在，而主要成就则是在1720年前取得的。”[4]其实，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是广大劳动农民在长期生产劳动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的结果，克里吉终于发现这个事实，并且推翻了传统的“精英论”。厄恩利的许多论点被否定，其权威地位也被钱伯斯和明格合著的《农业革命，1750-1880年》所取代。但是，在方法论上，钱伯斯和明格未能摆脱那种“从上往下看”的“精英论”。在他们的论述中，广大的农业基本生产者在农业革命的过程中似乎只承担着“被适应”、“被剥夺”、“被消灭”的角色，否认或低估他们的积极参与作用，故而不能全面解释农业革命的进程和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