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近代缘何落后于西方是史学界的一个老问题，近年来为学界所热议的“大分流”（TheGreatDivergence）从经济史的角度对这一老问题提出了新见解。在“大分流”的首倡者彭慕兰（KennethPomeranz）看来，欧洲的“核心地区”（例如英格兰）和世界其它地方“核心地区”（例如中国的江南）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这些“核心地区”原本都走向了一条共同的受到资源制约的劳动密集型发展道路，只是以矿物燃料和新大陆资源的利用为基础，欧洲才摆脱了生态限制，“偶然”地走上工业化道路。[①]彭慕兰的解释具有一定的“颠覆性”，一方面，他的“大分流”理论大大推迟了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时间节点[②]；另一方面，“大分流”理论消解了工业革命前欧洲所拥有的诸多优势，使欧洲的崛起看上去只是一个地理上的巧合。彭慕兰被认为是“加州学派”的一员，尽管该“学派”不是一个无差别的整体[③]，但该“学派”的学者普遍认为18世纪的中国比老一辈学者所认为的更加繁荣[④]。
    对于“加州学派”的论点，学界不乏反对之声，并引发不少论战。[⑤]彭慕兰等人的“大分流”框架包容了生态、市场、技术、制度等诸多历史因素，对其进行全面反思并非一篇短文所能完成。笔者认为，彭慕兰等“加州学派”学者虽然考虑到了多种历史变量，但对技术演化在中西“大分流”中所起的关键作用重视不够，因而推迟了中西方分流的起点。然而，如果从近代早期重工业演化的角度去审视“大分流”，就可以发现中国与西方的技术传统分化较早，而中国未能发展出某些关键技术，这直接导致了其无法孕育工业革命。技术演化是一个牵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重面向的历史进程，囿于篇幅，本文主要就其核心部分--即技术本身--展开论述。
    一、近代早期世界经济中的重工业
    近代早期（earlymodernera）是西方史学界对世界历史划分的一个特殊阶段，一般指公元1500-1800年。在近代早期，西方世界尚未凭借民族国家、重工业、威力巨大的武器和高效的交通通讯技术在全球取得主宰性的优势地位。[⑥]按照这种陈述，“近代早期”这个概念建立在西方实力变迁的基础上，明显是一种“西方中心论”的叙事逻辑。但是，“近代早期”这一术语也意味着1800年前后的工业革命才是导致人类历史发生巨大分野的原因，这与“加州学派”关于“大分流”的时间节点相契合，故我们引入这一概念方便下文讨论。进一步说，传统史家多认为西方世界在近代早期虽未能有效支配全球，但已经逐步积累起相对于世界其余地区的经济优势，这种优势为工业革命开创了条件[⑦]；彭慕兰等学者则认为在19世纪中期以前，欧洲在生产力方面并无独特的内生优势，西欧最发达的地区与欧亚大陆其他人口密集的核心地区有着共同的经济特征。[⑧]因此，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发展的内涵，或者说西方在19世纪取得的经济优势与其1500-1800年间的发展有多大的关联度？由于彭慕兰比较倾向于考察生产力，本文也将首先从生产着手，而且将视野集中于工业。
    严格意义上说，工业革命之前的制造业本质上属于手工业，但自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理论兴起以后，学界对于“工业”的界定已越来越宽泛，[⑨]故下文将径称近代早期的各制造业部门为“工业”或“原始工业”。在对原始工业化的研究上，学者多将视野集中于纺织业，彭慕兰在探讨“大分流”时也以棉纺织业作为原始工业化的代表性部门。这种重视纺织业的研究取向源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于棉纺织业的普遍认识[⑩]。按照这种认识，棉纺织品的巨大市场在棉纺织业技术革新开始前已然存在，足以诱使商人们大胆进行工业革命，换言之，英国工业成长的前导是大众消费品。[?]由此，部分学者强调市场需求与大宗消费的拉动作用催生了工业革命。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认为技术虽然是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但“技术革新显然听从市场的安排：必须在消费者的坚决要求下，技术革新才应运而生”[?]。这样一来，强调棉纺织业的重要性，就必然产生以市场需求和消费为中心的理论。这种理论有很强的解释力，但它既误解了工业革命的本质，又高估了需求与消费的作用--同时低估了供给和技术的重要性。